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报告]徐在国教授：谈新出土的战国文字材料

10月25日下午，安徽大学文学院教授、安徽省“皖江学者”特聘教授、安徽省首批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徐在国教授应邀做客文学院，在逸夫楼106报告厅作了题为“谈新出土的战国文字材料”的学术报告。讲座由中国古典文献学学科带头人张金霞教授主持，文学院退休教授吴庆峰、文学院副院长李建平教授、文学院中国古典文献学、汉语言文字学专业部分教师，齐鲁文化研究院部分教师以及众多研究生到场聆听报告。

徐在国教授演讲中

张金霞教授担任主持

徐教授的报告内容主要包含两部分，一是新出土的陶文资料研究，二是“安大简”《诗经》的整理和研究。

所谓“新出”，主要是指王恩田先生的《陶文图录》（2006年）出版后新出土的古陶文，以及一部分未被《陶文图录》收录和漏收的。按时代大致分为：商代陶文、西周陶文、战国陶文、秦陶文和汉陶文。徐在国教授向大家展示了几张河南省安阳市殷墟刘家庄北地制陶作坊遗址出土的殷商陶拍（现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站）图片。战国陶文数量最多，按照国别又可分为燕陶文、三晋陶文、楚陶文、秦陶文和齐陶文等。目前已经发现的楚陶文数量最少。

徐在国教授重点讲解了山东的两处陶文。2002年4月，山东省新泰市第一中学在校园内扩建音乐楼，挖土打地基，李钦利先生发现了陶文。在最后的挖掘中，共捡出陶片1000余片，其中有文字者和少量只有印痕确系陶文者共227片，加上私人藏39片，总计266片。这些陶文绝大多数都是齐国官量陶文。《陶文图录》收集的3000余件齐国陶文中，官量陶文仅有区区80余件，这次发现的齐国官量陶文数量远远超过了自同治十一年（1872）陈簠斋首次发现齐国官量陶文至今共一百四十余年来发现的总和，堪称齐国陶文的重大发现。据新泰市博物馆原馆长马培林先生告知：“新泰县城周围陶文发现有五处。县城内三处：计一中、西南关、南关；县城外二处：县城南中洛沟和城西南西周两处。”可见战国时代新泰窑址应该不少，有官窑的，也有民窑的。

除新泰外，山东省沂水县城南亦有大量陶文发现。沂水陶文的特点有二：一是绝大多数为刻画陶文，也有钤印陶文，但数量极少；二是绝大多数为官府量器陶文。沂水陶文是典型的战国时期齐国陶文，其内容极为重要，尤其是立事者的名字，见于齐国青铜器铭文、玺印、临淄陶文、新泰陶文及其他地方出土的齐国文字，可以互相比对。

报告会现场

关于“安大简”《诗经》的整理和研究，徐在国教授从“安大简”的基本情况、内容和意义几个方面进行了介绍。

“安大简”入藏于2015年1月，经清洗整理，共有1167个编号。竹简总体状况良好，字迹清晰。经北京大学文物鉴定中心碳14检测，竹简的年代约在公元前400年至公元前350年之间，属于战国早中期。2016年，安徽大学组织多个单位对竹简实物进行了观察鉴定。与会专家一致认为：根据这批竹简的形制、文字特点和风格、简文内容等方面综合判断，安徽大学藏简呈现出典型的战国楚简面貌。主要内容为中华文明的核心文献，涉及史学、经学、文学等多个学科领域。其中有关楚史的竹简不仅数量较大，而且简文内容丰富、系统，有些可与传世文献互证，有些可补历史记载的缺失。《诗经》简是目前所能见到的时代最早、数量最多、保存最好的《诗经》文本，将会对《诗经》研究带来重大影响。“安大简”是继“郭店简”、“上博简”、“清华简”之后出土先秦珍稀文献的又一次重大发现，为先秦时期的历史文化和语言文字研究提供了新的宝贵资料，对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具有重大的价值。

关于楚史部分，记载楚史内容的“安大简”有440多支，不仅数量较大，而且简文内容丰富、系统。从楚先祖“颛顼生老童”一直到春秋楚惠王时代的“白公起祸”，简文记载了楚先祖及熊丽以下至惠王时期各王的终立更替和重大历史事件。楚的原始祖先是“五帝”之一颛顼的儿子老童，老童名字的由来没有人知道，但是“安大简”不仅记录了“颛顼生老童”，而且还描写说这个老童生下来是满头白发，像个小老头儿。颛顼卜知这个满头白发的婴儿将会子孙繁衍兴旺，于是喜出望外，就给他起名叫老童。“安大简”还揭示了季连就是前些年考古新材料中多次出现的一个人，叫穴熊。穴熊在《史记》里又称鬻熊，季连与穴熊、鬻熊是同一个人的不同写法，这样，“安大简”的出土就解决了这个学术界长期的困惑。

