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的散文为什么是中国文学里的一座高山？

文/宗城

一个人要从事文学写作，语感是很重要的一项。天才作家往往都有异于常人的语感，同一件事情，别人讲起来枯燥乏味，他来说就能吊人胃口，这种叙述能力的差异就跟讲故事的水平和语感有关。所以作者的必修课之一就是培养语感，挑选语言好的作家阅读，自己的文章也会好看许多，汪曾祺就是这样一位语感极好的作家。

我们要了解一位作家的语言为什么好，不妨从他的师承入手。文学是接力棒式的传承，我们总能在今天的作品中看到前人的影子，汪曾祺是一位阅读量非常广博且杂食的作家，其中对他影响较大的前辈，首先人们会想到的是沈从文，他是汪曾祺在西南联大遇到的老师，二人的师徒情谊在现当代文学史也是一段佳话。在《星斗其文，赤子其人》一文中，汪曾祺详细地谈论了沈从文的写作习惯、写作风格，文中写道：

“沈先生讲创作，不大爱说‘结构’，他说是‘组织’。我也比较喜欢‘组织’这个词。‘结构’过于理智，‘组织’更带感情，较多作者的主观。他曾把一篇小说一条一条地裁开，用不同方法组织，看看哪一种形式更为合适。”

有一回，汪曾祺写了篇小说，自以为对话写得非常漂亮，沈从文却对他说：“你这不是对话，是两个聪明脑壳打架！”沈从文认为：“对话就是人物所说的普普通通的话，要尽量写得朴素，这样才真实。”日后谈到写作时，汪曾祺也说，“作者要和人物同呼吸、共哀乐。什么时候作者的心贴不住人物，笔下就会浮、泛、飘、滑，花里胡哨，故弄玄虚，失去了诚意。”这与沈从文说“要贴到人物来写”其实一脉相承。

汪曾祺与他的老师沈从文

在现代白话文作品里，除了沈从文，鲁迅、周作人、老舍、闻一多也是对汪曾祺较有影响的作家，而在此之外，汪曾祺受民间文学和古代文学的影响更为深远。他阅读了大量民间生活杂记，主要与花鸟从鱼、节日风俗、饮宴游乐有关，这一习惯从他年少时的阅读就已经开启，他的书单里既包括《陶庵梦忆》《东京梦华录》《都城纪胜》《西湖老人繁胜录》《梦粱录》《武林旧事》等古代文人散记。也包括《岭表录异》《岭外代答》《南昭国志》《景德镇陶录》等地方志、民族志、地方手艺风俗史，还有像《植物名实图考长编》《野菜谱》《昆虫记》这样跟花鸟虫鱼有关的作品。

再者是古代史书、诗词和小说。其中最重要的一本是《史记》，《史记》培养了汪曾祺对历史和传奇故事的兴趣。再有像是归有光的《先妣事略》《项脊轩志》《寒花葬志》，这些汪曾祺年少时读过的散文，他后来说：“一个人成为作家，跟小时候所受的语文教育、跟所师承的语文教师很有关系。”汪曾祺先后跟随多位老师学习过《史记》、桐城派古文、唐诗宋词等，其中张仲陶先生教《史记》、韦子廉先生教桐城派、高北溟先生教国文（他也教育汪曾祺要“为人正直，待人以诚，清高而从不与世俗合污，终生勤奋”）等，对汪曾祺影响很深。

在西南联大读书时，他上过通识课《大一国文》，也选了闻一多的唐诗、楚辞课、朱自清的宋词、唐兰的“词选”、王力的“诗法”课、杨振声的“汉魏六朝诗选课”，以及左传、史记、杜诗诸课，业余时间，他还读了《漱玉词》《断肠词》《剑南诗钞》等作品，使自己积淀了深厚的古代文学基础。

在汪曾祺受惠的文学资源里，还有一类不可忽略的是民间文艺，包括民间戏曲、民歌、民间传说等。汪曾祺在《小说的思想和语言》里曾说：“语言文化的来源，一个是中国的古典作品，还有一个是民间文化，民歌、民间故事，特别是民歌。因为我编了几年民间文学，我大概读了上万首民歌，我很佩服，我觉得中国民间文学真是一个宝库。”

1950年代，汪曾祺借担任《说说唱唱》《民间文学》等刊物编辑的便利，广泛搜集了各地民歌、戏曲，其中包括敦煌变文、《云谣集杂曲子》、打枣杆、挂枝儿、吴歌、《白雪遗音》等民间艺术，这些素材的积累是，使他不仅能熟练运用民间掌故，也在后来创作了《一匹布》《裘盛戎》《一捧雪》《大劈棺》等戏剧作品。

