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佛，见证着中国自古的开放

　　犍陀罗位于现在的巴基斯坦西北部和阿富汗东部地区，是古印度十六列国之一，印度孔雀王朝君主阿育王曾派佛教徒来犍陀罗传播佛教。公元1世纪，犍陀罗地区成为贵霜帝国的中心，以佛教文化为代表的艺术日益兴盛，甚至达到顶峰。

　　犍陀罗艺术主要指贵霜帝国时期的佛教艺术。因其地处印度与中亚、西亚的交通枢纽，又曾经被希腊亚历山大帝国统治，因此它的佛教艺术兼有印度和希腊风格，又有“希腊式佛教艺术”之称。

　　犍陀罗艺术的主要贡献在于佛像的创造。公元1世纪末至2世纪中叶是犍陀罗佛像制作的成熟期，这时的佛像已成功地融印度、希腊、波斯、罗马、中亚草原地区风格于一体，形成独具一格的犍陀罗风格。其特色是佛像面容呈椭圆形，眉目端庄，鼻梁高而长，头发呈波浪形并有顶髻，身披希腊式大褂，衣褶多由左肩下垂，袒露右肩，观音菩萨像有时且带胡须等。

　　敦煌275窟交脚菩萨、北魏平城交脚菩萨与新疆克孜尔石窟第三十八窟的弥勒菩萨一脉相承，菩萨头戴三株宝冠，面相庄严，与贵霜时代犍陀罗早期艺术一致。

　　那么，犍陀罗佛教艺术到底是如何发展起来的，又是如何深远地影响到了中国佛像造像艺术的流变的呢？

上图：3月16日，“譬若香山：犍陀罗艺术展”在北京故宫博物院文华殿向公众开展。

谁创建了犍陀罗佛教艺术？

　　据史料记载，先秦时期，敦煌这里生活着乌孙、月氏、匈奴等游牧民族。公元前177年，匈奴人杀了赶走乌孙的月氏领袖，占领了敦煌及整个河西走廊。在匈奴人的数次打击下月氏被分裂成两支，大部分月氏人选择西迁，被称作大月氏，而少数则留在敦煌南山地区与羌人杂处，被称作小月氏。

　　怀着杀父之仇的大月氏人逃往中亚，来到阿姆河两岸，占领了由希腊移民统治的大夏国，也就是今天阿富汗铁尔梅兹地区，建立了大月氏王国。随后月氏王又攻下了周边区域，分封五部翕侯治理。汉武帝听说后，决定派张骞去寻找大月氏人，形成东西方向的联合夹击，断匈奴右臂，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张骞出使西域。然而月氏人拒绝了汉武帝的请求。

　　大月氏的西迁给世界历史尤其是中亚历史带来了非常重大的影响。西迁引起了中亚民族的一系列多米诺式的迁徙，这些迁徙虽然是被迫的，但在客观上确实促进了丝绸之路上中亚各民族的交流和融合。

上图：佛传故事雕刻。

　　丝绸之路上宗教派别的竞争非常激烈。统治者很愿意为在竞争中占优势的宗教投资，贵霜帝国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公元1世纪初叶，大月氏五翕侯中一个叫贵霜的翕侯消灭了其他翕侯，统一五部落，在喀布尔河流域建立起西到波斯，北到中亚，南括北印度的贵霜帝国，与同时期的东汉、罗马、安息并立于世，成为欧亚四大强国之一。犍陀罗佛教艺术就是在这个时期达到了顶峰。

　　早期佛教反对制造佛像，认为任何姿容和样式的形象，都不足以描述超越轮回获得最终解脱的佛陀。《增一阿含经》说：“如来是身不可造作，不可摸则，不可言长言短。”那么是什么样的契机导致佛教徒开始出现偶像崇拜了呢？

　　在巴基斯坦白沙瓦近郊出土的迦腻色伽古钱币，它的正面印有贵霜帝国国王迦腻色伽的肖像，他手指祭坛的圣火表明他的拜火教信仰，背面印有佛陀立像，佛像旁镌刻的希腊字母铭文，可见不同文化不同宗教集于一体，使得这枚小小的金币意义非凡。

