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为爱情：1990年代中国女性小说中的“浪漫之爱”

2022-02-15 19:26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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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漫之爱把一种叙事观念入个体生命之中——这种叙事观念是一种套式，从根本上延伸了崇高爱情的反射性。

—— 安东尼·吉登斯

究竟何为爱情，这是一个古老又新鲜的话题。

哲学家对于爱情的态度，各不相同。叔本华把爱情更多地理解为精神本源的下放或流溢,而这种精神表现在外的是一种懵懂感,它的内在却是生硬的欲望精神（或者叫生命意志、繁衍的前定意志）。克尔凯郭尔把爱视为主体体验的最高阶段，他将生命分为三个阶段，每个阶段爱的呈现方式各不相同。第一个阶段是美学阶段，爱是一种享乐主义的呈现方式；第二个阶段是伦理阶段，爱变成一种严肃而庄重的体验，基本上是通过婚姻的方式呈现；第三个阶段是宗教阶段，在这个阶段，爱继续通过婚姻的方式转化成一种本真的使命，既借助爱的经验，自我回到根源，也回到神那里。

英国当代著名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在《亲密关系的变革》一书中将现代社会中的爱情分为“浪漫之爱”和“激情之爱”。他认为“浪漫之爱”是把一种叙事观念导入个体生命之中——这种叙事观念是一种套式，从根本上延伸了崇高爱情的反射性。吉登斯认为浪漫之爱是和两性之间长久稳定的关系联系在一起的，它虽然不一定以婚姻为形式，但它是把两性亲密关系指向未来的黏合物。”

作为人文主义者的理想家园，“浪漫之爱”也经常在1990年代的女性文学作品中出现，例如冯沅君小说《旅行》、池莉的《让梦穿越你的心》、张欣的《一意孤行》等等。

安东尼·吉登斯

葛红兵说：“‘浪漫爱’是上个世纪初‘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产物，它以男女双方感情的契合为目标，追求情感上的高峰体验，生活责任和道德义务反在其次，有时候这种爱甚至不以结婚为目标。”他举例冯沅君小说《旅行》里的故事，一个女孩为了纯洁的精神之爱和一个男孩私奔，二人虽共处一室，但除了牵手没有其他身体行为，这就是一种浪漫之爱。罗素认为，西方社会早在中世纪以前，也就是在前现代社会，就已经产生浪漫之爱，那时候，爱不指向性，多是一个男人对一个极有尊严的女人的痴情。情诗是浪漫之爱的表达方式之一。如果按照罗素对浪漫之爱的理解，在中国，“浪漫之爱”的历史更加悠久，中国古代的爱情诗歌是如此繁多，如《蒹葭》这样古老的诗歌，也应该算是一种带着理想情怀的浪漫之爱。

当然，古代的浪漫与现代的浪漫是不同的，古代的浪漫之爱，总结起来有两个特点：一个是爱情的忠贞性；二是爱情的精神性。舒婷的诗歌《神女峰》最后一句：“与其在悬崖上展览千年，不如在爱人肩头痛哭一晚。”实际上已经区别了前现代社会中的浪漫爱情和现代爱情的不同：古典爱情是坚贞的，矢志一人的，女子站在悬崖上遥盼良人的归来，直到变成石头，正体现着爱情的忠贞；现代爱情追求现世的幸福感和享乐精神，不指向唯一的那个人，不必为哪个人守忠贞。应该说，1980年代是一个对现代性充满乐观态度和信念的年代，舒婷的诗歌就代表了那个时代的女性爱情观。但是，1990年代，发生了一些变化，在文学中的表现就是有一股回归传统的潮流，《废都》里庄之蝶表现出古代士大夫的趣味倾向；余秋雨的大文化散文也表达着对中国古代文化的向往和追怀。在女性作家中，也有这样的一类小说作品，比如女作家须兰和蒋韵，写了不少历史题材的作品，特别是蒋韵，笔下描绘了不少凄美的古典爱情。除此之外，很多作家也在现代和历史，或城市和乡村的对比中，表达对现代性的质疑，在爱情的问题上亦是表现出这种态度。

