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片评论 | 《死鸟》：人类学视角下的异域奇观

原创 王子萌 新青年电影夜航船

人类学视角下的异域奇观

——评纪录片《死鸟》

作者丨王子萌

指导老师丨张慧瑜

1964年，美国纪录片导演罗伯特·加德纳前往新几内亚对达尼人部落进行拍摄。罗伯特·加德纳将达尼人威亚克一家作为主要拍摄对象，记录了达尼人的日常生活、战争场面和葬礼仪式，并由此对达尼人的世界观和生死观进行了哲学性的解读。在达尼人的部落中有一则关于鸟与蛇的寓言：很久以前，鸟与蛇通过竞速的方式来决定人类是像鸟一样有生有死还是像蛇一样不断蜕皮重生。最后，鸟赢了，人类也就因此有了生死。这则寓言也是片名《死鸟》的由来——“死鸟”象征着达尼人对生死独特的理解，也暗示着本片的要旨在于描述达尼文化的形态、生活在其中的人们对该文化的能动反应以及该文化对当地人的作用，并提供导演对于达尼文化独具洞见的分析。

人类学视角下的异域奇观

《死鸟》通过故事性的镜头语言和旁白解说，展现了达尼人部落内部的运行机制与部落之间的紧张关系。达尼人部落以农耕和畜牧为主要生产方式，部落中的男子负责开垦和战斗，女子负责种植和收获，孩子负责管理蓄养的猪。猪是达尼人所饲养的最主要的牲畜，对于他们来说，猪是财富的象征，一个人拥有越多的猪，他就越富有。部落之间常常会爆发战争，他们互相屠杀对方部落的人，如果敌对部落中有人死亡，他们会用舞蹈的方式进行庆祝，而如果自己部落的人死了，则必须通过屠杀的方式为他们复仇。在达尼人的观念中，人有灵魂，形如种子，这些种子是神明的孩子，他们也称之为“歌谣种子”。一个孩子在学会说话、走路前依然与神明同体，是种子；他们渐渐长大，就像种子慢慢长成植物。灵魂或是种子对亲人、朋友的死亡极为敏感，杀死敌人也是灵魂的补药。如果部落中有人死亡却没能为他们复仇，那么他们的灵魂将会给部落带来疾病和灾难。在这样的观念之下，部落间的战争及战争所导致的死亡是宿命式且循环往复、没有尽头的。

然而，达尼人拥有着独特的战争心态。每一个参战者都充分地享受战争的过程，谋划战争，互扔长矛，互射弓箭，与上百个同部落的战友共同维护荣耀，在这些过程中感到巨大的快乐。达尼人的部落战争类似于西方世界的竞技体育项目，其本质是表演和娱乐，孩子们之间也常常会用茅草进行战争游戏。当部落间爆发战争时，田间劳作的妇女表现得非常从容，好像战争并不存在，只有少数女人打听有谁受伤或者被杀死。在展现战争场面时，加德纳运用了平行蒙太奇的剪辑方法，让妇女的劳作场景和战争的激烈画面交叉出现，以表现达尼人视战争为常态的心态。一场战争过后，达尼人还会杀猪飨宴，举行庆祝仪式。

尽管战争已然成为了达尼人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它所带来的死亡也是实实在在的。有人中箭后因伤口感染而死去，有人被长矛捅伤失血过多而亡。达尼人会为死者举行葬礼并将其火化，而如果家中有人去世，家中的女孩会被砍掉两个指关节作为祭祀仪式，也因此，许多成年的达尼妇女只有一根或者甚至没有完整的手指。葬礼过后，复仇的战争便又开始了。

《死鸟》剧照 （图片来自互联网）

《死鸟》是一部早期的人类学纪录片。它是一个民族志探险的产品，与一个民族志文本相联系。罗伯特·弗拉哈迪在拍摄《北方的纳努克》时，为了展示因纽特人用鱼叉狩猎的传统，隐瞒了纳努克平时用猎枪狩猎的事实，为了拍摄纳努克一家清早起床的情景去掉了一半冰屋进行采光。由于这些行为，《北方的纳努克》的真实性一直受到质疑，而《死鸟》的拍摄则都是对真实事件的记录，不像《北方的纳努克》那样具有一定的摆拍和表演性质。在人类学视角下，言之无物的美丽图片和摆拍式的民族志电影都属于“坏境头”，“好镜头”则是指那些具有人类学家视角的感受性图景。在这一方面，《死鸟》较为完整地展现了达尼人的生活图景、行为逻辑和主要观念，且其内容基于捕捉而非表演，是优于《北方的纳努克》的。虽然如此，《死鸟》和《北方的纳努克》一样，本质上都是西方世界对于异域奇观的“窥视”。

