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个与父辈间的故事，读懂爱与传承

原创 中国工人 中国工人

今天是父亲节。

在这个只属于子女与父亲间的节日里，《中国工人》编辑部策划了致敬父辈专题《我和我的父辈》——邀请5位承袭父业的优秀产业工人，讲述他们与自己父辈的故事，以及他们如何在父辈的影响下成为今天的自己。

他们的父辈，成长在新中国最艰苦的时期里，此后成为行业、领域、重大工程的第一批建设者，在漫长的岁月中，忠诚于事业，追随于信仰。

青春懵懂的他们，从接下父辈手中的接力棒开始，便在父辈精神的感召下，不断修正着自己的人生轨迹。

从5份独家记忆中，我们得以认识“献了终身献子孙”的老一辈建设者，也得以看见追随父辈脚步踏上时代列车的新一代奋斗者。

▲李万君（左）和弟弟李万勇（右）与父亲一起参加活动

父亲李世忠：中车长春轨道客车股份有限公司高级技师

儿子李万君：中车长春轨道客车股份有限公司电焊工、首席操作师

李万君：

我的父亲是劳模

我的父亲李世忠1958年参加工作，是长春客车厂第一批老工人。

那个年代，尽管生产条件艰苦，但工人阶级的斗志却很高昂。据我父亲讲，他刚到厂里时，厂房和院墙都还没垒起来，他就和大家在一片尘土飞扬中献出自己的全部力气。几年间，客车厂便在宽城子机场的废墟上拔地而起。

从小，父亲的敬业精神就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参与过新中国第一辆DK1型地铁电动客车的生产，曾连续七年荣获公司劳动模范、长春市劳模和铁道部劳模。每年春节，他都会把通红的大红花、荣誉证书、奖品带回家。

▲李万君父亲的荣誉证书

记忆中，有一年年底，父亲又胸戴大红花回到家里，我和弟弟抢着想把大红花戴在自己胸前。弟弟因为没有抢过我，伤心地哭了，我就把大红花让给了弟弟。那个时候我就暗暗地想：将来长大了，我也要像父亲一样，得到属于自己的大红花。

转眼到了1986年，我读高二了，因为英语成绩差，考大学的希望渺茫。恰巧这时，车厂要成立电焊车间，面向职工子女招工。早已向往当工人的我，走上了一条工人子弟的梦想之路。但是很快，我又后悔了，因为车间里的工作实在太苦了。

我干的是轨道客车的电焊活儿，那时候，生产条件非常差，焊枪2300℃的火焰烤得人喘不过气，干一天活儿下来，衣服上全是油污和焊花烧的窟窿。我们每个月要到大车间开一次会，每当20多个电焊工走在一起，全厂就传出一句顺口溜：“远看像逃难，近看像要饭，仔细一看是水箱工段干电焊。”

在这种艰苦的环境中，28个同学只留下了3个。看到别人高高兴兴地调走从事了别的工作，我跟父亲说想调动工作。

后来，父亲到我工作的车间了解情况。那天晚上，他跟我说：“万君，咱就一个职高毕业的学生，没啥文化，一个技术工人，给你调到哪儿，你都是工人。你不学习技术，走到哪儿都不行，一辈子就混过去了。电焊还有点技术，说不定将来会有出息的，你就好好干吧！”

不理解父亲苦心的我非常生气，心想能有啥出息呀？

父亲明白我的心思，后来写了一封家书给我：“爸爸是工人，知道你的工作又苦又脏又累，一不注意，电焊打着眼睛遭罪啊，这事儿爸爸都知道，也很心疼你。但脏或累，活儿总得有人干，大家都走了，谁来完成任务啊！你小时候说长大也要争当劳模，得的红花要比爸爸的红花大，儿子你没忘吧！灯在光天化日之下不能引人瞩目，只有在黑夜里才显示它的光辉。你要像灯一样发挥光亮，照亮前程。儿子，努力吧！”