池莉

池莉1995年发表的小说《让梦穿越你的心》写的是现代年轻人在一个没有“祛魅”的前现代环境中邂逅的一段美好的爱情，而在现代青年圈子里却不能获得真爱，通过文化环境的反差和对比，来反思现代人的精神和爱情观。一群城市青年来康巴藏区旅游探险，小说叙事者“我”叫康珠,是其中的一个女孩，深感生活的无聊：“我没有仗可打，我没有知青可当，我没有大学可读，我没有工作可做，我陷落在我的苍白的历史阶段之中。”因为无聊和不信任，这些男女青年彼此之间玩着情感的游戏。康珠前任男友李晓非与一起旅游的姑娘兰叶暧昧，康珠不胜其辱，转而和画家牟林森好上了。旅游中途康珠生病，现任男友牟林森以画画采风为由不顾康珠的病情，把她遗弃在镇上，康珠以虚弱的身体独自面对陌生的藏区，意外地邂逅了健壮、质朴的康巴汉子加木措，加木措以他藏族人虔诚的信仰和对康珠的真情，竟然“叩一夜等身长头”，为康珠治好了病，这一行为令康珠深为感动，“我”对加木措产生了依恋，但又深知与加木措生活环境没有交集。朋友们旅行探险回来后，牟林森对自己不负责任的行为向康珠道歉，此时的康珠在经历了与加木措的相处之后，心里已经发生了变化，开始拿他们这群现代青年与加木措相比较：“我心里头又泛起一浪覆盖一浪的苍凉。是不是终须有个信仰我们才能守承诺忠信用，才能保证自己信赖他人呢？”必须离开藏区，“我”没有向加木措告别，心中充满了不舍，正在“我”准备上飞机的时候，加木措骑着骏马从远方向“我”奔来，并把“我”扶上他的马背，带我狂奔出机场。这情景如同一个远古的英雄掠走自己心爱的女人。所有的人都为这一幕感动，“我”在这刻也如在梦中，恍然惚然，沉醉其中。加木措对待康珠的一往情深和浪漫情怀是现代年轻人所不能给予的。这篇小说以缅怀和憧憬之心表达着现代女孩对未受现代文明影响的浪漫爱情的向往和追慕，同时也反思了现代性带给年轻人的问题，这种反思是深刻的，“我”的心理说明了这个问题：

咱们这算什么事呀？1980年之前，在我们新中国建国三十一年的时间里，我们所有的电影里连一个接吻的镜头都没有。现在才过去了十四年，我们这一代人一下子跨越了整个社会主义社会，完全和资本主义社会玩世的青年一样了，人与人的关系如此随便和赤裸裸，真没多大意思。

池莉的这个作品是一篇集中思考现代性为年轻一代造成的信任危机和情感危机的作品，作品没有全盘接受传统文明，也没有全盘否定现代性，只是，在婚恋关系的对比中，作者借康珠的经历追怀不复存在的浪漫爱情。小说对现代社会中的男女带着批判精神，池莉写出了他们的自私、缺少爱的能力。这确实是一种时代病。铁凝的小说《对面》也是在思考当代年轻人所缺少的“爱的能力”，因为性观念的开放，现代的年轻人只能在性快感中去建立快餐式的交往模式。“我”和肖禾之间，和旅途中的陌生女孩之间的“一夜情”，只是性关系，而这种单纯的性关系竟然使我们充满了仇恨和愤怒，而那发自内心的因爱产生的善、关爱、责任却是没有的。池莉的《让梦穿越你的心》是借助一个生活在藏区的大男孩的行为举动，表达出具有传统情怀的男人的品质和爱的能力，从宗教信仰中寻找治疗现代青年“爱无能”症状的药方，而铁凝的《对面》则是以年轻人看到劳动的力量由此唤起的人类最质朴和谦卑的心，以此来化解年轻人因为“爱的缺失”而造成的问题，后者似乎在学习浮士德。徐小斌的短篇《天籁》与上两篇小说有异曲同工之处，同是关注现代文明弊端对浪漫爱情带来污染的作品。岁岁是松岩这个淳朴的地方最美的姑娘，她歌声甜美，是寨子里的“花儿皇后”。她性情天然本真，又是个情种，以真挚热烈的感情爱上了都市男青年田力，岁岁对田力的爱是纯真热情的，深受现代文明熏染的田力终于被岁岁的热情唤醒了被工具理性压抑的真爱。但是他们的关系却遭到了岁岁母亲的反对，这令两个年轻人很伤心。当岁岁听说母亲为了让她把歌唱好，在她小时候故意弄瞎她的眼睛，她终于无法抑制住悲伤而消失了。一个天然本真的姑娘，在母亲功利心和现代文明的包装之下，定然会失去本真，丧失天性。这个作品的深意在于作家反思工具理性对浪漫之爱和纯真人性的戕害。

