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王扫北与洪洞大槐树移民

提起燕王扫北，在中原地区的河北、河南、山东三省民间都有相当多的传说。说在明初因燕王扫北，使河北、河南、山东等地的百姓惨遭杀掠，逃亡殆尽。北方大地人烟荒芜，十室九空。明朝政府就从人口密集的山西组织大批乡民，在洪洞县大槐树下集结，发给凭照川资，强行迁往各地。所以，中原一带许多地方都有“问我祖先来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祖先故居叫什么，大槐树下老鹳窝。”的说法。

但关于燕王扫北一事，史书上未见有记载。另据张青主编的《洪洞大槐树移民志》称，“燕王扫北”应为“燕王扫碑”，碑指的是当时明朝首都南京城的功德碑，即明皇族的祖先碑。说的是明惠帝建文元年（1399年），燕王朱棣借口扫祭南京城祖先碑的名义，打出“清君侧，靖国难”的旗号，由北平起兵，向南京的惠帝朱允炆发难，史称“靖难之役”，由于“北”、“碑”二字同音，加之朱棣有征“北元”的史实，于是中原地区一带的民间就将传说中的“燕王扫碑”误解为“燕王扫北”了，实际上就是史称的“靖难之役”，也称“靖难之变”。

那么靖难之役是怎么一回事呢？这还要从发生在明王朝统治阶级内部的皇位争夺战说起。明太祖朱元璋于洪武元年（1368年），建立明朝以后，分封诸子到各地做藩王，各霸一方。为了使朱家天下代代相传，便按明朝初年“居嫡长者必正储位”的规定，立长子朱标为太子，可惜的是，朱标还没来得及继承皇位，就病故了。太子去世后，朱元璋没有在其他皇子中再选继承人，而是又立朱标次子（长子朱雄英早逝）朱允炆为皇太孙。朱允炆因生性“颖慧好学，性至孝”，而深得朱元璋的喜爱，称赞他：“而诚纯孝，顾不忘我乎。”朱元璋驾崩后由朱允炆继位，就是惠帝。

————燕王朱棣

燕王是惠帝的叔叔，朱元璋的第四子，名叫朱棣，建藩于北平(治今北京市)，雄霸北方，手握重兵，对这个年幼文弱的侄儿不甘臣服。惠帝登基后，看到各个藩王拥兵自重，一旦有不臣之心，是极大的威胁。尤其是朱棣，不但势力很大，而且还是自己的长辈，对自己这个皇帝并不买账，于是惠帝朱允炆为了巩固自己的皇权，采纳了兵部尚书齐泰、太常卿黄子澄等人的削藩建议，剥夺分封全国各地叔父们的兵权，先后将他的几位叔叔周、湘、代、齐、岷诸王加以罪名罢官废黜。燕王看到自己也将不保，便借口朝中出了奸臣，要为惠帝“靖难”（“靖”即“平定”，“靖难”代表“平定祸乱”），并援引朱元璋的《祖训》，以“清君侧”为由，于建文元年(1399年)七月，在北平起兵反抗。惠帝得知，便任命年近古稀的老将长兴侯耿炳文为征虏大将军，驸马都尉李坚为左副将军，都督宁忠为右副将军，率军13万伐燕，数路并进，号称30万大军，陈兵于滹沱河两岸，企图阻止燕王朱棣南下。

八月，双方激战于河北滹沱河地区，燕军大败朝庭军的主力部队，耿炳文逃入真定（治今河北正定县）城中，闭门固守。燕军攻城三日不克，还师北平。惠帝又令曹国公李景隆为大将军，率兵50万攻打燕王，欲挽败局。但因将士多属临时拼凑，号令不一，指挥不灵，先后在郑村坝（治今北京市大兴东20里）、白沟河（治今河北雄县境内）被燕军击败，丧师数十万，以致攻守形势逆转，朝廷再也难以组织大规模的军事征讨。而燕王且追且战，经夹河（为漳河支流，治今河北衡水市武邑县附近）、藳城之战、灵壁之战，于建文四年六月十三日（1402年7月13日）进抵南京，守卫金川门（位于南京城西北面）的李景隆开门迎降，致使南京城失守，惠帝朱允炆不知所踪（一说焚死，一说逃亡）。燕王进入京城，在群臣的拥戴下即皇帝位，是为明成祖，年号永乐。历时四年的“靖难之役”以燕王朱棣的胜利而告终。