值得一提的是，汪曾祺早年还是一个现代派，他那时候爱写小说，净写一些让人看不懂的文字，美其名曰现代主义。据他说，这是受西方现代派作品影响的结果，在当时，卡夫卡、福克纳、乔伊斯、普鲁斯特都是影响一代中国文学青年的作家，但是汪曾祺这条现代主义之路并不长久，在西南联大求学后，他转而追求雅俗共赏的语言风格，让大众看得懂，又能保留文学性。

汪曾祺的作品很杂，但语言风格是很有辨识度的，很脆，干净，富有音乐感。在《谈读杂书》一文中，汪曾祺曾说过读杂书对语言的帮助：

“杂书的文字都写得比较随便，比较自然，不是正襟危坐，刻意为文，但自有情致，而且接近口语。一个现代作家从古人学语言，与其苦读《昭明文选》、‘唐宋八家’，不如多看杂书。这样较易融入自己的笔下。……包世臣《艺舟比楫》去：‘吴兴书笔，专用平顺，一点一画，一字一行，排次顶接而成。古帖字体，大小颇有相径庭者，如老翁携幼孙行，长短参差，而情意真挚，痛痒相关。吴兴书如士人入隘巷，鱼贯徐行，而争先竞后之色，人人见面，安能使上下左右空白有字哉！’他讲的是写字，写小说、散文不也正当如此吗？小说、散文的各部分，应该‘情意真挚，痛痒相关’，这样才能做到‘形散而神不散’。”

在我看来，汪曾祺文字的味道其实跟一座城市很像，那就是昆明。汪曾祺的青春期是在昆明度过的，从十九岁到二十六岁，在昆明，他求学、恋爱、谋生，走遍昆明的大街小巷，领略过西南联大的神采，联大诸君把他的胃口养刁了，使他更追求文字上的趣味，不要规矩，而是要讲究好玩、有趣、说人话。

他主张有烟火味的文字，为此他说：“到了一个新地方，有人爱逛百货公司，有人爱逛书店，我宁可去逛逛菜市。看看生鸡活鸭、新鲜水灵的瓜菜、彤红的辣椒，热热闹闹，挨挨挤挤，让人感到一种生之乐趣。”

泡茶馆、木香花、汽锅鸡，如果我们仔细欣赏汪曾祺的文字，会发现他不喜宏篇大论，不做裹脚布句子，反而喜欢谈谈饮食风物，使文字活色生香。他写风物，不滥情，写人事，不油滑，如同风行水上，点到为止。

例如他写昆明，重点写的着重描绘的不是昆明的历史大事，而是白猫、软垫、汽锅鸡、过桥米线、菌子、泡梨、葛根、焖鸡，汇总起来，就是一幅昆明的美食地图。你会看到不同米线的口感差异，也能也柔软夜色中游荡金马碧鸡坊、文林街、龙翔街、大观楼、翠湖、茶馆等。汪曾祺在1996年给《昆明猫》画作写的款识，就可见他的趣味。款识写道：“昆明猫不吃鱼，只吃猪肝。曾在一家见一小白猫蜷卧墨绿色软垫上，娇小可爱。女主人体颀长，斜卧睡榻上，甚美。今犹不忘，距今四十三年矣。”

如果要用一个词来形容汪曾祺的行文，那就是“从容”。汪曾祺很注重文字的干净，字里行间，流淌着从容不迫的气度。他说在北京的画家中，王梦白最为萧疏淡雅，结构重留白，用笔如流水行云。其实汪曾祺的文字也有这个特点。

1986年，汪曾祺在为1987年1月出版的《大众小说》创刊号书写题词时，曾留下两句：“惯吃家常饭，长留鸡蛋书。上党余风在，先驱德不孤。”这两句话，原是题《大众小说》兼怀作家赵树理。赵树理曾希望他的书能在集市上卖，农民可以拿鸡蛋来换，谓鸡蛋书。汪曾祺写这两句话，是用亲切家常的文风，呼应赵树理的主张。相比赵树理，他的文字更清秀，但二者殊途同归，都是对普通人极为亲近的文字。究其原因，无非是汪曾祺写作不拗口，不故作高深，他有自己的清高，但不伤人，他追求语言的美感，但不拒人于千里之外。他是传播知识却不使人感到卖弄的人，他的谈吐总像信手捏来，老头儿随口拉家常，见多识广，说的也就自有阅历的沉淀，而不是那种半桶水的卖弄，不会给人一种知识炫耀的压迫感和傲慢感。