张欣这一时期也写了很多反映爱情和婚恋的小说，其作品中，多赋予她喜爱的女主人公一种对爱情忠贞的浪漫情怀，用她自己的话说，就是“在写作中总难舍弃最后一点点温馨，最后一点点浪漫”在小说《一意孤行》中，于冰在工作上是一个拼命三郎，一副女强人的样子，但是在感情问题上，她却是极其内敛和浪漫的，她跟萧沧华工作多年，一直暗恋着这位意志坚定而又有点男性虚荣的上司。直到离开，她都没有表达自己的这份精神之爱，于冰留给萧沧华的是悠远而挥之不去的思念。作家张欣很显然对于这种古典之爱给予了某种理想主义的因子。她的另一部作品《致命的邂逅》里的女性徐寒池和章迈之间的爱情，写得凄美而浪漫。章迈对出身寒微的徐寒池真挚热烈的爱，徐寒池对蹲监狱的章迈耐心的等候，以及多年之后，为了个人的前途不得不放弃对徐寒池的念念不忘，不惜离婚想重拾旧爱。虽然他们的感情中间被世俗和功利的因素隔断，但是彼此的认同和心灵默契最终坚守了下来。张欣《纯真依旧》里的女编剧赵亚超这个人物也带着理想主义色彩，她对待前夫于达的爱，是润物细无声的，是舍身的，更是不求回报的，甚至带着些不食人间烟火的气息，使得于达对她念念不忘，这样纯真无私的爱，在现代工具理性观念泛滥的环境下很难看到。在1990年代的整体环境下，张欣的这个作品带着不合时宜的浪漫气息，在欲望丛生的文坛和社会中，高唱“爱”的赞歌，也表达着这个时期的女作家思想和价值观的多元性。

吉登斯认为“浪漫之爱”是这样的：“浪漫之爱是把一种叙事观念导入个体生命之中——这种叙事观念是一种套式，从根本上延伸了崇高爱情的反射性。”同时，他认为，“浪漫之爱借助激情之爱形成一束与超验性一致的特殊信念和理想。这种浪漫之爱会导致两种意义上的投射：一方面紧紧依恋着他人并把他人理想化；而另一方面又投射出未来发展的路”。可见，爱情与人的理想信念是连在一起的，所以爱情总带着理想主义精神。浪漫之爱除了具有理想性的特征之外，它还可以在男女双方相互的投射中实现个体对自我的认同，就是从对方身上启迪和确认自我价值，用吉登斯的话说，就是“浪漫之爱依存于投射性认同”，“自我认同期待从他人的发现中得到效用的确认”。吉登斯认为浪漫之爱是和两性之间长久稳定的关系联系在一起的，它虽然不一定以婚姻为形式，但它是把两性亲密关系指向未来的黏合物。日常生活和生存法则对婚姻关系的黏合是相反的，从这个角度来说，浪漫爱情乃是对平庸现实的一种超越，是人类具有自我救赎意义的人文精神的体现。在1990年代，作家通过对浪漫爱情的书写表达的是在经济实用主义和大众消费主义话语围困下的一点知识分子的理想情怀和超越精神。这种不灭的理想情怀不但在女性作家的文本中有体现，在男性作家的文本中，也有体现，如北村、张炜和张承志的作品。当时这一话语虽然已经退居边缘，但是，如今再回望这类文学作品，会发现这些作品在1990年代纷乱复杂的文学阵容中，最能显现出文学之为文学的尊严和纯正，它们的独立品格捍卫了文学之为“人学”的特性，这类作品的文学价值和思想价值也将随着文学史的前进日益显现出来。

节选自：《破裂与弥合》，内容略有删改，图片来源于网络，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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