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处制造困难——克尔凯郭尔能告诉我们如何生活吗？

學人Scholar

克尔凯敦尔（by Zé Otavio）

文 | 克里斯托弗·伯哈，吴万伟 译

译者授权发布

本文讨论《心灵哲学家：索伦·克尔凯郭尔焦躁不安的一生》一书。

在整个历史中，哲学的标记一直是那些寻求摧毁当时盛行的思想体系的人，正如弗里德里希·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所说，是“手里拿着锤子进行哲学探索”，目的是用全新的眼光看待人类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或者如柏拉图早期对话中描述的苏格拉底。苏格拉底激烈攻击那些收费从事修辞训练的专业苏菲主义者，和他们不同，他就在希腊的露天市场游荡，向任何愿意听的人提出有关人生意义的棘手难题。他坚持认为，自己并没有什么新知识可以传授，其智慧完全就在于承认自己的无知。他将主要精力集中在大众普遍拥有的令人不安的观念而不是提出自己的观念，他谈到自己是是个像牛虻一样惹人讨厌的人，专门叮咬雅典社会的心满意足。这个社会的很多人觉得，苏格拉底就是一个笑柄，但他也吸引了相当多追随者，在这些人看来，他的人格魅力——他的嘲讽气质，他甘愿贫困和对世俗事务的超然态度，尤其是在面对死亡时的沉着冷静至少和他的思想一样重要。

从那以后，圈外人哲学家倾向于将苏格拉底当作他们的试金石。就像柏拉图一样，他们也模糊了哲学和文学写作的界限，说出发人深省的格言警句，普通大众往往期待这样的深刻见解就应该出来自哲学家之口。虽然常常对宗教表现出敌意，但他们深度关心的往往是可以被称为“上帝问题”的内容：上帝存在吗？这些的存在或不存在对这个世界的我们意味着什么？他们与学术界的关系是模糊不清的，也是公然对立的，在世时一直被人忽略或被当作嘲讽的对象。他们对推崇客观性和无利益纠葛的学科表现出桀骜不驯的对视态度，往往公开承认自己的观念与生活体验之间的联系。这个群体的哲学家在年纪轻轻的时候就死去的比例之高令人印象深刻，他们之所以让人念念不忘与其说是因为提出的哲学思想倒不如说是因为他们真实地践行自己哲学的尝试。随着哲学这门学科在现代世界变得越来越专业化和系统化，这些人变得越来越引人注目和出类拔萃，渐渐成为一种独特传统的代表。

当今时代似乎特别迫切渴望这个传统能够带给我们的东西——过去十年我们已经见证了此类书籍的大量出现，如詹姆斯·米勒（James Miller）的《经过审视的生活：从苏格拉底到尼采》、约翰·卡格（John Kaag）的《与尼采一起徒步旅行》、苏·普里多（Sue Prideaux）的《我是炸药》 (又是有关尼采的书)、罗伯特·扎兰斯基（Robert Zaretsky）的《值得过的人生》（有关法国哲学家阿尔贝·加缪Albert Camus的书)、卡伦·奥尔森（Karen Olsson）的《韦伊猜测》(有关法国哲学家西蒙娜·韦伊（Simone Weil）的书)、萨拉·贝克维尔（ Sarah Bakewell）的《存在主义者咖啡馆》 (有关加缪和韦伊以及在形形色色的左岸咖啡馆逗留者的书)、戈登·马里诺（Gordon Marino）的《存在主义救了我》(多多少少是有关整个群体的书) 都属于这个类型，既非传统的传记又非学术专著。相反，它们是思想家探索“如何度过人生”的个人历史。

