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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名人｜乒乓名将李富荣：我就是“不服输”（上）

2022-02-26 08:28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原创李富荣上海滩杂志公众号

乒乓名将李富荣

李富荣，1942年出生。乒乓球运动健将，直拍左推右攻打法。上海体育宫业余体校学员，1958年入选中国青年队，1960年进入国家队。第26、27、28、31届世乒赛男子团体冠军主力队员。1974年起任国家乒乓球队教练。1984年被评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五年来杰出教练员。1994年被评为“建国45周年体坛45英杰”。八次获得国家运动荣誉奖章和中国乒乓球运动最高荣誉奖。第五、六届、十届全国人大代表。曾任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中国奥委会副主席、亚乒联主席。现任亚乒联终身名誉主席。

“不服输”让我进入国家青年队

上海新闸路靠近泰兴路的三育小学，是我学打乒乓球的母校。在我的记忆中，学校里至少有三四张乒乓球台。黄志钧老师是上海小有名气的乒乓球好手，在他的带动下，三育小学的乒乓球活动开展得不错。

我家隔壁有一家奎记印刷厂，里面有两张球台，工人们休息时都在那里打。我也很想打，但家里条件不好，没钱买球拍。那时我哥哥在一家玻璃厂当工人，一个礼拜回来一两次，给我五毛零用钱，我攒了一个月，用一块八毛钱买了块海绵球板。尽管质量很差，但我还是如获至宝，为此我还找了块布，缝了个拍套。后来我就拿着这块拍子到处打球，一直打到小学毕业。

小学毕业后，我考入同济大学旁边的56中学。体育老师原是撑杆跳运动员，故田径运动开展得比较好。乒乓球则不行，基本没什么人打。所以入校学习了一个学期，我便转学到了地处共和新路的市十三初级中学。这所学校乒乓球活动开展得很好，而且离家很近。每天中午我都会打乒乓球，随着时间的推移，水平也有不少提高。

有一次，上海市乒乓球女子第三名张逸倩来印刷厂打球，厂里叫我去和她比试，不料我赢了。十三中的体育老师陆耀看我打球有些天分，就通知我去报考上海市业余体校乒乓班，我就被录取了。

初进体校，我的水平属中等。教练有陆汉俊、李宗沛、戴龙珠等。训练地点在市体育宫，一周三次，周日是全天。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我的水平显著提高。1957年，上海举行青少年乒乓球比赛，我拿了冠军。

同年，上海体育学院竞技指导科要组建乒乓球队，杨开运教练来业余体校选人。他看我打得不错，跟我试打了几下，就同意招我了，我正式进入了专业队。市乒乓球队的驻地在风雨操场，我每天坐车去体育宫训练。半年以后，我和杨瑞华、徐寅生一起参加了在广州举行的全国乒乓球比赛，我赢了当时国家队的主力王传耀，还赢了北京队的庄则栋，上海队获得了全国冠军。

1958年，国家队傅其芳教练到上海选人，要组建国家队和国家青年队。他先看训练，然后又和我们每人打了一局，前面几个人输了后没吭声就下去了，轮到我输了却怎么也不肯下来，直嚷嚷要再打一局。虽然我憋着劲猛攻，但这局还是输了。也许是不服输的性格使然，我仍缠着傅其芳再打一局，结果这一局居然赢了。傅其芳当场问我：“愿不愿意去北京？”年底，我便和徐寅生一同坐火车到了北京。徐寅生长我四岁，球技又好，是国家队成员，我则进了国家青年队。后来，我才知道傅其芳是故意输的。傅其芳对我说：“不输你一局，我下不了台啊！”

竞技体育想要进步，后备力量很重要。学校体育不开展，就没有基础；业余体校弱化了，人才就难以出头。所以，只有踏踏实实地把这两层抓好抓实，后备力量才能源源不断。

击败日本“秘密武器”

我在国家青年队的第一任教练是岑淮光，梁焯辉教练也时不时来指点。我们住在工人体育场的看台周围，我有幸和容国团同一宿舍。容国团是中国乒乓球界的先锋，他为中国运动员夺取世界冠军打开了大门。我很羡慕容国团，很愿意跟他凑在一起。容国团喜欢跳舞，我不会跳，主要看他跳；他还很喜欢看电影，有时没票也要去等退票。人家一看是容国团，就主动送票给他。