汪曾祺文字的亲民感并非偶然，而是源于他对俗文学的继承。他是一个阅读面极广的作家，既阅读四大名著、诗词歌赋，也热衷于搜集志怪小说、方志民谣、各色菜谱，乃至市井孩童唱的歌谣和段子。他主张：“通俗文学不可轻视，比起雅文学（或称严肃文学）并不低人一等，雅俗之间并无绝对的界限，有一天也许会合流的。”在《〈中国寻根小说选〉序》中，他也曾表示，希望青年作家“能够融会今古，折衷雅俗，不要脱离一般读者的欣赏习惯过远”。

汪曾祺喜欢谈吃，他写吃的时候特别让人亲切。散文《谈吃之豆腐》开篇就道：“听说张家口地区有一个堡里的豆腐能用秤钩钩起来，扛着秤杆走几十里路。这是豆腐么？点得较嫩的是南豆腐。再嫩即为豆腐脑。比豆腐脑稍老一点的，有北京的‘老豆腐’和四川的豆花。比豆腐脑更嫩的是湖南的水豆腐。”再比方说昆明的美食，他说到米线：

“昆明讲究‘小锅米线’。小铜锅，置炭火上，一锅煮两三碗，甚至只煮一碗。米线的配料最常见的是‘闷鸡’。闷鸡其实不是鸡，而是加酱油花椒大料煮出的小块净瘦肉（可能过油炒过）。本地人爱吃闷鸡米线。我们刚到昆明时，昆明的电影院里放的都是美国电影，有一个略懂英语的人坐在包厢（那时的电影院都有包厢）的一角以意为之的加以译解，叫做‘演讲’。”

“有一次在大众电影院，影片中有一个情节，是约翰请玛丽去‘开餐’，‘演讲’的人说：‘玛丽呀，你要哪样？’楼下观众中有一个西南联大的同学大声答了一句：‘两碗闷鸡米线！’这本来是开开玩笑，不料‘演讲’人立即把电影停往，把全场的灯都开了，厉声问：‘是哪个说的？哪个说的！’差一点打了一次群架。‘演讲’人认为这是对云南人的侮辱。其实闷鸡米线是很好吃的。”

美食之外，汪曾祺对自然的描写也很温柔、细腻。在《钓》中，是“晓春，静静的日午”；在《翠子》中，是蜷藏在墙角的青苔深处的夜；在《悒郁》中，是“秋天生长在淡淡的稻花香里”。汪曾祺有一支擅于调动感官的笔，视觉、听觉、嗅觉、味觉，都融于他诗化的文字，他写的散文和小说，底色是诗，像一位游走山野的明清士大夫，碰巧闯进了白话文的世界。他自有传统士人的一面。无论是他引用的诗文，还是他对文气、格律、字句的咂摸，乃至他的“工整”，都流露出他老派文人的一面。

许多自居高雅的作家追求精致，但最后却演变为“架子”，他们端着写，一字一句都拿腔拿调，但凑在一起，就像是装腔作势的卖弄。汪曾祺其实也卖弄，但他卖弄地不叫人讨厌，他很知道怎么放下身段讲话，在他的文字里没有盛气凌人的姿态，而是流淌着浓厚的对民间的好奇。因这好奇心，加上对文字的讲究，汪曾祺描绘民间乡土时并没有知识精英的傲慢感，也没有一般中国作家写乡土的土气。比方说《受戒》的开头：

庵赵庄有座荸荠（[bí qí]， 老家俗称“地雷子”，皮色紫黑，肉质洁白，味甜多汁，清脆可口，既可做水果生吃，又可做蔬菜食用。）庵（实为“菩提庵”，被大家叫讹了，叫成荸荠庵），庵内13岁的小和尚明海因为家里人多地少而被舅舅带来出家的。他舅舅是庵里的当家和尚仁山……明海和小英子一起做针织，一个画花，一个刺绣；一起栽秧、薅 [hāo] 草、车水、放割稻子、打场看场。四年以后，明海就要受戒，受了戒就能做“ 沙弥尾 ”，将来能做方丈。小英子划船送他去善因寺受戒。

如学者孙郁的判断：“汪曾祺文笔中有许多‘暗功夫’，他是从古典和乡土中缓缓而来，从大众和民间提取诗意。”倘若要论汪曾祺对现当代中国文学的贡献，其一，是他对小说、散文和诗歌三种文体的组合试验，用散文的话语写出凝练的小说，又用诗的洗练浇灌散文。在这一点上，周作人和废名都有所尝试，而汪曾祺更进一步，《受戒》就是个很好的例子。其二，便是汪曾祺有意黏合了“古典”与“乡土”，令中国的乡土文学也能充满诗性。