克莱尔·卡莱尔（Clare Carlisle）的新著《心灵哲学家：索伦·克尔凯郭尔焦躁不安的一生》的传主索伦·克尔凯郭尔（Søren Kierkegaard）是这种圈外人哲学家传统的一个典型案例，在某种程度上是这种现代压力的创始人。上文列举的几乎每一本书都将此人引用为先驱者，我们能够找到此人与上面书中每个人之间的直接联系。虽然尼采从来没有阅读过他的著作，但克尔凯郭尔已经提前半个世纪预兆了尼采对理性化启蒙基督教和普遍道德的严厉批判。有传记作家汇报说，韦伊“每次阅读克尔凯郭尔都感动不已”；加缪影响最大的观点——人生的荒谬性概念也受惠于克尔凯郭尔，法国存在主义的大部分内容可以被理解为挽救克尔凯郭尔思想的努力，同时清除掉作为其思想基础的上帝信仰。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也可以说是另一个圈外人哲学家，因为他在哲学家万神殿中的崇高地位是在死后才获得的，他称克尔凯郭尔是“19世纪最深刻的思想家。”

那么，在“如何度过人生”的出版热潮中，克尔凯郭尔为什么姗姗来迟呢？虽然其著作有特别的紧迫感和激动人心的魅力，还有他为普通大众而写的事实，但克尔凯郭尔抗拒思想普及化的诱惑。他的观点与其几乎根本不能阐释的写作形式紧密联系在一起。在某些书中，他使用匿名替身多达五六个充当书中人物、作者、编辑等，这使得人们很难判定他想表达的观点到底哪个是他自己的。（这是苏格拉底式讽刺的常见特征，但在克尔凯郭尔身上的表现特别令人印象深刻。）他的写作常常晦涩难懂得令人望而生畏，在很大程度上，他是故意的。他写到，现代人的每个努力都是旨在让生活变得更容易一些；他意识到自己不愿意为这个宏大工程做贡献，所以不知不觉地找到了另一份工作：“到处制造困难”。

但是，对于那些愿意做此工作的人，克尔凯郭尔至少还有很多东西要告诉我们这些接受思想的人。正如卡莱尔注意到的那样，克尔凯郭尔的巨大吸引力的部分就在于他似乎是

第一个关注在明显可以看出属于现代世界的生活体验的伟大哲学家，这个世界里有报纸、火车、橱窗购物、娱乐公园和大量的知识和信息储备。

他写到了生活在这个世界的焦虑：面对没完没了的决策，同时却觉得你的任何选择根本都不重要；你被海量的信息淹没了，却看不到什么信息能够应用在生活中；你不断地将自我展示给注目观看的世界，却在怀疑你的最深刻真理仍然无人知晓。

克尔凯郭尔1813年出生于哥本哈根。他的父亲米歇尔（Michael）在丹麦尼德兰半岛（Jutland）的极端贫困中长大，家人在路德派牧师家的土地上干活。（他们拿来作为名字的单词（Kierkegaard）的意思是教堂庭院，延伸一下就是墓地，当人们了解到索伦（Søren）是对塞维里努斯（Severinus）的破坏，意思是严厉的，这个事实就变得更加具有隐含意义了。)米歇尔的叔叔将他从这个贫瘠之地带走，前往首都当内衣经销商的学徒。在这个行业站得住脚之后，米歇尔成为从丹麦殖民地进口货物的商人，生意做得很成功，到了40岁的时候已经退休不干了。他把剩下的时间都花费在学习神学和德国哲学上了，他虽然完全缺乏正规的教育，但显然极其敏锐地抓住了要点。到了退休时，他的首任妻子去世，没有孩子。他很快再度结婚，这次是和从尼德兰半岛而来克尔凯郭尔家工作的一位远亲艾·伦德（Ane Lund）结婚。五个月之后，他们生了第一个孩子，此后十五年里又生了六个孩子，索伦·阿贝克尔凯郭尔（Søren Aabye）是最小的儿子。