1959年10月，我随中国青年队先后访问匈牙利、南斯拉夫、英国、瑞典等国家，并参加第五届斯堪的纳维亚国际乒乓球比赛。开始人家看不起我们，说容国团、王传耀怎么没来？后来一交手，才感到我们这些年轻人也不是好对付的。记得在与南斯拉夫老将哈林克索对阵时，技术上我处于下风，上来就0∶2落后，但我凭着股韧劲连扳三局赢了回来，全场观众站起来为我鼓掌。这是我第一次正式与外国选手交手，所以印象特别深刻。而后，我们又在英国兜了一圈，他们的整体实力敌不过我们，当地的报刊报道说“中国乒乓小将横扫英伦三岛”。参加瑞典斯堪的纳维亚比赛，我和庄则栋拿了个双打冠军。

26届世乒赛，周恩来接见参加比赛的中国乒乓球队员，并与李富荣握手

从欧洲回来以后，国家队和青年队合并，于1960年12月组成国家集训队（即中国乒乓球队队史上著名的“108将”），为在北京举行的第26届世界锦标赛做准备。首要任务是对付日本发明的弧圈球，我们的科研所得到了情报，并转告我们说这是日本的“秘密武器”。恰好日本队在香港比赛，我们派了广东运动员庄家富去香港打探。庄家富基本看懂了日本弧圈球的路数，回来以后做了介绍。为此，荣高棠主任主持召开了一次形势分析会，他提出对付弧圈球要“战略上藐视，战术上重视”。教练组针对性地制定了训练计划。队里的薛伟初、胡炳权改打弧圈球，起先还没有前冲弧圈，就是高吊，所以要强烈摩擦球，拉起来是很累的。主力队员通过他们的陪练，掌握了击球的时间与拍形把握的关系，因而在26届比赛中没受什么影响。日本队教练老长谷川就说：“26届中国队还不会成为我们的对手，若干年以后才可以。”

26届世乒赛，国际乒联主席蒙塔古斯将斯韦思林杯授给中国男子队

20世纪60年代初，国家正处于三年困难时期，但却保证了乒乓队的基本需求，如鸡蛋、白面、罐头肉等。大家知道机会来之不易，训练的刻苦性与自觉性就不用说了。除了正常训练外，我们周日还补课，有时管理人员把门锁了，我和庄则栋就从窗子里跳进去。

当时，贺老总强调，集训队要加强领导。荣高棠就在国家体委内选调干部，组成蹲点小组。他担任组长，组员有竞赛司司长李梦华、球类司司长张之槐、群众体育司司长、乒协主席陈先，还有不少体委的处级干部和善于总结的笔杆子。他们与大家同吃同住，总结经验，不仅帮助解决思想教育、后勤保障等实际问题，对技术也是严格要求。我的技术特点是近台快攻，但遇到把握不太大的球就喜欢后退。荣高棠发现后就跟我说：“你一定要坚持近台快攻的风格，不能对方一凶你就退，风格不能都丢啊！”他要求训练中一切“从实战出发，从难、从严，加上大运动量”，这就是那时所有运动队奉行的一个原则——“三从一大”。

中国队就是“快准狠变”

男队教练是傅其芳，他提出中国队的技术风格是“快准狠变”。在训练中，傅其芳管容国团、徐寅生、庄则栋、王传耀和我等几个攻球手；梁友能辅佐傅其芳分管张燮林、王志良等削球手。当时团体比赛规则是三对三，九盘五胜制，傅其芳在排兵布阵上很有办法，能有效地抓对方的软肋。做场外教练时，他对场上出现的问题看得比较准，能简单扼要提醒，并告知应对的办法。

26届世乒赛的动员报告是陈毅来做的。那天听完报告后，我骑车去医院看病，可能还沉浸在听报告的激动中，不慎把一位老大爷给撞了。有路人认出了我，随口说了句：“李富荣，你打球快，骑车也快啊！”好在老大爷没什么事，我道了歉后就继续赶路了。