看完父亲的信，我决定留下来，从一名合格的电焊工干起。为了帮助我提高技艺，父亲常用自行车把边角料、废铁块驮到我的车间门口。当别人空闲打扑克的时候，我却拿着焊枪摆弄着铁块。

工友们常笑我：“李万君，你是不是你爸亲生的？”多年后，我在各种大赛中获奖，成为全国劳模时，大家再见到我就改口了：“万君，你爸当年可太干正事儿了！”

上世纪，日本有了新干线后，父亲总是唠叨咱们国家啥时候也建高铁呀，那成为他们那一代人的梦想。让父亲没想到的是，梦想在儿子这一代成为了现实，他当年那个不想干电焊的儿子参与到了中国高铁的大发展中，成为焊接专家。

如今的我已经实现了佩戴大红花的愿望，这些都离不开我的父亲，是他深深影响了我。每当我获得成绩和荣誉时，父亲总会鼓励我：“就这么干没错，向你爸爸学习。多干点，累不着。”

父亲谭世太：原四川石油管理局地质调查处地震五大队工人

儿子谭文波：中石油西部钻探工程公司试油公司井下作业工具工

谭文波：

父亲让我去新疆

我父亲是个没有什么文化的人，5岁成了孤儿，后来一直跟着部队，连名字“谭世太”都是在部队取的，寓意世界太平。

抗美援朝回来，父亲转业到四川石油管理局，从事地质调查。因为常年在外勘探，在荒山野岭里上上下下，他那深蓝色的工服总是被弄得很脏。在我记忆里，父亲总得先进工作者称号，出席过多次市级、省部级表彰大会。看到戴大红花的父亲，我在人群中骄傲地故意大声喊：那是我爸爸！让旁边的小伙伴听。

▲谭文波父亲穿过的军装和获得的奖章

这样的父亲，对待我和哥哥，总是严上加严，而对姐姐就温柔许多。

作为家里的“幺儿”，按理说我应该得到更多的宠爱，但在我父亲眼里，我是个不务正业的孩子，就像电视剧《人世间》里的周秉昆。

1990年，高考失利，这成了我人生的重要转折点。父亲一直认为我能顺利考上大学，以致高考失利后，他对我充满了失望。后来我报考技校，正赶上新疆塔里木油田大开发。父亲说不出“到国家最需要的地方去”这样的话，但在部队长大的经历让他有一种朴实的家国情怀，他用行动支持我到新疆去锻炼。此后，我的命运就跟新疆联系在了一起。

那时，他严厉地告诫我：“你从学校毕业之后，就别想再花家里的一分钱了，必须自己养活自己。”两年后，我从大西南来到了大西北，在油田上当试油工。

我们试油工的工作是钻井工人把井打好之后，去测试这口井有没有产能，看产量有多少的回收率，试油工就像油田正式勘探前的临门一脚，我们要获得产能、圈闭面积数据，为油田勘探开发提供指导数据。

刚去克拉玛依的沙漠，日子很难熬，举目无亲加上当时新疆气候环境恶劣，风沙吹得窗户呜呜作响，冬天下大雪厚得能把人埋上，我一度想过买火车票跑回家。但我想证明给父亲看自己能吃苦，他不是总说我吃不了苦吗？那我一定要坚持下去，证明自己。回过头想，我那是抬扛、不服气。但只要一想到父亲他们第一代石油人在新中国成立之初那么艰苦的情况下，扛起了共和国的工业血脉，我没有理由放弃。

1993年，我认识了我的老婆，算是扎在了大西北。家庭让我投身工作有了更多的动力，我在油田上尽职尽责，有时会为了省点劲儿，改造一些工具，效果还不错，油田上的人都叫我“土专家”，渐渐有了些工作成绩。

2005年，父母从老家来新疆探望我，那时我刚装修完新房，家具全是自己手打的。父亲过来后，看看我的新房，摸摸家具，很欣慰。年纪渐长，我原谅了父亲此前对我的严厉，虽然他很少说什么，但我们慢慢理解了对方。可惜的是，第二年父亲就因病去世了。

