流动性经济学｜创新：现代经济增长的不竭源泉

创新是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分野，是社会“富裕的杠杆”，也是导致东西方“大分流”的驱动力量。在库茨涅兹（Simon Kuznets）定义的“现代经济增长”（Modern Economic Growth）中，创新和技术进步是必要条件之一。创新理论的集大成者熊彼特认为，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就是创新驱动的经济演化——“创造性破坏”（creative destruction），而企业家的职能就是推动创新。所以，创新对于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性再怎么强调都不为过。

18世纪中叶以前，人类社会的发展经历了漫长的停滞期，经济平均增速约为零。截至1700年，全球总人口约6亿，从公元前1万年至公元1700年，年均增速仅为0.04%（图1）。直到英国开启了第一次工业革命，人类社会才摆脱李嘉图“土地报酬递减论”和“马尔萨斯人口论”幽灵，打破规模报酬递减与人口指数增长的恶性循环。

全球人口年增长率在二战后婴儿潮高峰期时（1963年）达到了2.2%，目前仍维持在1%以上。联合国预测，至2100年，全球人口增长率会下降到0.1%。然而，这是低生育率和低死亡率的结果，与前现代社会中的高生育率和高死亡率得到的低增长率有显著差别。被称为“人类社会总决算”的平均寿命和寿命的基尼系数均显示（Peltzman，2009），现代经济增长带动了人和社会的全面发展（图2）。

图1：世界人口数量的变化（公元前1万年-2100年） 数据来源：our world in data，联合国,笔者绘制
说明：2020年后为预测数据，由红色曲线表示。

图2：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人类平均寿命的延长 数据来源：our world in data，笔者绘制

从千年历史长河中观察，人口、经济产出和创新的增长几乎是同步的，创新的累积略早于产出和人口。15世纪中叶谷登堡发明活字印刷术之后，印刷成本下降，书籍发行数量陡增，人类的识字率快速提升，加速了知识的扩散和思想的解放，致使工业革命之前的两百年出现了一波创新的小高潮（图3）。归根结底，创新在本质上是属于认识论的。技术变革只能通过新思想的涌现而产生（莫基尔，2008）。没有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欧洲能否成为工业革命的发源地是值得怀疑的。

图3：创新的指数增长（BC1000-2000年） 资料来源：Tvede L.，2020

 在《富裕的杠杆》一书中，莫基尔将经济增长的驱动力归结为以下四个方面：

（1）资本存量的增加，可被定义为“索洛增长”；

（2）商业扩张，如贸易的全球化，其对应着劳动分工的扩展，故被定义为“斯密增长”；

（3）规模效应，可被定义为“诺斯增长”；

（4）知识积累，包括技术进步和制度变革，故被定义为“熊彼特增长”。

不同类型的驱动力是相辅相成的，如商业扩张有助于实现规模效应，资本积累是技术进步的实现方式。标准宏观经济学从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开始定量归因经济发展的来源——劳动投入、资本积累和全要素生产率（TFP）的提升。TFP是劳动生产率和资本生产率的加权平均，代表了“创新”。

不同的驱动力对于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有不同的含义。人口和资本的投入有数量和效率的双重约束，故TFP是决定任何经济体长期经济增长和生产率的唯一要素。“尽管一些国家相对于其他国家可能拥有更高的生产率水平，但没有哪个国家能够取得比技术进步速度更快的生产率增长速度。”（菲尔普斯等，2021,p.6）

在教科书版本的经济增长模型中，长期经济增长率等于技术进步率。索洛（Solow，1957)的计算结果显示，美国人均产出的增长中约有80%要归功于技术进步。在标准回归模型中，无论是发达经济体还是发展中经济体，由“索洛残差”代表TFP平均贡献了经济增长的40%-60%（菲尔普斯等，2021，p.48）。

“索洛残差”实际上代表了经济学家对于科技创新的无知。著名经济史学家汤姆森冷嘲热讽地说：“技术变革就像上帝。人们对它讨论颇多，有人顶礼膜拜，有人拒绝抵制，却没有多少人理解。”（Thomson，1984）

至少从熊彼特1911年出版《经济发展理论》开始，学术界就开始重视创新和企业家精神的作用。熊彼特意义的创新是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把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关于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作为资本主义灵魂的企业家的职能就是实现“创新”，引入“新组合”，具体包括：