伴随着西方殖民活动诞生的现代人类学有两重主要使命：一是发现并“拯救”在全球西方化浪潮下濒临灭绝的非西方文化，以保护世界文化的多样性；二是通过对他者的观察和审视，对本土文化进行批评和修正，寻找本土文化未来发展的可能。因此，对异域文化的调查一直以来都是人类学研究的一项核心工作。早期的人类学研究主要基于探险家、传教士和殖民地官员的道听途说，大多数人类学家并不进行田野工作，仅仅凭借二手资料进行异域文化的研究和写作，因而被称为“摇椅上的人类学家”。同时，早期的人类学家深受进化论的影响，认为原始部落是前现代文明的形态，西方社会则是原始部落进化发展后的产物。他们常常怀着西方中心主义的优越感观看和描述异域文明，以满足西方观众自负和好奇的心理。他们对异域文化的形容常常是exotic，倾向于用本民族文化的逻辑去理解和解释其他民族的文化。

一战后，以马林诺夫斯基为首的一批人类学家率先展开了田野工作，人类学就此迎来了一场方法论的革命。人类学家开始亲自参与到异邦人的日常生活中去，尽量客观且逻辑清晰地揭示异域文化背后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美国人类学之父博亚斯提出历史特殊主义和文化相对论的观点，认为所有文化和社会都有他们自己的独特历史，都不能化约为发展的一些普遍图式中的一个阶段。博亚斯认为，习俗和信仰不是人类学研究的终极目标，人类学应该研究的是习俗和信仰存在的原因，即每个文化的发展历史。

马林诺夫斯基和拉德克利夫-布朗创立的功能学派在对异域文化进行解释时，提倡从整体出发，将文化中的活动同人的需求联系起来，分析每一文化要素所起的作用。功能论者认为，认识事物的实质、本质或第一原因是不可能的，只能认识事物的现象和属性；主张排除实体概念，在相互依存构成整体的诸因素和诸事物的联系中把握对象，而对事物的现象和属性的认识在于了解其功能。在人类学家的努力下，那些在西方观中眼中荒诞的异域文化活动逐渐被赋予了合理性。这一时期，人类学旨在打破偏见和刻板印象，并运用一套完整的理论框架和概念术语对异域文化进行系统分析。人类学家在以异域文化为主体进行写作时，尽量避免将其视作exotic的“奇观”，而是将其看作一种全新的、需要被解读的文本。

二十世纪中后期，法国人类学家列维-施特劳斯在文化人类学的研究中开创了结构主义学派。结构主义学派将各种文化视为一个个系统，并通过分析系统中各成分的结构关系对其加以研究。列维-施特劳斯认为，文化是潜在精神结构的外在表现，精神结构又一直受群体的物质和社会环境及其历史的影响。根据列维-斯特劳斯的观点，人类思维过程结构是一个个截然相反的对立项，如光明与黑暗、善与恶、生的与熟的等等，而最根本的对立项是“自我”与“他者”。

《死鸟》剧照 （图片来自互联网）

在《死鸟》中，加德纳对于达尼人部落的深描带有浓厚的结构功能主义色彩。首先是对部落内部秩序的描绘。成年男子作为部落的保卫者，参加战斗并从事一定的农耕活动，女子和孩子分别从事农耕和畜牧工作，不作为战士直接参与战斗，但有可能成为战争的牺牲品。整个部落命运相连，休戚与共。如果部落中的某一个人死亡，全部落的人都要参加他的葬礼；如果他是被敌对部落杀害的，那么出于对“灵魂说”的敬畏，活着的人就有义务发起战争为他复仇。战争和葬礼都是一种仪式，它们的功能一是将整个部落的人凝聚起来，使他们获得归属感和身份认同感，二是竞技体育式的表演和娱乐，三是对于灵魂的“安抚”和“摆渡”，即达尼人特有的信仰和习俗的实践。其次是对部落间关系的描绘。部落间长期处于敌对和战争的状态，他们冤冤相报，互相杀戮，并通过“灵魂说”赋予了这种杀戮以合理性。除了一桩桩历史遗留的世仇，部落间的紧张关系还和有限的自然资源有关。经常会发生一个部落的人偷窃另一个部落的猪的事件，而这个小偷一旦被抓住，就很有可能会被残忍地杀死。

《死鸟》作为一部二十世纪的民族志纪录片，在记录异域文化时也不免存在这一时期民族志的局限性。一直以来，对于二十世纪现实主义民族志的批判主要有三，而这三种批判都适用于对人类学纪录片《死鸟》的反思。

第一，这一时期的民族志普遍带有功能主义色彩，而由于功能主义的研究方法过于注重整体观，且越来越程式化，忽略了研究对象自身经验和情感的表达，很容易产生对研究对象的曲解。在解释达尼人对战争和死亡的看法时，加德纳都使用了非常具有神话性和哲学性的“灵魂说”——战争是为了使死者的灵魂安息，以免给部落带来疾病和灾难；死亡则是鸟与蛇竞速的结果，亲友的死亡会给自身的灵魂带来共振。然而，卡尔·海德曾对加德纳的解释提出质疑，他认为，达尼人并不一定如此哲学化地思考这些事情。事实上还存在着其他的可能性：部落之间的战争只是为了争夺领地和生存资源，对敌对部落的仇恨只是出于动物性的、仇视和驱逐竞争者的本能。当达尼人发起部落战争时，他们想的是“我们要为死去亲友的灵魂而战”，还是“我们要给这些胆敢侵犯我们领地的敌人一点颜色瞧瞧”？加德纳作为偶然闯入的探险者，没有经历一个长期的、全面的本土化过程，对此显然是难以求证的。