在克尔凯郭尔出生的那一年，丹麦遭遇了金融危机，但是米歇尔·克尔凯郭尔已经将财富投入到黄金支持的证券商，这使得他的财富在猖獗的通货膨胀时代得以保存下来，危机过后成为这个城市最富有的人。他是严格的虔信派教徒，有巨大的思想好奇心，却没有审美意识，他严格控制家庭生活，制造了一个没有任何快乐可言的家庭氛围。克尔凯郭尔后来说到对父亲宗教虔诚的崇拜，但他也描述了在米歇尔严格监督下的童年极度不快乐。

在他父亲的坚持下，克尔凯郭尔在哥本哈根大学学习神学。其长兄彼得·克里斯蒂安（Peter Christian）以班上第一名的成绩毕业，很快将成为前途无量的牧师。与之相比，索伦是个冷漠的学生，大学生活对他来说首先意味着自由。卡莱尔写到，他“迫不及待地、放肆地投入到刚刚揭开面纱的城市的怀抱中，他下馆子，泡咖啡馆，抽昂贵的雪茄烟，购买新衣服，精力充沛地参加各种社交活动。”

哥本哈根的思想氛围充满了早一代学生从德国带回去的浪漫主义，克尔凯郭尔热情洋溢地拥抱了这种精神。卡莱尔告诉我们“在他看来，基督教教义、圣经解析和教会历史远远没有他在大学发现的新文学那么有意思。”他开始以一种漫无目的的方式写作，为当地报纸撰写反对妇女解放和报刊自由等反动派观点的文章。

多年过去后，克尔凯郭尔的学位方面并没有取得多大进步，而他的父亲忧虑重重地关注着他。他在自己的日记中写到“我真正需要的是弄清楚我必须做什么而不是我必须知道什么，除非这些知识是我每个行动所必需的。”到了24岁的时候，他遇见并爱上了一个15岁的姑娘雷吉娜·奥尔森（Regine Olsen），经常到她的家里拜访，模模糊糊地追求她，同时继续泡在咖啡馆里。各种文学创作工程都没有取得成效，包括一篇有关安徒生（Hans Christian Andersen）的长篇随笔，克尔凯郭尔将其失败归咎于缺乏适当的“人生观”。卡莱尔写到，在此期间，克尔凯郭尔的

超级反思的天生倾向已经得到浸淫唯心主义哲学和文学讽刺三十年的思想文化的滋养；他的体验和情感被包装在数不清的反思中，里面充斥着诗意的境界和有关生存意义的怀疑。

（公平地说，他也遭遇很多痛苦，他的母亲、两个姐姐和最亲密的哥哥在这些年先后去世，当然加剧了他的焦虑。）

他在大学里混了将近十年，等到他父亲在1838年去世的时候，他还没有拿到学位。此时，９人之家里仅剩下他和彼得克里斯蒂（Peter Christian）两个幸存者。或许并不令人吃惊，两兄弟都患上了慢性忧郁症，就像他们的父亲和彼得的儿子一样，其中一个自杀。但是，在短期内，米歇尔的死让克尔凯郭尔从好逸恶劳和懒惰中惊醒过来，发誓要从事父亲期待他投入的事业。他完成了对安徒生的批判，出版了一本书《从仍然活着的论文谈起》，最后通过了考试。他还向雷吉娜求婚，进入神学院深造，并开始博士论文的写作，这将不仅让他赢得博士学位而且让他有资格当丹麦教会的牧师。

这些发展是密切相关的：结婚意味着开始一项养家糊口的职业，要生儿育女，要为哥本哈根社会承担起公共责任，卡莱尔写到“他的生活将被理解为按照早已确立的人生在世标准来进行的，也将被这个标准来衡量和判断，而这个标准恰恰是通过义务、风俗习惯和期待而精心塑造出来的。”

几乎就在他刚一做出这个承诺，克尔凯郭尔就认识到这是一个错误。他真诚地爱着雷吉娜，他相信结婚将给他带来幸福和满足，但他怀疑自己是否配得上这样的幸福和满足。就像陷入忧郁的很多人那样，他明白自己的处境是要提供有关人类处境的某些最根本见解。真正把握这种情感的人拥有某种天赋使命的迷人外表。