当时我19岁，经过“108将”的集训，进入五人主力名单，心中自然高兴，但也知道团体上场的可能性不太大。因为技术方面，我不如徐寅生成熟；风格方面，也没有庄则栋犀利的杀伤力。当我们拿到团体冠军后，场上一万五千多观众呼地站了起来。这是中国乒乓球队第一次在中国举行的世界大赛上夺冠，多么鼓舞人心啊！当然高兴之余，我还是觉得自己没能上场有些遗憾，并深感自己还需加倍努力。世乒赛结束后，日本队继续在北京和上海进行两场中日对抗团体赛，我打了五场均获胜利，赢了荻村、木村、星野等日本主力。

单打比赛的第二轮，我碰到日本队的削球老将涩谷，开打即0∶2落后。于是，我就改变战术死缠活缠地跟他泡，连扳三局。殊不知，这场球对我的一生太重要了!在中国队，一个运动员，若输一两场关键球，教练就可能把你往后放了，因为能上的运动员很多。

李富荣（左）和庄则栋

最后，我与庄则栋进行冠亚军决赛。当时，报纸上称“南北两虎将”。当时庄则栋蝉联三届世乒赛男子单打冠军，我是这三届的亚军。所以人们提起庄的冠军，总不免要讲到我的“让”。其实，领导的大局考虑是：容国团拿了世界冠军后，技术有所下滑，年龄也稍大了，26届单打又输给巴西小将考斯特。所以，此时要有一个运动员能在这个领域，较长时间地将冠军持续保持下去，就选中了庄则栋。那时欧洲弧圈球技术还没露头，庄则栋的近台两面攻打法比较先进，而且他年轻，刻苦，能拼，意志顽强。

其实，我让给庄则栋三次，湖北的胡道本也让给我三次。“文革”以后，湖北体委派人来核实这件事，我如实作答。中国乒乓球队是一个集体，我们个人的成绩都离不开队友的帮助。我们那时所受的教育，就是集体荣誉至上，对个人的利益看得很淡。

我同庄则栋之间的决战

1962年，中日球队进行互访。男队由全日本男子单打前三甲的木村、三木和松原组成，实力非常强。当时在上海江湾体育馆打了两场友谊比赛，我和徐寅生、杨瑞华代表上海队出战。我第一场对三木输了，三木还胜了老徐。虽然最后中国以5∶2获得团体赛冠军，但三木一人独得了两分。回访日本时共打了五场比赛，重要的是在东京打的第二场，日队上场的荻村、木村和三木，实际上就是27届世乒赛决赛的阵容。比赛中我先负荻村，后胜木村，当场上比分打成4∶4时，决胜局我又对上了三木，但还是0∶2输了，结果日本队以5∶4险胜中国队。

因为与日本打得不太理想，影响了我27届的上场。27届半决赛对西德队，我赢了主力绍勒尔拿了两分，以至团体决赛前，我保持不败，竞技状态不错。但在对日本队的决赛时还是没派我上，傅其芳觉得老徐整体上比我全面。同时，张燮林作为“秘密武器”，对付日本选手有很大的优势，他在团体赛中击败三木，两局分别为21∶9、21∶8。这样，我很遗憾地又等了两年。

28届时，我的技术趋于全面、稳定。以前我正手强，反手弱，通过前两届的大赛，反手技术有了较大的提高，自觉没什么可让对方轻易突破的漏洞。傅其芳和教练组也认为我成熟了。同时，傅又征求了老徐的意见，决定派我打2、6、9场次。

别看是第三主力的位置，实际上最难打。上来就与客队的第一主力对战，若是输了不可避免地会影响下面的比赛，万一两队打成了4∶4，最后要打决胜盘。我的对手是木村，没想到第一局还真打成16∶20。后来我铆着劲一分分地追，连扳6分，以22∶20拿下这一局，并最终以2∶1赢了木村。第六盘，我以两个21∶18赢了小中健，使我队在总分上4∶2领先。俗语说“两强相争勇者胜”，关键时刻比的就是意志，甚至意志品质比技术更重要，这与我生来不服输的特点有很大关系。

