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往今来，生活在平原大江大河处的农耕民族，都要面对一个险峻的问题——灾荒。
得益于五千年漫长岁月里留下的珍贵记载，让后人能够找到大量农耕文明抗灾系统的史料进行调查。
农业文明嘛，生产特点大家都清楚，生产者需要常年固守在一片土地之上，春耕夏种秋收冬藏，一整套流程十分的清楚明晰，这种生产方式，简单来说就是靠天吃饭，老天爷赏脸，那么就能迎来丰收，大家就能喜气洋洋的“丰年留客足鸡豚”了。而一旦老天爷不给面子，遇到荒年，减收减产还是其次，严重的时候往往会颗粒无收。
而农耕的生活方式，又使得这种情况下农民们既不能从土地上获取足够的粮食，又不能随意的迁徙移动，所以就只能靠丰年及平年时贮备粮食来对抗灾年了。
所谓“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虽有凶悍水溢，民无菜色”，说的就是这种情况，也算是一种经验之谈，在理想的状态下，收成的三分之一是可以留作盈余的。只要有这样的储备，就可以度过灾年。
当然，凡事有利即有弊，屯粮也引发了一个小小的问题，粮食屯的越多，游牧为生的邻居们就越垂涎，丰年及平年倒也还好，一旦大草原上遭了灾，老邻居们就纷纷南下劫掠。
虽说都是为了生存无可指责，不过这么一来的后果就是农耕文明不得不密集的居住，并且挖深沟筑高墙来对抗草原上的邻居们。但是挖深沟筑高墙并不是一村一地一己之力即可完成的工作，于是农耕文明就这样走向了集权国家的道路。
从这一层面上来讲，储备粮食，可以说是国家级的决策，所以贾谊才会说“夫积储者，天下之大命也”
其实单纯的粮食储备是不足以应对灾荒的，尤其是老天爷不赏脸，不幸遇到连年的灾荒，更是如此。
在这种情况下，农耕文明就需要引入更深层的应灾机制，这就是依靠组织的力量来度过灾荒。而我们古代的组织关系，首当其冲的就是家族关系，农民们聚族而居，形成“家国同构”的特殊模式。当家族中某一人家已经弹尽粮绝无力应对饥荒时，家族内其余成员就要在宗族的协调下伸出援手，这样就在农耕社会中形成了互帮互助、救灾救难的德行。
也同时形成了宗族运行的基本原则“善则赏之，过则匡之，患则救之，失则革之。”
为了在灾难来临之时组织能够拿出威信力，就需要在平时做到公正的赏罚，在有所失职的时候自我反省，才能确保抗灾能力的稳固。所以为什么现在大家族里有个啥矛盾，也还是要请老人出来调节，这就是数千年来形成的集体文化记忆。
除去家族关系，剩下的就是邻里关系，所谓“远亲不如近邻”，有的时候，靠谱的邻居是真的能救人于水火之中的，这两个体系，将农耕民族的抗灾体系成倍的扩大了，从而支撑了农耕民族的稳定生活。
如果荒年的规模继续扩大呢？大到无论是远亲还是近邻全都自身难保，这种情况下，又能指着谁站出来进行救灾的工作呢？
毫无疑问，那就是国家，其实起初国家诞生的原因就是如此。
实际上，国家的救灾行为，其实就是宗族+社区的双重救灾体系的扩大化，当遇到特大灾荒时，也只有国家有能力对灾民进行救助，而各级政府，就是无可推辞的救灾主体。
政府通过兴建仓库，贮备救济粮和区域性的救济措施，提高救灾的能力，具体的来说，就是放谷、施粥、赈济钱物、减少赋税以及动员社会参与救灾的方式来调动更大范围的力量抗击灾荒。如此一来，能够参与救灾的力量相对于“宗族+社区”能调动的力量，就几乎是呈现几何级的增加。
其实这就有了一些现代保险业的精神了，“人人为我，我亦为人人”，用互帮互助的精神，构建出了一张巨大的托底之网。西汉之时就有过如此政策，“今募天下入粟县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达到了以富济贫的目的。
其实国家救灾，也是有其两面性的，一方面，救灾的规模体量的扩大，使得救灾能力得到了巨大的提升，对于防灾救灾的益处，不需要多说；但另一方面，也将社区、宗族等关系列入管辖的范围之内，对于这些人，就形成了额外的负担。有时朝政腐败，其结果就是苛政猛于灾荒。
有时灾荒是由于尖锐的人地矛盾引起的，在这种人多地少的地区，农民对抗饥荒的能力本身就较为低下，一旦遇到重大饥荒，不得已之下，卖地卖房甚至卖妻卖女都是常见的现象。面对这部分人，政府要如何进行救济呢？无论是给钱给粮，往往都只能济一时之困，不能解一世之危。
面对这种灾民，在长时间的摸索中，政府也总结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这就是“移民救粟”。将这些人们迁徙到地广人稀的地方，所谓“寡人之于国也，尽心焉耳矣。河内凶，则移其民于河东，移其粟于河内；河东凶亦然”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汉武帝时，黄河附近大荒，就曾鼓励过人民迁往江淮，再对这部分流民进行针对性的救济如赐以钱粮、免除徭役等方式让他们安定下来，不仅能度过灾荒，还能缓解人地矛盾。
而所谓的“假田”，其实就是假民以公田的意思，这些流民背井离乡是没有土地的，这时候政府就会将公田借给他们耕种，而且往往还会配上耕牛、种子、农具等等配套工具。
之前说过，国家的起源，就是大规模的抢险救灾工作，在由部落而国家的这个过程，最关键的节点，就是大禹治水。
大禹治水既可以理解为一种超大规模的救灾行动，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视为一次超大规模的水利建设运动。无论是超大规模的救灾行动还是水利建设所需调动的力量，都是不是之前的那一套“宗族+社区”系统可以组织起来的，这就是国家诞生的原因之一。
国家可以将人民调动起来，进行一个防灾的建设，水多则涝，水少则旱，因此加强水利建设，就成了抵御水旱灾害的强有力的武器，君不见一道都江堰，泽国一变成天府。
荀子就说过“修堤梁，通沟浍(水沟)，行水潦，安水藏，以时决塞；岁虽凶败水旱，使民有所耘艾，司空(官名)之事也”，从春秋开始，哪怕到今天，兴修水利都还是一个永不过时的话题。当然，这里面最为出名的无疑还是都江堰，现代的三峡大坝也算一个。从都江堰到三峡大坝，这之间两千年的时间里，兴修水利，始终是政府的工作目标。
关于防灾救灾与农耕文明，可以这么说农耕文明的防灾抗灾是一个永无止境的工作，这项工作虽然没有使农耕文明立于不败之地，却有效的确保了农耕文明的延续，这才有了我们今天为之骄傲的五千年文明。
文：未定君
参考资料：
【1】《秦汉社会保障研究》 王文涛
【2】《礼记正义》 李学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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