也许因为家族遗传，他应该独身生活一二十年直到他年纪轻轻就去世，他一直相信这都是他的宿命。他投身于探索焦虑和绝望的意义。对于过着令人艳羡的资产阶级生活的已婚男人来说，当然不可能写出这样的东西。在没有修道院传统和独身神职人员的新教社会，婚姻是人最高意义的使命召唤，克尔凯郭尔非常严肃地接受了这样的召唤。他不是要试图逃避刻板的婚姻生活而回归独身的浅薄快乐，相反，他被召唤要去做更加严谨的事。当他拿到了学位，出版了博士论文《论反讽的概念:以苏格拉底为主线》，换句话说，做完了开始婚姻生活所需要的一切之后，他开始提出退婚。

为了某个严格的理想追求而牺牲自己的幸福是一回事，但牺牲雷吉娜的幸福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所以克尔凯郭尔——在心理上是个对任何人的利益都非常敏感和体贴的人——设想了让雷吉娜相信他是玩弄她情感的浪荡子，而不是面对比婚姻更高尚的目标任务而不惜牺牲忠诚的有情人。在此情况下，她能够没有任何良心不安地宣称切断这段情感纠葛。在克尔凯郭尔看来，无论从社会上还是从心理上来说，这对她来说都更好一些。但是最后，雷吉娜并没有按他预想的那样配合演出，就像任何一个遭受负心汉打击的痴情女子一样，她拒绝承担悔婚的责任，祈求他不要退婚，并威胁说如果他退婚，她就自杀，这就是她的处境。

在此后的丑闻大爆发之后，克尔凯郭尔逃到柏林了五个月。在那里，他前往谢林（Schelling）的黑格尔讲座听课，虽然他做了非常详细的笔记，但在信中他描述“无论在广度上还是在深度上，讲课都是没完没了的废话”。黑格尔去世已经十年多了，但他的思想仍然是欧洲思想界的支配性力量，克尔凯郭尔对其思想做出强烈的负面反应。

黑格尔主义——至少在克尔凯郭尔从谢林和那些将黑格尔介绍进哥本哈根的丹麦知识分子那里了解的黑格尔主义——将历史当作可理解的过程来对待，在此过程中人类不断进步，并走向精神自由。这个过程是以辩证的方式展开的，正如一种状态的内在矛盾引发对抗性反应，后来又吸收这种反应。已经到来晚期的现代人处于可认识这个过程的阶段，如果从顶端看待，历史就以这样的方式变成了认识到自身就是历史。

在克尔凯郭尔看来，这种涵盖一切的目的论观点没有为人类的能动性留下任何空间。也就是说，我们可以自由地做出选择，但这些选择在宏大工程中没有任何重要意义。如果一切都最终向对立面演化，如果这个世界是一系列的“两者都”的关系，选择甲总是意味着选择乙，但是，他和雷吉娜的恋爱体验给克尔凯郭尔的教训是某些选择——恰恰是对人来说最重要的选择——恰恰排除掉了其他选择。而且，虽然黑格尔主义鼓励我们从更高的地方考察人性，我们仍然忍不住卷入到自己的生活。无论什么真理，向人们揭示的长远眼光并不能给我们提供多大帮助。