单打决赛在我和庄则栋之间进行。领导要求打成3∶2，我说：“算了吧，还是3∶1稳妥些，前两届不都是3∶1嘛，不要搞得太悬。”但领导不同意，结果打到第五局，我10∶5领先交换场地。人家打球往前面跑，我是发一个球就往后退，接着放高球，打回头，老徐在后面看得都笑了。

中国男子乒乓球队获得第28届世乒赛冠军

中国乒乓球队参加第26届至28届世乒赛战绩卓著，三次受到毛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第一次是在中南海，记得我与毛主席握手时，还没握上相机就拍了。那次是容国团等为主席打表演，我帮着捡球。第二次是我和庄则栋上场表演，主席、刘少奇、周恩来等领导都在。我想：毛主席日理万机，真是太劳累了，一定要好好打，让毛主席高兴地看球。谁知我太想打好了，一丢球就急得要命。这样，反而打得磕磕绊绊，很不顺手。第三次在北戴河，补救的机会终于来了，这次庄则栋和张燮林是攻守组合。我和周兰荪是快攻组合，我总结了上次的教训，打了场好球才算如愿以偿。

世界冠军也须“闹革命”

对我来说，29届、30届世乒赛是非常关键的两届，因为我的技术、能力和经验正处于稳定的高峰期，可惜“文化大革命”来了，一晃四年的青春年华就逝去了。到了31届时，我已经29岁，各方面的条件都退化了，一条腿在拉练行军时受了伤。但当时全国人民都在“闹革命”，世界冠军又算得了什么！

在造反派眼里，乒乓队属于“铁杆劳保”。1966年10月下旬的一天，北京体院的红卫兵批斗荣高棠主任，我们正在食堂，听说荣主任在主席台上站着，到中午12点还吃不上饭。于是我和周兰荪、郭仲恭等几个一合计，就端着一锅饺子进入了会场，径直走上主席台送饺子，结果被红卫兵拦了下来，这就成了著名的“送饺子”事件。那年12月中旬，将在印尼召开新兴运动力量运动会，原定荣高棠是团长，后来又不让去了。于是，我们乒乓队就到国务院去请愿，为此事还挨了总理的批评。总理是最关心乒乓队的，但在这种情况下他也顾不过来了。

直至给荣高棠定了性，我们几个送饺子的也被拉上去批斗。我那时年少气盛，因而成了重点对象。记得有一次验血后，我转氨酶的个别指标偏高，于是就请队医关俨诊疗，关医生给我开了全休单。造反派看后不相信，认为我是伪造的，为此还专门到关医生那里去核实。

乒乓队的“保皇”本是铁板一块，但随着荣高棠问题的升级，庄则栋在体委大楼贴出“我要造反了”的大字报后，乒乓队逐渐开始分化，分成了造反大队与毛泽东思想兵团两派。除容国团等一些人外，大家则按自己的看法或者认识选边站，我和老徐参加了“兵团”。既然是两派，双方总认为自己是正确的，当然也没有像外单位发展到冲突的地步。1967年，毛主席有了“大联合”的最高指示，乒乓队又联合起来下基层为工农兵打比赛表演。

1968年的4月至6月，傅其芳、姜永宁和容国团三人因受到迫害，永远离开了一生所钟爱的乒乓球事业。我虽不在现场，但消息传来，却是无比的震惊难过。

1967年底，周总理有意让中国队参加第30届世锦赛，要求体委进行讨论。讨论会上，容国团发言说：“我们应该立即组织队伍，参加世乒赛，为祖国争取荣誉。”但造反派坚决反对，宣称“革命运动大于一切”，想参加比赛无非是为了个人名利，并贴出大字报，攻击容国团等人是修正主义黑干将。容国团不服，执意给中央写信，邱钟惠、郗恩庭、张燮林和我等都签名支持，积极要求参加30届世乒赛。1968年5月下旬，寄出的信被退了回来，“文化大革命”小组还派人调查写信人的“幕后黑手”。容国团在造反派轮番审讯下，说出了我们几人的名字。虽然被释放了，但他想不通这番为国争光的苦心，为什么会遭到如此的责难，最后选择了自杀。在遗书中，容国团写道：“我爱面子甚于生命！”其实指的就是人格与尊严。