值得一提的是，汪曾祺从民国时期就开始写作，但在四十年代，他的名气并不高，反而是改革开放后，汪曾祺迎来作品的井喷期。1979年到1981年，他的小说《骑兵列传》《受戒》《异秉》和《大淖记事》先后发表，不仅引起严肃文学圈子的热议，也在民间掀起了汪曾祺热，这股热潮开端于八十年代，一直持续到现在，如评论者孔雪在《汪曾祺：“被遮蔽的大师”为何回温？》一文中所说：“1997年去世时，他并不算出名。但自其去世后，每年都有几部作品出版，销量出乎意料的好。他是个去世后出版作品量远超生前的作家，读者群体涵盖老中青三代。”

汪曾祺为什么在晚年走红？他的文学特别在哪里？这需要追溯到改革开放前的文学环境。改革开放前，革命现实主义文学泛滥，“宏大叙事”、“英雄史诗”支配了文学创作，注重审美和个人情感的文学被压制。当时，汪曾祺的文学主张与主流格格不入，他那些清新缱绻的文字，容易被当作小资产阶级美学趣味的靶子。

七十年代中后期，由于宏大叙事支配文学太久，地上文学已渐渐不堪重负，反而是一批地下文学引起了青年人的兴趣，北岛、芒克、多多等人，象征了诗歌美学复兴的晨光，而在小说、散文界，读者也迫切希望看到不同于“革命＋恋爱”模式的文字，希望文学能重新给予他们精神和审美上的愉悦，汪曾祺重出江湖，恰在其时。

尽管在七十年代末，对汪曾祺的讨论仍然局限在文学圈内，但在当时，一些评论家已经意识到他的特别。曹文轩后来回忆道：“有见识的读者和评论者，都有一种惊奇，觉得总在作深沉、痛苦状的文坛忽地有了一股清新而柔和的风气。”王德威敏锐地发现了汪曾祺所处的文学脉络，他的作品不但深受沈从文的影响，而且与叶绍钧、周作人、废名、何其芳、卞之琳等人都有着微妙的牵连。汪曾祺是江苏高邮人，沈从文是湖南凤凰人，叶绍钧生于江苏苏州，周作人在浙江绍兴，而废名、何其芳、卞之琳也皆为南人，其中尤以两湖和江浙为重。

在中国古代，这是楚文化与吴越文化的发源地，也是南方文化流散之地。汪曾祺爱谈吃，也喜欢品评花花草草，就得益于江浙之地的整体氛围。如果我们翻阅明代人的笔记或散文，最爱谈吃的，最留心花花草草的，也是家境殷实的江浙士大夫。到了民国这一脉，比汪曾祺早些，周作人也爱谈吃，80年代末钟叔河先生选编的《知堂谈吃》就收录了94篇散文和6首打油诗，都有周先生对饮食的看法。

汪曾祺的故乡高邮也是一个养人味蕾的地方。高邮是江左重镇，地处江淮，素有鱼米之乡的名号。按资料，京杭大运河高邮段以东16个镇以种植水稻、小麦、棉花、油菜为主，高邮湖以西4个乡镇以种植水稻、小麦、油菜为主，其中菱塘回族乡、天山镇分别兼种湖桑、茶叶。而高邮成网的河渠、成片的荡滩里，轻易可见高邮鸭、扬州鹅的身影。银、鲤、青、草、白、鳝鱼和蟹、虾等也游弋于此。汪曾祺生活在这样一个环境里，耳濡目染，自然乐于谈吃。

汪曾祺曾书写过高邮，他在《我的家乡》中道：“家乡高邮在京杭大运河的下面。我小时候常到运河堤上去玩 。我读的小学的西面是一片菜园，穿过菜园就是河堤。我的大姑妈的家，出门西望，就看见爬上河堤的石级。”而他的一些小说、散文，描写的环境亦有家乡的影子。高邮不但影响了汪曾祺的“吃食”，也让他浸染了江左士人的气质，汪曾祺讲究一种“审慎沉静”的格调，多年的学养与对世俗的接触让他对人情世故甚至社会变化有所把握，这让汪曾祺更懂得如何保全自身，也更明白“体面”之道。

原标题：《​汪曾祺的散文为什么是中国文学里的一座高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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