在我心里一直有个遗憾，那就是没有和父亲合过影。

去技校前，我当时知道毕业后要离开四川去新疆，所以想和父亲合张影留个念想。我把照相的人从城里大老远叫到父亲工作基地所在的大山里，结果被他训斥说我乱花钱。结果，直到父亲去世，我们两人都没有合影，成了永久的遗憾。

父亲生前总是认为我不能吃苦，没有大出息。如果他的寿命再长些，看到我发明出具备革命性意义的世界首创封闭工具——桥塞坐封工具，应该会对儿子感到满意吧。

▲梅琳与父母在一起

父亲梅光咏：中国能建葛洲坝集团机电建设有限公司起重工

女儿梅琳：中国能建葛洲坝集团机电建设有限公司白鹤滩机电安装项目部桥机班长

梅琳：

“葛二代”激流勇进

2022年5月20日当天，奔腾的金沙江水涌聚坝前，白鹤滩水电站最后一台机组安装完成，悬在我心里的石头终于落了地。

我的父亲是万里长江第一坝——葛洲坝的建设者，我也没有辜负他的期望，接连见证了世界最大的水利发电工程——三峡水电站以及中国第二大水电站——白鹤滩水电站从无到有建设的全过程。

“梅琳”这个名字是父亲给我起的，“琳”寓意着林中之王，父亲希望我可以自立自强，做一名优秀的水电人。我能一直攻坚克难坚守岗位，离不开父亲的谆谆教诲。

从部队转业后，父亲来到水电站从事起重指挥工作，直到现在他还经常跟我说：“水电建设是报国利民的事业，一定要不怕苦、不怕累，工作一定要完成好。”

▲梅琳父亲的荣誉证书

那个年代施工条件艰苦，我小时候经常看到父亲和工友手提肩扛，先要气喘吁吁地把配件搬运到施工现场，再开始吊装，从来没听谁抱怨过一句。工作起来，大家都特别有干劲儿，加班加点赶工期，但从没有上下班的概念。工友之间的情谊也很深，像家人一样，谁有困难大家都会尽己所能提供帮助，所以干起活来都特别心齐。

他们那代人年轻时经历过解放前的战乱，这之后好像没有什么困难再能难倒他们。虽然物资匮乏，生活不易，工作辛苦，但他们脸上洋溢的那种笑容特别真挚、纯朴。他们那种坚韧不拔、持之以恒、无私奉献的精神给了我克服困难的勇气。

听父亲说，当年起重作业比现在难度大多了，很多大型构件的转运没办法通过起重机精准吊运，工人们需要使出浑身解数，还要根据现场情况设计吊装方案。这样一想，我工作中遇到多大的困难好像都不算困难了。

从小，我看到在父亲的指挥下，高空中的桥机司机可以轻轻松松将两三吨的设备从一个地方精准转运到另一个地方，感觉这份工作特别神秘，当时想着以后能成为高空作业的司机就好了。但真正促使我走上这一岗位的，是父亲遭遇的一次事故。

1990年，起重司机操作失误，一根钢筋倒下，导致父亲股骨头骨折。等到再回到工地，父亲已经是一瘸一拐了，在我工作后不久就无奈病退。

1995年，我技校毕业成为一名起重司机，从走上工作岗位的第一天开始，我就告诫自己，操作一定要小心谨慎，下面工友的生命安全都掌握在我的手上。父亲跟我说得最多的也是注意安全，他说成为一名起重司机，一定要知道自己身上肩负的使命与责任。

27年寒来暑往，“凌空”穿梭，我已经成为国内为数不多能吊装巨型精密设备的桥机司机，能将数千吨的转子以精确到毫米的位移落入机坑，掌控着最大重量与最小距离的碰撞。

我今年47岁，回顾前半生，在江边出生，在远离城市的厂区生活，在距离地面几十米高的驾驶室操作，坚守着最孤独的岗位。我的工作虽然枯燥，但从第一次爬上车起，我就明确这是要干一辈子的工作。因为我是葛洲坝人，是“葛二代”，肩负的是为万家输送电能、传递光明的职责和使命。