在柏林，克尔凯郭尔开始了一项工作，用卡莱尔的话，这将展示出“塑造黑格尔思想的独特辩证逻辑在其百科全书式的每个层次上都再生出来，如果将其用来作为人生观的话，就变成了荒谬的笑话。”《非此即彼》（Either/Or）是他出版的第三部作品，是第一本克尔凯郭尔真正称作“我自己写的作品”。那是一本很长、很怪异的著作，源自看似缺乏联系的元素组成。以匿名“编辑”署名的序言，维克多·埃里米塔（胜利的隐士）（Victor Eremita）解释了接下来的东西是他在旧货店购买的写字台抽屉里发现的文件。第一套论文属于只知道为Ａ的作者，那是一个聪明但迷茫的年轻人，更像是在向雷吉娜求婚前的克尔凯郭尔。Ａ的论文包括了一组格言警句还有一系列随笔，谈论的话题包括莫扎特处理唐璜（ Don Juan）主题和现代戏剧中的悲剧策略。总体来看，这些论文给出了从美学角度看人生的画面，其中人们可能做出很多选择——喜欢哪个夜晚，看什么演出——什么都不会有任何改变。

本书这个部分的高潮是“诱惑者日记”，收录在Ａ的论文中却署了另外一个人的名字约翰尼斯（Johannes）。“已经尝试完成诗意地度过人生的任务。”约翰尼斯用糟糕透顶的细节描述了年轻妇女对他的诱惑，他感受到对她真诚的爱，他珍惜这种爱情，就像他可能对一首美丽诗歌或一则动听音乐的感受。他期盼她回报他对她的爱，以便他们最终相互享受对方的爱情。他在最后一则留言中残忍地写道“但是，现在一切都结束了，我再也不想见到她。”

第二部分的论文包括法官威廉（Judge William）写给Ａ的信。与克尔凯郭尔不同，此人求婚成功，因此敦促Ａ做同样的事。虽然Ａ代表从审美角度看待生活的途径，法官主张伦理道德途径，其中我们的决定要求我们承诺于一些会产生后果的事，因此是真正的选择。对此人来说，存在某种自鸣得意的成分，他的婚姻很幸福，有可敬的公共形象，但是，毫无疑问克尔凯郭尔发现这是两个人更值得敬佩的选择。只有到了文章的结尾，我们开始看到第三种途径的可能性，这是威廉送给Ａ的告诫，由第五个作者写出，主题是：在上帝面前，我们都处于犯错误的一边。

《非此即彼》出版之后在丹麦引起了一阵轰动，一直成为克尔凯郭尔一生中唯一在商业上取得巨大成功的书。出版了长长的两卷，但它被广泛地误读了，很多人从来没有阅读第二部分，把第一部分当作美学世界观的纯粹表现而不是对它的批判。读者对“诱惑者日记”特别感到震惊和愤慨，倾向于把约翰纳斯当作作者的替身（作者被许多人认为就是克尔凯郭尔）。事实上，克尔凯郭尔似乎倾向于是让雷吉娜（Regine）至少这样理解这本书，这样就能帮助她忘记这个负心汉。但是，他的算计再次失败了，在克尔凯郭尔的丑闻最高潮，雷吉娜在一次复活节教会活动中给他点头，暗示她知道他内心的真相，他的回应是再次逃离丹麦，去了柏林。

在这第二次的旅行中，克尔凯郭尔写了可能是当今人们阅读最广泛的那本书。虽然那只是早期匿名著作之一，并没有直接谈及取消订婚的主题，《恐惧与战栗》在很多方面是克尔凯郭尔最持久地谈及他与雷吉娜关系的书。按照他自己的描述，他的行为一直是错误的，他本来应该兑现向她作出的承诺，但他肯定自己做了正确的事。人们怎么能理解这种悖论呢？克尔凯郭尔仍然相信，婚姻是最高程度的道德召唤，他没有听从这个召唤。但是，虽然他公开显示了反面，他并没有抛弃雷吉娜去追求肤浅的、无方向的审美生活快乐。相反，他致力于更高尚的事业追求。那么，这个更高尚的事业是什么呢？比道德生活更高尚的召唤有道理吗？对此问题的临时性答案是在《非此即彼》的末尾弥撒中提出的；他现在再次捡起来，并往前推动一步，讲述了圣经中以撒（Isaac）献祭的故事。