在“靖难”之时，燕王朱棣曾经在大名府驻扎近4个月时间，指挥燕军与朝廷军作战。建文三年（1401年）闰三月，朱棣的燕军取得夹河之战的胜利后，乘胜击溃了朝廷吴杰、平安的军队，挥师南下。这次燕军不再走山东，而是以部将薛禄为先锋，沿顺德（治今河北省邢台市）、广平（治今河北省永年区）、大名路线南下，所经州县皆望风降燕。当月二十四日，燕军抵达大名，大名府的官吏闻讯后，率领城中父老百姓，迎接燕王朱棣驻扎于大名府。时，传来惠帝朱允炆再次解除齐泰、黄子澄官职的喜讯。朱允炆以夹河之败，罢免齐泰、黄子澄之官，想使四叔燕王朱棣罢兵北还。然而朱棣说：“这是缓兵之计。”，不但没有停止南下，而且上书表示“闻听奸臣已被逐出朝廷，臣亦将休兵就藩。而吴杰、平安、盛庸之众，犹聚境上，劫我军粮，是奸臣出计而行，臣不敢奉诏”，使“诛奸除恶”的借口合法化。

—————大名府

惠帝朱允炆不知所措，忙召来老师方孝孺问计，方孝孺建议：“燕军长期驻扎在大名府，天气暑热多雨，他们自会不战自疲。应急令辽东诸将进入山海关，进攻永平府（治今河北卢龙县），真定府（治今河北正定县）诸将过卢沟桥直捣北平（治今北京市），这样燕师必然回救北平，我军可乘机灭燕。”朱允炆采纳了老师的建议。为了赢得调兵遣将的时间，四月，由方孝孺草拟了一份诏书，命大理寺少卿薛岩北上大名府，劝降燕王。同时抄写谕旨数千张，一并交与薛岩，让薛岩伺机在燕军中密散将士，以动摇其军心。薛岩来到大名，向燕王呈上诏书，朱棣公然拒绝了朝廷罢兵归藩的要求。薛岩在大名府中忐忑居住几天后，连随身携带的谕旨也未敢散发给将士们，就匆匆返朝复命去了。五月，燕军向大名运送一批粮饷，可是快到大名府的时候被朝廷军劫去，并分兵扼住了燕军的粮道，想就此困死燕军，逼迫朱棣就范。于是，燕王朱棣派燕山卫指挥武胜赴南京，向朝廷上书。朱棣在书中称：朝廷已经许诺罢兵，可是盛庸等人出师断绝燕军的粮道，意在围困饿死燕军，这与诏旨是大相径庭的，其中必有奸佞主谋，定要把奸佞之人继续揪出斩杀。朱允炆见书后，曾想罢兵了事。方孝孺深知燕王朱棣奸诈多端，便劝阻惠帝，惠帝下令将燕使武胜逮捕入狱，不久处斩。六月，闻听武胜被捕入狱，燕王朱棣怒不可遏，决定袭击朝廷军粮道，以使德州朝廷军陷入困境，遂令都指挥李远率兵六千，换穿朝廷军服装，从济宁南下；六月十五日，燕军瞒过朝廷军到达沛县，焚烧大量朝廷军粮船，河中鱼鳖尽死，朝廷军损失粮食数百万石，京师大震。七月十五日，盛庸（平燕将军、总兵官）令大同守将房昭引兵入紫荆关（治今河北省易县西）威胁保定，进驻易州水西寨，以据山险寻机进攻北平。

正在大名府指挥作战的朱棣闻知盛庸、房昭进驻易州（治今河北省易县），以窥北平，与燕军将领道：“保定吾肱股郡，失则北平危矣！”，遂下令都指挥佥事（为明代军事指挥职务，省一级地方最高军事长官--都指挥使属官，秩正三品，与都指挥同知分管屯田、训练、司务等事）吴成留守大名，自率大军回救保定。燕王朱棣离开大名府不久，约在八月(一说四月），漳、卫两河同时泛滥，大名府城圮于洪水，城废。九月，朱棣闻听后命都指挥佥事吴成“相其地势，另建新城”。吴成乃查看地势，发动百姓于御河（即卫河）北岸艾家口镇北一里处，徙筑大名府城。同年，大名府府治移驻新城，元城、大名两县附郭。登上皇帝后的朱棣，也没有忘记驻扎大名府时与之结下的情谊，于永乐元年（1403年）在返回北京（即北平，永乐元年[1403年]明成祖朱棣取得皇位后改北平为北京）途中，专门临幸大名，看望了大名府的官吏和百姓。

那么洪洞大槐树移民又是怎么一回事呢？其实从洪洞大槐树移民确有此事，也与“靖难之役”（即“燕王扫北”）有关，但却没有根本关系。据史籍记载早在明洪武元年(1368年)，中原一带就开始从山西移民了。元朝末年，由于连年不断的战乱，加之水、旱、蝗灾、瘟疫连续不断，黄准河多次决口，使河南、山东、河北等中原地区漂没田庐无算，死亡百姓无数，村庄城邑多成荒墟，民不聊生，非逃即亡，“道路皆榛塞，人烟断绝”。（《明太祖实录》卷29），有的地方，“积骸成丘，居民鲜少”（《明太祖实录》卷176），再加上元朝名目繁多的赋税和徭役，使中原之户为逃税避役大量拥入江南和大都(治今北京市)，造成民不聊生，人烟稀少，土地荒芜，一个又一个无人区。