▲冯斌与爷爷、父亲在一起

爷爷冯长福：一汽轿车厂钣金工

父亲冯显龙：一汽解放汽车有限公司机加工

儿子冯斌：一汽解放汽车有限公司卡车厂冲压车间模修班班长

冯斌：

我是“红旗”的孩子

小时候，爸爸对我说：“你是‘红旗’‘解放’的孩子。”

无数个夜晚，我听着这句话入眠。长大后也要像爷爷和爸爸那样造汽车，成为我幼小心灵里最初的梦想。

我的爷爷冯长福是新中国第一代汽车钣金工人，“造出高级轿车献给毛主席”，是他们那一代人日夜奋战的动力和崇高的理想。没有先进设备，他们就做100个零件，百里挑一。爷爷和他的工友们一锤一锤地制造出新中国的第一辆“解放”卡车、第一辆“红旗”轿车，结束了新中国不能自主造汽车的历史。

小时候，我每天最兴奋的事就是听爷爷和爸爸讲“红旗”“解放”是怎样生产出来的。那时，爸爸在“一汽”特种车辆车间干机械加工工作，由于特殊车辆对加工细节要求十分严格，因此爸爸也养成了严谨细致的习惯。

在日常生活中，他也把这种严谨细致的态度传递给了我。上小学的时候，有一次我因为贪玩儿，作业本上的字写得乱七八糟，爸爸当时很生气，狠狠地批评了我，并要求我重写一遍。从那以后，无论什么作业，我都会一笔一画地写好。

1994年，我进入一汽技工学校学习。在那里，我面临着人生中的第一个选择——要学什么专业。随后，爷爷的一句话点醒了我，他说：“要学就学钳工，钳工是门好手艺。”爸爸也说：“好钳工，工厂都当宝贝似的。”

最终，听爷爷和爸爸的话，我选择了钳工专业。3年的学习一晃而过，1997年，我被分配到了“一汽”车身厂，成了一名工装科工人。

至今，我依旧清楚地记得那时车间里噪声大、空间小、空气闷热，我们每个人每天要人力搬运30吨左右的板材。生产一个超大型零件需要25个人配合，经历5道工序，花费三四分钟。现如今，同样的零部件一分钟就能生产四五个，仅需要4个人。

那时候虽然条件艰苦，但在父亲的鼓励下我依旧坚持学习，在工作中琢磨技术难题。师傅方向远也鼓励我：“作为一名工人就要珍惜和热爱自己的岗位，就是要把手里的活儿干漂亮。”经过几年锻炼，我掌握了汽车大型表面覆盖件的冲压生产及模具制造、维修、改造等工艺技术，手工修复的模具精度能达到0.02毫米至0.05毫米，相当于头发丝的1/3。

2012年，我代表公司在全国模具工技能竞赛中获得了优胜一等奖。这些年来，我在生产中解决了车门外板表面暗坑、保险杠成型开裂等质量难题15项，攻克拉伸模具表面置换项目及双动式模具转线生产项目等“卡脖子”技术难题12项，消除模具生产安全隐患130项，累计为企业创造经济价值超过500万元。

现如今，我把很多精力都投入到了培养人才上来。我认为，当工人就要热爱岗位。这两年，车间的年轻人越来越多，我给他们说得最多的就是我们要继承和发扬老一辈“一汽人”艰苦奋斗和严谨细致的精神，踏踏实实做好每一件事。截至目前，我们工作室超过20人晋升为技师、高级技师，多人荣获吉林省首席技师、全国技术能手等荣誉称号。

▲冯斌的爷爷与父亲曾用过的老工具

我的爷爷和爸爸虽然早已离开了我，但他们工作时用过的工具还保存在家里，默默见证着我们三代人的故事。如今，我们一线产业工人的工作环境和劳动收入都有了很大改善，我们公司高级技师的年收入堪比公司管理层。我认为，能够成为一个有技术的产业工人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情，技术工人一定会有一个更加广阔的发展未来。