上帝与其臣民的契约开始于他向年长无子的亚伯拉罕承诺，他的后代就像天上的星星一样繁多。上帝提出这个承诺是在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诞生之时，但上帝也要求亚伯拉罕将以撒带到莫里亚山（或称圣殿山）（Mount Moriah）的山顶。据说那里是亚伯拉罕建造祭坛准备牺牲以撒的地方。从历史角度看，我们知道这是对信仰的考验：亚伯拉罕将以撒带到山顶，将其捆在祭坛上，但上帝在他完成祭祀之前出手干预。但是，这种考验的本质在当时人们是根本不知道的。亚伯拉罕必须向自己显示愿意做一些不可饶恕的事，他实际上从来没有做这事的事实不在讨论的话题内。而且，他没有告诉任何人——甚至没有告诉以撒他在做什么。他承受了痛苦，独自承受前往圣殿山旅程的焦虑，甚至遭受可能误解上帝命令的可能性，他要做某些不可被原谅的蠢事。最后，经过了考验之后，他再次下山回归到从前的生活中，就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一样。实际上，从客观上说，的确什么也没有发生。

在克尔凯郭尔看来，这是真正宗教生活的本质。它意味着内心转向神，不能被简单化地理解为道德法则。在此后的几十年里，有人一直作出不懈努力要将基督教理性化，并将其放在普遍具有约束性的道德法则的基础地位上。从克尔凯郭尔的视角看，问题在于耶稣并没有要求我们遵循一套法则；他呼吁我们的是爱。坚持将某个伦理法则作为最高生命目标是不可能的，因为有可能遵循眼前的每个法则，但心中并没有感受到爱。美学和伦理之上再添加第三个范畴，超越了前两者的宗教范畴。

被置于这三角关系中，美学的、伦理的和宗教的维度似乎代表了黑格尔式进步观，但是，一个阶段并不像黑格尔的体系中那样必然进入下一个阶段。美学生活中没有内在的矛盾冲突促使我们走出来。我们必须选择伦理生活作为个人意志的行动。因为这样选择，站在我们自己的选择一边恰恰是伦理生活包含的内容。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必须已经生活在伦理空间内以便选择这样的生活。美学生活中没有任何东西——恰恰是这种选择不可能出现的地方——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让我们的生活变成伦理生活。（从A的论文中，“经验显示，从哲学开始一点儿都不困难。。。但是，让哲学或者哲学家停下来总是十分困难。”）所需要的是从一种状态到另外一种状态的质变跨越。

类似的跨越是，让我们从伦理生活转向宗教生活。正如法官威廉（Judge William）的自以为是，伦理空间给我们坚持某些法则的满足感，它不能推动我们走向更伟大的目标。但是，我们持续拥有焦虑和绝望的时刻，在我们意识到任何数量的坚持行为都不能改变我们和我们所热爱的人命中注定要死去的事实，或者当我们认识到我们的道德法则是空中楼阁时，它没有也不可能有普遍性基础，宣扬这些道德法则的基督教故事不可能被理性化为绝对和特殊或必然和偶然的黑格尔式综合体，而是必须被接受为一个悖论，一个荒谬命题。

在克尔凯郭尔看来，恰恰是这种焦虑让我们有可能转向内心。正是在这种焦虑中，我们开始变得真正有了宗教信仰。因为宗教生活并不是根据普遍性法则展开的，就像亚伯拉罕，我们不能事先知道我们的做法是否正确。我们必须全身心地投入进去并相信它，正如保罗在写给哥林多人（the Corinthians）的第一封信中所说，处在极端恐惧和颤抖中。在克尔凯郭尔看来，这是著名的信仰飞跃，或许是最著名的（虽然他从来没有使用这个说法）。这个短语有时候被用来指我们应该投身于这个信仰，即使我们没有证明其思想合理性的基础。事实上，它意味着任何数量的哲学思考或者理行为都不能带来宗教生活所要求的那种转向内心的后果。