如金明昌六年（1195年）时，大名县、元城县有民户30851，人口约207010；而到了元朝时，大名县、元城县仅有民户5719，人口13364，分别减少了25132户和193646口人，下降幅度达81.46%和93.5%。到了明初，由于户粮剧减，不得不把许多州府县降格，州降为县，县降为镇，至洪武十七年，“全国各地乃把不足3000户的30余州降为县”（《明太祖实录》卷164）。而当时大名府所管辖的属县州也有不少被降格的：洪武二年（1369年）四月，省白马县入滑州，降浚州为浚县直隶于大名府；省濮阳县入开州。洪武七年（1374年）三月，滑州内黄县、开州清丰县直隶于大名府；降滑州为滑县，直隶于大名府。洪武十年（1377年）五月，省大名县入魏县、开州东明县废，北部划入开州，南部划入长垣县。

当时太祖朱元璋看到大片本应该长着麦穗和稻谷的土地因为无人耕作而变成了荒地，觉得十分可惜：“丧乱之后，中原草莽，人民稀少，所谓田野辟，户口增，此正中原之急务。”于是为了恢复这些地方的农业生产，朱元璋采纳郑州知州苏琦、户部郎中刘九皋等人的奏议，实施了由人多地少的山西等地窄乡向人少地多的中原等地宽乡“移民屯田”的战略决策。当时，由于自然地理的因素，中原地区的水旱蝗疫较少波及山西，战乱亦少，相对显得安定。风调雨顺，连年丰收，“生齿日繁”，加之相邻的河北、河南等地有大量难民逃亡山西，致使山西成了地狭人众，劳动力过剩，无地可耕，生计困难的地区。

元人钟迪在《河中府修城记》中说：“当今天下劫火燎空，洪河（黄河）南北，噍类无遗，而河东（指山西黄河以东）一方居民丛杂，仰有所事，俯有所育。”说明山西社会稳定，人们安居乐业。时，河北人口为1893000人，河南人口为1891000人，而山西人口却高达4030454人，比河北、河南两省人口的总和还多24.65万人。据《明太祖实录》等史书记载，从明洪武六年（1373年）至明永乐十五年（1417年）的45年时间里，先后从山西移民18次，按“四家之口留一、六家之口留二、八家之口留三”的比例，前后移民人数达100多万。其中洪武年间10次，主要移民于安徽、河北、河南、山东及山西北部和北京。这期间移民于大名府的有两次，一次是“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九月壬申，后军都督朱荣奏：山西贫民徙居大名、广平、东昌三府者，凡给田二万六千七十二顷。”（《明太祖实录》卷197）；另一次是“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十二月，后军都督府都督佥事李恪、徐礼还京。先是，命恪等往谕山西民愿徙居彰德者听，至是，还报：“彰德、卫辉、广平、大名、东昌、开封、怀庆等七府民徒居者凡五百九十八户（《明太祖实录》卷223）”；永乐年间8次，主要移民于北京（占6次）及河北省的唐山、秦皇岛、涿鹿县、清河和永年、鸡泽、曲周、广平、磁县、武安一带，而这期间，未有移民于大名府的记录。对所移之民，明太祖朱元璋制定了行之有效的政策，就是“凡移民垦田，都有朝廷拨发路费、耕牛和籽种，免税三年”，以便鼓励人们积极参加。另据《邯郸历史大事编年》、《邯郸市志•1992年》、《邯郸县志•1993年》、《康熙魏县志》、《肥乡县志•2001年》、《广平县志•1995年》、《永年县志•2002年》、《邱县志•2001年》、《馆陶县志•1999年》、《曲周县志•1997年》、《大名历史编年•上卷》、《点读邯郸八千年》、《邯郸通鉴》记载，明朝初年邯郸地区有过10多次移民，具体情况如下（文后未备注的均为《邯郸历史大事编年》记载）：

————千年大运河——卫河

1、洪武元年（1368年），“因连年战争、瘟疫，涉县境

内人烟稀少，百存一二，自是年起连续三年，迁山西民于境内”。

2、洪武四年（1371年），“朝廷从山西洪洞迁一批农民到成安长巷营等村，实行屯田制”（《点读邯郸八千年》）。“从山西洪洞县迁一批农民至临漳，实行屯种”。

3、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迁洪洞县民于大名府、彰德府”（《大名历史编年•上卷》）。“山西等地移民迁来肥乡建屯垦荒。于二十六年(1393年)，潞安（治今山西长治）卫又在肥乡建军垦屯田营地八处进行耕种”（《肥乡县志•2001年》）。“八月，徙山西泽州、潞州无业者至河南、河北（丘县）开垦荒地”。“是年前后，大批移民由山西洪洞县迁至武安，恢复和新建一批村庄”。