（1）引进新产品；

（2）引用新技术，即新的生产方式；

（3）开辟新市场；

（4）控制原材料的新的供应来源：

（5）创设新的工业生产组织，比如组建托拉斯，或者反垄断。

《经济发展理论》，熊彼特 著，何畏、易家详 等译，商务印书馆2020版

长期以来，主流经济学都将创新视为外生的。模型中的创新是一个“黑箱”。这对于理解创新的生成机制毫无益处。直到20世纪80年代罗默建立内生增长模型，创新才内嵌于经济循环过程当中，但仍然缺失“人类可能性的关键维度”，如人的欲望和想象力、思想市场的多样性或普通大众的“活力”。从人的观念的转变到知识的积累，再到技术、创新和GDP的形成，每一个环节的传导都不是必然的，从观念到物质财富的良性循环的形成更非易事（图4）。

图4：创新的系统 资料来源：笔者绘制

创新或生产要素“新组合”的出现，并不是连续均匀地分布在时间序列上，而是断断续续地、时高时低地，有时集聚，有时稀疏的（熊彼特，2017）。技术创新的集聚，不仅会引发产业革命——“技术-经济范式”（techno-economic paradigm）（佩雷斯，2007），也会带来世界政治-经济体系的变迁（Hirooka，2006）。世界体系的中心国，一般也是新技术革命的领导者，如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中的大英帝国，或第三和第四次工业革命中的美国。只有在新技术革命中拥有更多核心技术的所有权，中心国才能维持领导者地位，外围国也只能如此才能取而代之。后发国家可通过引进技术实现快速追赶，但只能通过自主创新实现赶超。所以，科技创新乃“兵家必争之地”，是国家“硬实力”的来源。

从康波的演化规律来看，世界正处于新一轮产业革命的增长期，新技术正在加速转变为产品或服务，新的产业集群正在形成。它或者可以被定义为“智能时代”，代表性技术包括人工智能（AI）、数字技术、5G、自动驾驶、生物科技、新能源等等。谁在新一轮技术浪潮中拥有更多创新的所有权——尤其是“主干创新”，谁就能赢得下一个“五十年”。在未来较长一段时间内，世界政治经济体系的主要矛盾是中美关系，决定中美竞争格局的长期关键性力量就是科技（与产业链）。新一轮科技竞赛的序幕已经拉开。

自新中国建立以来，科技创新就是顶层设计的重要关切。1954年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明确提出要实现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和国防的四个现代化。1964年底到1965年初召开的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进一步明确了“四个现代化”任务，即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其中，科学技术现代化又是实现农业、工业和国防的具体手段。

对于后发国家而言，从国外引进技术和创新是实现经济起飞的“捷径”，这几乎是全球惯例，尤其是在起飞的早期阶段。20世纪50年代，中国的主要技术来源是前苏联。苏联于1960年将全部顾问撤出中国。中苏关系在1962年破裂，中断了中国引进技术的渠道。中国只能艰苦地探索自主创新之路。事后来看，条件并不成熟。直到1978年改革开放，中国才真正走上现代化的“康庄大道”。经过近40年的奋斗，中国建成了“世界工厂”，完成了英国工业革命以来两百五十多年的工业化历程。

“中国奇迹”是多要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既离不开人口和资本要素的投入，也离不开教育和创新的作用。从1978年至今，国家支持创新的政策从未中断。在每一个“五年”计划中，科技创新都是重要内容。

2006年出台的《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确定了“自主创新，重点跨越，支撑发展，引领未来”的发展方略，中国特色的国家创新体系建设提上日程。这是中国从引进创新向自主创新转变的“分水岭”，也是从追赶向赶超的必由之路。

2012年党的十八大首次提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2016年制定了《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经济增长模式要从要素驱动转向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创新在五大“新发展理念”中居于首位，“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中国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和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重器”。

人口红利的消退不可逆转，资本边际生产率的下降又压抑了投资需求，科技创新和制度变革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必选项，且自主创新的地位将日益凸显，必须“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一方面，全球在前沿科技领域的竞争日趋白热化，中国引进技术的渠道只会越来越窄；另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技术水平不断向“最佳实践”收敛，在多个领域已经成为“领头羊”，引进技术的空间也在不断压缩。

经过长期努力，中国已经具备了由“跟跑者”向“并行者”、“领跑者”的转变的能力。这也将是“惊险的一跃”，不太可能是一马平川，需要战略定力和系统思维，需要连接思想市场和商业实践，需要以科技创新为战略支撑，理论创新、体制创新、制度创新、人才创新全面推进。

（作者邵宇为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总裁助理；陈达飞为东方证券宏观研究员、财富研究中心总经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