▲邹晓方与妹妹和父母的合影

父亲邹福星：攀钢矿业机修厂气焊工

儿子邹晓方：攀钢钒钛钛冶炼厂冶炼作业区倒班作业长

邹晓方：

“钢二代”继续奋斗

我的父亲是一个八级工，这在他们那个年代非常了不起。

但父亲是个内敛的人，从不在别人面前炫耀自己，甚至我们兄妹也是在长大后，才渐渐从父亲的工友口中拼凑出父亲的故事。

1966年，在大三线建设的号召下，父亲从鞍钢坐上闷罐车，一路奔向西南腹地金沙江畔的一个小村子。这个村子就是后来的攀枝花市，当时只有7户人家和1棵树。

毛主席说：“攀枝花搞不起来，我睡不着觉。”因为惊人的矿藏，这里成为新中国钢铁工业的天选之子。于是，数以万计像父亲一样的建设者涌到这里，他们不想爹，不想妈，不想孩子不想家，不出铁水不回家。

除了一双手啥都没有的父辈，内心始终是骄傲的，因为他们干的是火热建设中的新中国需要的事业。我的父亲把这种骄傲带到了我们兄妹三个的身上。我的哥哥叫晓东，我叫晓方，妹妹叫晓红，我们仨的名字合起来就是“东方红”。

父亲在这里工作4年后，母亲也从鞍山出发，抱着1岁多的我来到攀钢，那是我们父子间第一次“会面”。

攀枝花的条件依旧很苦。我们就住在山上的席棚子里，附近常有野狼出没。吃的是干菜、榨菜。没有自来水，只能喝金沙江的水，一杯水半杯的泥沙。我在这里生活了一年，因为水土不服，经常发烧、腹泻。母亲只好辞别不舍的父亲，带着我返回鞍山。

此后17年，我们一家一直过着两地分居的生活。父亲每个月发了工资，除了自己几块钱的生活费，剩下的全部寄回家。父亲每年只有一次探亲假，在我的记忆中，他总是带着糖果和新衣服，这成为我们儿时的期待。只要能见到他，我们内心就无比幸福。

1987年，我回到了攀枝花，在攀钢技校学习钳工，我们一家也终于团聚了。对于父亲来说，攀枝花是他挥洒青春建设祖国的地方，而对于我们和母亲来说，这里就是精神家园，是我们牵挂思念的心安定下来的地方。

▲邹晓方父亲用过的老工具

父亲为人和善，不争不抢，但却对他的孩子十分严格。我毕业后进入攀钢工作，父亲经常跑到我工作的地方，问领导我的表现。只要表现不好，父亲回家就会教育我，他说，作为攀钢人的后代，要有担当、抱负，干好本职工作，干一行、爱一行、精一行，要圆满完成任务，干到光荣退休。

正是父亲的这番话改变了我。2006年，攀钢集团钛业公司钛冶炼厂成立，我主动申请来到这里，从零开始学习钛渣冶炼技能。由冶炼“小白”一路成长为掌握多种钛渣冶炼工艺的倒班作业长，获得了不少荣誉。

正当我工作干得蒸蒸日上时，父亲身体却不好了。病中的他和我聊得最多的仍然是工作。那时候我当上了班组长，他就不断叮嘱我打铁还需自身硬，要对得起班员。

回首半生，是父亲的品格在不知不觉中塑造了我。他的为人处世，他的谆谆教导，早已融入我的生命。

一眨眼，父亲已离开我10年了，我也步入中年，我的儿子去年也参加了工作。父亲留下了很多大红的荣誉证书，却没留下太多照片，我发现我甚至找不到一张和他的单独合影，这使我抱憾。

没有父辈那一代人的艰苦付出，就不会有攀枝花钢铁基地，更不会有这座城市。攀枝花又叫英雄树，尽管父辈们留下的二代三代已代替他们成为建设的主角，但不变的是，奉献的精神一直流淌在这片土地上。

原标题：《5个与父辈间的故事，读懂爱与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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