1985年，由中国乒协牵头，设立“三英杯”乒乓球邀请赛，每年分别在北京、上海、广东、香港(后加入澳门、宁波)等六地轮流举办，不仅是为纪念容国团、傅其芳、姜永宁三位英杰，更要我们牢记历史，教育后人，不要让悲剧重演。

2009年4月5日，李富荣（后排中）在珠海市体育中心容国团塑像揭幕仪式上

恢复训练后

第一次参加比赛即遭惨败

1968年5月后，国家体委实行军管。就此，国家队进行了整顿，人事供给关系不在体委、户口不在北京的一律回原单位，例如姚振绪就回到了上海。所有运动队都改为部队连、排编制，乒乓队编为一个排。此时“三忠于”活动搞得很热闹，早请示、晚汇报，学跳“忠字舞”，大唱“语录歌”。时常有最新指示下来，于是大家就排着队，敲锣打鼓喊口号，从训练局出发到人民广场兜上一圈。之后又搞野营拉练，组织到农场劳动，有时还组织我们下基层做乒乓表演。

到了1970年，球队逐步开始恢复训练，对外交流也开始了。6月，以尼泊尔马亨德拉国王五十寿辰庆祝活动为契机，中国乒乓球队前去访问表演。这也是“文化大革命”中中国体育代表团第一次出访。7月，在董老和总理等领导的陪同下，我们在首都体育馆为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和宾努首相进行体操、乒乓球、篮球、排球四个项目的体育表演，男子单打仍然是庄则栋与张燮林一攻一守，我与周兰荪对攻。体育表演结束后，领导和外宾与我们合影，西哈努克亲王还赠送了银杯。

这一时期，社会主义国家球队的来访比赛也多了。8月，朝鲜乒乓球队来访；11月，越南乒乓球队来访；12月，罗马尼亚乒乓球队来访等。除了在北京的比赛外，来访球队又到外地继续进行访问比赛，如朝鲜队去了上海，此时国家队就安排上海籍队员余长春、于贻泽回上海参赛，加上先前返籍的姚振绪，实力应该是可以的。结果却以4∶5输了，这说明咱们断了训练，人家没断，水平下降是必然的。

11月，我们启程欧洲巡回赛，访问了罗马尼亚、瑞典、丹麦、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五国。男队教练徐寅生，女队教练王志良，男队队员有庄则栋、张燮林、周兰荪、李景光、郗恩庭、余长春、王文华和我；女队队员则是林慧卿、郑敏之、李莉、梁丽珍、李赫男、郑怀颖、张立。因为是“文化大革命”以来中国乒乓球队第一次参加国际赛事，引起国内外舆论的高度关注。

结果在第十三届斯堪的纳维亚锦标赛上，我们男队丢掉了份量最重的男团和男单打冠军。团体八进四时，我们就险负名不见经传的英国队。半决赛时我们输给了匈牙利队，决赛盘是我对克兰帕尔，他的弧圈冲劲十足，我的发球抢攻又没奏效，没能担负起挽回战局的重任。随后的单打比赛中，我们七位男选手在半决赛前，均先后负于欧洲选手，包括进入前八名的庄则栋、周兰荪分别以2∶3、1∶3负于瑞典的本格森和匈牙利的约尼尔。欧洲媒体评论说：“四年没有参加国际比赛，中国乒乓球队的技术已大大落后了。”

这次的输球让我们看到了欧洲弧圈球的发展水平。好在队里早有准备，带去了录像机，回来后反复观看克兰帕尔、约尼尔、斯蒂潘契奇等欧洲运动员的技术特点，并针对性地确定训练方案。徐寅生认为，离31届世乒赛还有短短三个月时间，要想彻底扭转被动局面已不现实。建议是直拍正胶加一板小弧圈，以旋转为快攻创造条件，这就是老徐所说的在中国乒乓球“快、准、狠、变”后加个“转”字。

（本文由金大陆、吴维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