《诗经》简完简长48.5cm、宽0.6cm，三道编绳，每简27至38字不等。简背有划痕，简首尾留白，简面下部有编号。经初步清理，实际存简93支。简文内容为《诗经》国风部分，共存《诗》57篇（含残篇）。新发现的简本国风只涉及六国，根据简文记录和实际查验，存诗58篇，包括《周南》11篇、《召南》14篇、《秦》10篇、《侯》6篇、《墉》7篇、《魏》（《唐》）10篇。其中《侯》与《魏》、《魏》与《唐》还存在着比较复杂的关系。简本同一国风各篇连抄，一篇完成后，在简的右侧书一小墨块作为分篇标志，接着抄下一篇。

简本是战国时期《诗经》面貌的真实记录，为《诗经》文本历史面貌的揭示和流传的研究提供了最早的证据，对经学史、文学史的研究都具有极其重大的价值。简本《诗经》保存的大量异文，为解决《诗经》训释中的难题和古文字中疑难字的解决提供了可能，也为古文字中已有的考释成果提供了佐证，因而对古文献学、古文字学和汉语史的研究弥足珍贵。简本与《毛诗》相对照异文特别丰富。仅以《关雎》为例，异文如下：“雎”作“疋”，“在”作“才”，“洲”作“州”，“窈窕”作“要翟”，“荇”作“苀”，“寤”作“俉”，“寐”作“寑”，“服”作“伓”……简本与《毛诗》的异文关系有三种：一是通假，二是异体，三是同义。

另有诸子类，这组简辑录孔子的言论，每条皆以“仲尼曰”引出。简文保存的孔子言论，只有几条见于今本《论语》和《礼记》等书所引，文字也不完全相同。楚辞类，第一篇简文内容是舜的两个妃子对舜的怀念，当是楚辞的佚篇。简文中出现的地名“苍梧”和“沅、澧、湘”等水名可以与传世文献相印证，另一篇首句曰“善而莫吾知”，表达了作者对信义德善的坚持，与《离骚》表现的忧愤之情颇为相似。相面类，关于“相面”的竹简共有22枚，内容为根据女子身体特点和面相做出的预测。

在交流互动环节，文学院退休教授吴庆峰就出土文献的价值做了总结。吴教授指出，做任何学术都需要资料，史料的价值是很大的。通过看竹简上的文字，我们知道了韦编三绝的到底是怎样的，知道“关关雎鸠”的“关”从“门”，但组成叠音词以后便指鸟鸣，“窈窕”现在讲是连绵词，和竹简中“腰”的讲法不一样等等……这都透露出很重要的信息。如今古文字的出土资料越来越多，是很好的机遇，运用二重证据法，我们可以考释出很多新知识。

齐鲁文化研究院张磊老师表示十分关注“安大简”，文字、文化、文明，是一体的格局，不论陶还是竹简都是一体化的文化，是一个共同体，这一切非常有意义。

徐教授对于竹简的科普问题作出回答，自从“安大简”发布后，社会媒体有较高的关注，面向普通群众普及竹简知识应当是很重要的，可以考虑采取相应措施。徐教授还对“清华简”中《楚居》部分的注释作出解答，“安大简”中的许多内容可以补其注释之不足，两者应当互相对照。关于《诗经》的流传，徐教授认为《诗经》有定本，如“安大简”第一篇就是《关雎》，可以和现在对照，然而具体是不是孔子删诗，还是有争议的，“安大简”中涉及孔子的东西比较多，许多历史事件不见于史书记载，因而可以丰富史料。

1925年王国维曾在《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中指出:“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见。”运用新出土的文献材料,对研究中国古代语言文学来说,其意义不容置疑。今后我们研究者应该更加密切注视出土文献，拓宽研究的范围。

会后合影

学者介绍：

徐在国，山东新泰人，安徽大学文学院教授；山东大学文学院兼职特聘教授；安徽省“皖江学者”特聘教授；安徽省首批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安徽省人文社科研究基地“汉字发展与应用研究中心”主任；安徽大学徽学与传统文化研究院副院长；中国文字学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中国古文字研究会理事；中国文字博物馆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香港大学饶宗颐学术馆特聘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是古文字学，侧重于战国文字和出土文献的整理与研究。出版专著8部，合著7部，发表本专业论文100余篇。主持及参与国家社科重大项目多项；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汉字发展通史”（子项目负责人）、国家新闻出版总署重大科技工程项目——“中华字库”第5包（负责“陶文、砖瓦文、传钞古文”）、2016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项目《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的整理与研究》（子项目负责人）；主持2016年度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委托项目《安徽大学藏战国楚简〈诗经〉的整理和研究》。

（撰稿：赵洋；初审：赵红芳；终审：张金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