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教育思想，尤其是禅宗的教育思想中，“当头棒喝”对人的惊醒教育作用曾经得到过特别的强调。

在西方，夸美纽斯曾经在他的《大教学论》中专章论述过纪律问题。他一方面不希望“学校充满呼号与鞭挞的声音”，但是另一方面又明确指出：“我们可以从一个无可争辩的命题开始，就是犯了过错的人应该受到惩罚。他们之所以应受惩罚，不是由于他们犯了过错（因为做了的事情不能变成没有做），而是要使他们日后不再犯。”

杜威是以主张尊重儿童而著称的现代教育思想的代表人物。但是杜威仍然认为“儿童是一个人，他必须或者像一个整体统一的人那样过他的生活，或者忍受失败和引起摩擦。”“儿童必须接受有关领导能力的教育，也必须接受有关服从的教育。”

对教育中惩罚现象的解释有一定的文化性。在传统文化，尤其是在中国等东方文化中，教师常常被认为“只是执行父母的权力而已”、在执行惩罚的时候只须注意“纪律应当免去人身的因素，如同愤怒或憎恶，而应怀抱如此坦白、诚恳的目标去执行，使学生也知道是为了对他们有好处”就可以了。

在这种文化形态中，教师对学生实施的惩罚往往并不被做负面的解释，相反，合理的惩罚往往会被解释为教师对学生的善意、爱和尊重。因此惩罚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也可以降低到很低的程度。因此，如果我们心平气和地审视整个人类的历史和我们自己的文化特点，注意极端个人主义价值取向的局限性，不以现代、西方价值观为唯一评判标准的话，对惩罚的教育性的认可可能会容易得多。

法制上常常对体罚等教育行为做出禁止的规定。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1989）第28条第2款规定学校执行纪律的方式应当符合儿童的尊严。第38条则指出，应当确保儿童“不受酷刑或其他形式的残害、不受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1992）第15条规定：“学校、幼儿园的教职员应当尊重未成年人的人格尊严，不得对未成年学生和儿童实施体罚、变相体罚或者其他侮辱人格尊严的行为。”第48条规定：“学校、幼儿园、托儿所的教职员对未成年学生和儿童实施体罚或者变相体罚情节严重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机关给予行政处分。”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1993）第8条第4、5款也分别规定：“关心、爱护全体学生，尊重学生的人格，促进学生在品德、智力、体质等方面全面发展。”“制止有害于学生的行为或者其他侵犯学生合法权益的行为，批评和抵制有害于学生健康成长的现象。”第37条则规定：“体罚学生，经教育不改的”应当“由学校、其他教育机构或者教育行政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或者解聘。”“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但是这些规定都没有（对体罚等）不当处罚以外的教育性惩罚做出禁止的规定，且明眼人不难看出，“尊重未成年人的人格尊严”、“关心、爱护全体学生，尊重学生的人格，促进学生在品德、智力、体质等方面全面发展。”等等与“不得对未成年学生和儿童实施体罚、变相体罚或者其他侮辱人格尊严的行为”等等并不构成完全等同的关系。

相反，惩戒在许多国家的法律上往往被认为是教师从事正常教育教学活动的专业权力之一。而 “简单借口保护学生的合法权益而在理论上断然否决教师惩戒权力的存在，只能是自欺欺人，根本解决不了现存教育惩戒随意使用的问题。”

就像以立法形式保护学校进行正常教育活动一样，我们同样需要在法制上对合理的惩戒权的行使加以保护——这不仅是为了保护教育者，而且首先是为了保护受教育者，使之获得接受正常教育的权利。

首先是逻辑上的证明。

第一，没有惩罚就没有奖励。教育中所谓的“奖励”包括一般的赞许、表扬，也包括专门形式（狭义的）的奖励；“惩罚”也是既包括一般的批评，也包括较严重的处分等等。其实奖励与惩罚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我们用奖励来增加某一行为的发生频率，而用惩罚来减少某一行为的可能性和倾向性。从心理意义上说，惩罚、奖励就像磁铁的两极一样无法完全剥离。举例来说，当我们哪怕是仅仅口头表扬了三个孩子中的一个时，在心理上其实已经对其余两个人造成了实际上的压力（或惩罚）——对一个孩子的表扬暗示另外两个在某件事上做得不够好——这就等于同时批评了另外两个孩子。所以结论只能是：没有惩罚就没有奖励，反之亦然。

第二，奖励和惩罚一样并不必然具有教育性。奖励并不绝对是一个积极的教育方法，奖励也可能导致负面的教育效果，比如奖励可能导致骄傲、溺爱和造成不公正等等。因此奖励如果要成为一种有效的教育方法而非中性的教育手段，就应是一门需要认真对待的教育艺术。奖励也是只有加以限定后才可能是有益的教育手段。而惩罚其实就是问题的另外一个方面——它也只是需要限定而已。

其次，从教育伦理上说，惩罚不一定意味着不尊重，而不惩罚也不一定意味着尊重。

“惩罚不一定意味着不尊重”可以在苏联教育家马卡连柯的论述和教育实践中得到很好的说明。马卡连柯指出：“如果没有要求，那就不可能有教育。”“我的基本原则永远是尽可能多地要求一个人，也要尽可能多地尊重一个人。”这就是所谓的“尊重和要求相结合”的原则。由于有了这一原则的存在，即使是采取十分严厉的惩罚措施——禁闭的时候，由于制度上禁闭只对那些可以提出更高要求的学生（限于捷尔任斯基公社社员，不针对普通学生）实施，即使是受处罚的学生也非常容易理解这一惩罚所体现的尊重和教育意义。

同样，“不惩罚也不一定意味着尊重”也可以得到很好的证明。除了“对我们所不尊重的人，我们不能提出更多的要求”这样的证明，最主要的理由在于：如果没有教育性的惩戒以制止某些错误的行为，则学生在许多事情上将只能通过成本更大的“自然惩罚”去学习。此外如果没有适当的惩罚，关系到每一个学生健康发展的切身利益的教育秩序将难以有效维系。所以，“凡是需要惩罚的地方，教师就没有权利不惩罚。在必须惩罚的情况下，惩罚不仅是一种权利，而且是一种义务。”故从专业伦理的角度看，无条件回避使用惩戒权不仅不会更“道德”，相反倒可能是一种有违师德的教育渎职行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