4、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九月，有移民迁至肥乡、丘县建屯垦荒”（《邯郸通鉴》）。“是年，山西贫民迁广平、大名、东昌三府地，共给田二万六千七十二顷”。“山西贫民有迁徙广平者，县给田耕种”（《广平县志•1995年》、《永年县志•2002年》）。

5、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是年，广平、大名等七府接受移民，凡五百九十八户”。

6、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数千人徙至丘县，垦田植桑枣”（《邯郸通鉴》）。

7、建文元年（1399年）“山西移民又不断迁来建屯。”（《肥乡县志•2001年》）。

8、永乐年间（1403～1425年)，“迁山西襄垣、高平、黎城三县和沁（治今山西沁县)、泽（治今山西晋城)两州五处人民至实之，人各给地一百亩，征税粮五石三斗五升”（《康熙魏县志》）。

9、永乐二年（1404年)“诏山西洪洞一带大量移民入丘境、馆陶，占籍为民，拨田耕种，免租三年”（《邱县志•2001年》、《馆陶县志•1999年》）。“自山西向邯郸等地大量迁民”（《邯郸市志•1992年》、《邯郸县志•1993年》。“永乐二、三年，由山西迁来大批无田农民”（《曲周县志•1997年》）。

10、永乐十五年(1417年)“五月迁山西平阳、大同、蔚州、广灵等府州县民，分丁于北京、广平、清河、南宫等县宽阔之处，占籍为民，拨田耕种，依例输纳，免田租一年。有尹姓、高姓、焦姓、蔡姓等从山西迁入广平县”。（《邱县志•2001年》）、《广平县志•1995年》）。“迁山西民至广平、真定、冀州等地置屯耕种”。

——————明大名府区域图

此外，除从山西移民外，明朝廷还从山东、北京、江淮等地向河北、河南等地进行了移民。如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十一月，后军都督府都佥事朱荣奏报，迁青、兖、登、莱、济南五府58124户，赴大名、广平、东昌三府屯田，收租3225980余石，棉花248万斤”。（《大名历史编年•上卷》）。永乐七年（1409年)“六月迁山东青州诸郡民之无业者于丘境，拨田耕种、免租三年”（《邱县志•2001年》）。顺天府大兴县枯柳树村回民迁元城县钟楼村（治今大名县营镇）（《大名历史编年•上卷》）。从以上情况不难看出，中原一带，乃至邯郸地区和大名的移民并非民间所说因“燕王扫北”而迁民，而主要是因元末连年不断的战乱及连续不断的水、旱、蝗灾、瘟疫和名目繁多的赋税、徭役所致，正如《万历大名府志·田赋志》所载;“洪武初年，承金、元之后，户口凋耗，闾里空虚，诸州县频徙山西泽、潞之民填实之”。自洪武元年至永乐二十二年，明朝经过50多年的不断移民，中原一带及邯郸、大名逐渐恢复了生机，民屯、军屯均得到大规模发展，人口有了大幅度增长。如大名、元城县到明正统七年（1442年），人口已回升到33464人，较元朝时期的13364口人，增长了150.4%。据《大名县地名资料汇编》载，全县人口中，明代从山西移民的约占70%，山东移民约占10%，当地土著人约占20%。与此同时，这些地区的农业生产也得到了大力提升。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十月，大名、开封等七府棉花丰产，产量高达11803000余斤”（《大名古今纪事》）。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十二月，“计今年所收谷、粟、麦三百余万石，棉花千一百八十万三千余斤，见种麦苗万二千一百八十余顷”。上其喜曰：“如此十年，吾民之贫者少矣。”（《明太祖实录》卷223）”，可见明朝政府通过采取洪洞大槐树移民屯田的这项振兴农业措施，对中原一带恢复和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巩固明朝政府的封建政权，都起到了促进作用。（转自：百里图传媒）

柴元魁于2022年5月5日

——————作者：柴元魁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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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柴元魁，男，汉族，1961年4月20日出生，中共党员，大学文化，经济师，历任大名县商务局公务员、河北省酒糖副食流通协会常务理事、河北省商业经济学会理事、大名县魏州文化研究会常务副会长等职，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大名历史文化的研究，曾在报刊、新媒体上发表文章数百篇，参与编写了《文化大名》、《大名县历史文化读本》两书，并编写有《大名名胜古迹》、《大名风味名吃》、《大名历史民间传说》、《大名史海钩沉》等书。

原标题：《燕王扫北与洪洞大槐树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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