第二，这一时期的民族志忽略了异域文化的变迁与发展，只关注其当前的状态，将其置于一种无时间的状态中，以至于原始部落被误认为是没有历史的，就像《死鸟》所描绘的只是达尼人部落社会关系的一个横断面。二十世纪的人类学影片，不论是《死鸟》，还是《北方的纳努克》，抑或是《努尔人》，都对这些原始部落的历史变迁视而不见。加德纳只是将异域奇观和古老传说展现在观众面前，却没有告诉观众奇观和传说从何而来、为何产生，仿佛他们生来就是如此，且从未改变过。

第三，这一时期的民族志在研究对象的选择上是不够明智的。人类学家长期以来都喜欢寻找那些偏僻的原始部落作为研究对象，然而，在西方资本主义迅速扩张、全球被西方化浪潮裹挟的背景下，原始部落也在劫难逃，异域文化的多样性和独特性正在丧失，以异域文化奇观为主题的人类学研究显然是不可持续的。同时，随着交通和通讯手段的发展，人类学家也不再是人们了解异域文化的唯一中介。一些早期人类学家试图从异域文化中寻找西方文化的出路，结果却不尽如意。西方文化具有洪水般的力量，将一切非西方文化都淹没殆尽。马林诺夫斯基就曾说过：“当我们开始把这门学科的车间安排就绪，当我们去为它锻造合适的工具，当我们开始为约定的任务做好准备工作，其研究的材料就已经以令人无望的速度迅捷地融化了。恰是现在，当科学的田野民族志方法和目标初具形态，当人们在受过全面田野工作的训练之后开始到初民社会中去研究他们的居民时，这些东西就从我们的眼皮子底下消失了。”尽管异域文化奇观具有更高的观赏性，在当代，本土文化却更应当成为人类学家研究的对象。异域部落的奇观总有一天会消失，人类学家更应当从自己的土地上寻找那些不会枯竭的研究资源，只有这些研究资源才能为人类学的存在确立永久的合法性。

《死鸟》剧照 （图片来自互联网）

《死鸟》所缺失的是导演（或者人类学家）和被拍摄对象的对话。在人类学影片中，拍摄者（或研究者）的身份不应当被隐去，反而应当被凸显出来，作为一个倾听者、观察者和对话者，以平等、尊重的态度认识新的文化，而不是怀着潜意识里居高临下的优越感，凭着先入为主的偏见和个人偏狭的认识，通过镜头语言有意识地操控表述内容。人类学影片的导演应当像人类学家一样进行充足的田野工作，应当尽可能与被研究对象进行交流和对话，尽可能尝试真正融入异域文化，成为其中的一份子，从文化参与者的视角进行表达。人类学影片的拍摄者应当像人类学家一样，带着研究问题、社会交往或行为的理论以及各种概念性指导方针，走进某种文化或社会情景中去探究其文化形态，去搜集和分析资料。

在对异域文化进行解释时，为了使观众更深刻地认识到文化的多样性和文化之间的差异性，拍摄者（或研究者）可以运用文学批评中的“转熟为生”法，将异域文化和本土文化并置起来，根据对异域文化和本土文化的双重认识，将在异域文化中获得的洞见应用在对本土文化的反思和批评上。联系现实来看，影片《死鸟》中达尼人部落中族人的团结一致、命运与共和现代工业社会的“原子化”倾向就形成了强烈的反差。经济和科技的发达反而使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减弱了，达尼人部落中纯粹的“命运共同体”在今天再难寻到，这是一个值得升华的主题，也是一个值得思考的社会命题。加德纳在影片中并没有提到达尼人的部落是依靠血缘还是地缘组成的，对其亲属关系和联姻方式也没有加以说明。不得不说，《死鸟》的拍摄更多是为了展示异域文化奇观，却忽视了人类学的视角和研究方法。达尼人部落的奇观景象固然引人入胜，可是人类学更期待的却是人类学视角下的异域奇观。

(本文为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纪录片与专题片创作》2021年度期末作业，获得“新青年电影夜航船2021年优秀影视评论”）

参考文献

[1] （挪威）埃里克森.董薇译.小地方，大论题——社会文化人类学导论[M].商务印书馆,2008-12.

[2] 林 杰.异域文化向本土文化的回归——解释人类学的使命[J].青海民族学院学报,2002(02):34-36.

原标题：《纪录片评论 | 《死鸟》：人类学视角下的异域奇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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