有关这种内心转向的另一个事实是，当我们试图像进行了一件伦理行为那样展示它时，我们证明其错误。当然，撰写有关宗教的文章恰恰就是这种客观化展示的形式。克尔凯郭尔意识到了这种矛盾，他与他自己的著作有一种很模糊复杂的关系。（他与其著作的关系似乎没有哪个不是模糊不清的）这部分可以通过他使用虚假名字来解释，这不仅仅是作家的手段。多年来，他特别留心地将其文学身份掩盖起来。他在著作中提出的要点是走很长一段路之后才能被哥本哈根根的人看见。他们知道他的独特风格，他在中间休息的间隔时出现在剧场里，给人的印象是他花费一晚上都在看演出，然后悄悄溜回家工作。他竭尽全力要表现出仍然沉溺于美学生活阶段。

在《非此即彼》出版几个月之后，克尔凯郭尔以真名出版了一本文集“逐渐累积的话语”——实际上是基督教弥撒，虽然他并没有这么说，因为他没有登台传教的资格。在接下来的十年，他出版了很多著作，有时候一天或一周之内就有几篇文章，他经常发表署名假名的文章，签署密集连载的多篇文章，似乎是要故意让人失去了解他的线索。

当他最终承认作者身份的死后出版的作品时，他同时也表明其中

里面没有一个我写的字。我对这些没有自己的观点，除非是作为第三方；对他们的意思也没有了解，除非是作为读者；与它们没有哪怕最遥远的私人关系，因为让它成为双方反思后的交流根本不可能。

他宣称他的作者身份，过了几年后，他再次将其捡起来。

他的书销量很小，编辑、排版、印刷的成本比他继承下来的遗产收入更多，所以他很快就花光了本金，但这并没有让克尔凯郭尔感到担忧，他仍然非常有信心自己命中注定要在年轻时死去。他被迫卖掉家里的房子，却作为租客继续住在那里。他仍然出版大量著作，而且为期刊投稿更加勤奋，这是他在为后人做准备的。与此同时，他坚持认为他的基督教话语连同他对丹麦官方教会越来越严厉的攻击是他真正的工作，匿名作品不过是审美好奇心的表现而已。直到20世纪时，这一直都是克尔凯郭尔遗产的共识。

1855年秋天，在宣称自己是匿名作品的作者15年后，克尔凯郭尔突然在街上摔倒。几个星期之后，在42岁的年纪匆匆离开人世。他曾经想过在他父亲去世之后再活十年或二十年，结果只活了17年。他写字台上的便条解释说，将所有剩余遗产都留给雷吉娜·施莱格尔（Mrs. Regine Schlegel）夫人，如果她拒绝接受，可以请她负责将其捐赠给穷人。结果，他留下的钱几乎都花在了葬礼上。

克尔凯郭尔墓地

《心灵哲学家》从克尔凯郭尔第二次到柏林旅行开始。乍一看，这似乎是有些怪异的选择，因为第一次和雷吉娜分手和更早的旅行是克尔凯郭尔事业的清晰转折点。但是，卡莱尔已经着手写“克尔凯郭尔式的克尔凯郭尔传记了”，这意味着她无法找到典型途径，满意地站在他的生活事件之外，带着历史学家的回顾性知识按照时间先后顺序重新描述这些事件，了解所有这些事件意味着什么，会导致后来的什么变化。克尔凯郭尔最著名的深刻见解之一就是生活必须是朝前走着过的，哲学家教导我们的只能是从后面倒着理解。卡莱尔试图向这个观点致敬，通过捡起克尔凯郭尔在各个不确定时刻的故事，让我们处在和他一样的不确定时刻，使用这些作为考察过去的前沿据点。

从理论上说，这是很有道理的途径，但结果却有些令人尴尬。虽然克尔凯郭尔的著作与其生活经验密切相关，但是，他的生活中很多最重要事件大多是内心活动。（实际上，他认为这是对他生活的准确描述）这意味着有些章节是围绕着漫长的火车旅行“这个事件”或盯着窗外花费的一个小时组织起来，很难看到传主的个人生活框架对了解其著作增添了多少内容。虽然卡莱尔强调克尔凯郭尔的思想变化的重要性，但她的书有时候却显得令人好奇地纹丝不动。

在最好的时候，当它提供更直接了当的明确叙述。卡莱尔是哲学和神学教授，是对克尔凯郭尔早期匿名著作的更传统研究的作者（学术基本功特别扎实），绝对熟练掌握克尔凯郭尔的生平和著作。与此同时，她的文笔流畅和有独特风格，和传主一样对学界的有些做法持怀疑态度。在显然是其主要目标上取得了了不起的成功，那就是给我们一种意识，为什么克尔凯郭尔的任务对他来说如此紧迫重要，为什么对我们来说也很重要。卡莱尔可能同意在说到实践时，阅读他的著作会困难得令人怪异，这是没有办法的。如果我说《心灵哲学家》的最伟大美德是它可能激发某些读者去做这样的事，我希望她会将其视为一种赞美。

那么，克尔凯郭尔对我们这个时代能说些什么呢？

我们每个人都被召唤要以一种创造的方式过自己的生活。按自己的意愿过生活，几乎可以说是不言自明的真理，但是，我们的文化将该工程当作一种表演来对待，依据外表由别人来评判。克尔凯郭尔的内心性概念在非常不同的论坛中给我们任务。任何数量的喜欢或点击都不能告诉我们，我们过的生活是不是实际上响应召唤的生活。实际上，将我们的生活屈服于公众赞许的过程只能破坏我们的努力。当今社会就是这样子——不仅仅是社交媒体的公共表演，而且有整天没完没了给我们选择的消费文化，没有一样是真正重要的东西，它们被设计出来就是要干扰我们对存在真相的认识。克尔凯郭尔告诉我们要牢记这个真理，朝前走必然伴随着焦虑和绝望，而不是竭力逃避这些。

克尔凯郭尔能告诉我们时代的最伟大之事或许是，我们或许不再认为自己是占据某个年龄的人了，不再认为我们的人生意义是由我们控制之外的非个人历史力量决定了，不再认为我们的主要人生目标是对我们时代的特殊挑战作出回应了。1848年，横扫整个欧洲的自由主义革命来到丹麦，将绝对君权的君主制转变为立宪民主制。克尔凯郭尔在日记中写道，“外面的一切都已经变得焦虑不安，而我坐在静静的房间里（毫无疑问我将很快拥有臭名声，对国家的事业漠不关心）——我知道只有一种风险，宗教风险。”

他相信，这是一种风险，需要我们用自己的术语捡起来。因为其他任何人都不能替代我们，我们在历史上来到这里多晚并不重要。就像前辈们一样，我们响应内心的召唤完成人生的根本任务，那就是学习如何爱：克尔凯郭尔写到，“无论从先辈那里学到什么，任何一代人都能从前辈那里学到真正的人性。”

现在，我们每个人都成了黑格尔主义者，当然，我们面临的问题之多不仅是空前的而且是系统性的，任何个人都难以招架。人人都感受到一种强烈的紧迫感，同时还伴随着一种真实的无力感。我们在感到世界迫切需要改变的同时，也感到我们并没有做出改变所需的设备。克尔凯郭尔告诉我们，可以从改变心灵开始。

译自：Difficulties Everywhere Can Kierkegaard tell us how to live? By Christopher Beha

作者简介：

克里斯托弗·伯哈（Christopher Beha），《哈泼斯》杂志编辑，著有《自残行为索引》。

https://harpers.org/archive/2020/05/difficulties-everywhere-soren-kierkegaard-philosopher-of-the-heart-clare-carlisle/

相关阅读

原标题：《到处制造困难——克尔凯郭尔能告诉我们如何生活吗？》

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