　　迦腻色迦在祖父的基业之上继续开疆拓土，并把贵霜统治中心从中亚移至富楼沙，位于今天巴基斯坦白沙瓦地区，这里就是犍陀罗文明的中心。

上图：迦腻色伽古钱币。

3亿金换一僧人

　　迦腻色伽时代距佛陀涅槃已有500多年，这使得人们开始怀疑佛陀是否真有其人。由于佛门中缺少杰出人才做精神领袖，佛教逐渐衰落。

　　迦腻色伽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决定入侵摩揭陀国，抢一位僧人来兴佛法。摩揭陀国国王称败求和，迦腻色伽王提出以3亿金作为撤兵条件，并扬言如果没有钱可以改用佛钵或城内一位名为马鸣的僧人相抵。摩揭陀国拿不出3亿金，只好忍痛割爱，将这位僧人奉献给迦腻色伽国王。马鸣还是一位文学家、音乐家。他的作品涵盖诗歌、戏剧、音乐等，都是望重当时，闻名于世。

　　马鸣一路弘法。他将佛陀的一生用梵语写成叙事诗《佛所行赞》，不但文辞优美，叙事细腻，且风格鲜活，通俗易懂。在《佛所行赞》中，他完整描述和连缀了佛陀从出生到得道，从传法到涅槃的全过程。他笔下的佛陀，人格化的神的形象逐渐明朗。贵霜帝国的佛传雕塑即依此而制成，人们开始深信佛陀的存在。

　　有了丝绸之路的艺术文化做铺垫，在迦腻色伽王和马鸣的推崇下，大批佛塔寺院纷纷在犍陀罗地区建造起来。马鸣所描述的佛传故事完整地雕刻在佛塔寺院内。当佛教在恒河流域已不再兴旺的时代，犍陀罗地区却成为佛教的中心。而此时距亚历山大东征，希腊化进程在犍陀罗地区已历时600年，这里的艺术家和工匠们早就熟练掌握并继承了希腊罗马高超的人体雕刻艺术。

　　带有希腊罗马元素的建筑和雕塑，在如今巴基斯坦的诸多遗址中大量遗存，有力地证明了古犍陀罗国曾深受希腊文明的洗礼。不仅是一个地名，在这里诞生的佛像也被称为犍陀罗佛像。这是一种兼具印度和希腊等风格的佛教美术样式，又称希腊式佛教艺术。

　　犍陀罗佛像最大的特征为，用源自希腊的写实人体表现手法来塑造印度佛陀。对比佛陀的面容，它们均为深目高鼻，而且鼻梁笔直与额头呈一条直线平齐相连，即所谓的希腊鼻子，头上都覆盖着希腊式波浪纹卷发，肌肉强健，面部表情静穆。佛陀衣着厚重，与罗马元老穿的长袍几乎一致。犍陀罗佛像举起右手并且手掌朝外，这种手印在佛教中叫做“施无畏印”，寓意为消除畏惧，令人安心；而在罗马奥古斯都的雕塑中，也会发现这种手势，对世人表示祝福和赞美。在经历了600年的漫长等待和孕育之后，一种伟大的雕塑艺术凝聚着众生美好愿望和东西方智慧的混血佛像应运而生。

　　贵霜帝国君主对佛教的大力提倡，使佛教在中亚和西北印度获得一次飞跃和更新，并迅速传入中国。佛教的昌盛，也推动了犍陀罗艺术的繁荣。随着佛教传法和商业贸易的频繁，大批贵霜人进入中原，居住在洛阳等中国文明的核心地区。

上图：敦煌275窟西壁交脚菩萨。下图：犍陀罗交脚菩萨。

从西域到中原

　　走进敦煌莫高窟建于北凉时期的第275窟，正对着有一尊高达三米的交脚弥勒菩萨像，这尊菩萨头戴三面宝冠，面向庄严，上身半裸，交脚菩萨坐于双狮座上，如果不向上看菩萨的表情，我们会误以为这就是犍陀罗出土的佛像。这么大的菩萨却长着一张非印欧的脸，让人心生不知客从何处来的疑问。无独有偶，早于敦煌200余年开凿的新疆克孜尔石窟中，表现交脚而坐的弥勒菩萨像已经出现。第三十八窟的弥勒菩萨交脚而坐，头戴三株宝冠。从其头冠及坐姿都可以看出，敦煌早期彩塑交脚菩萨与新疆克孜尔一脉相承，与贵霜时代犍陀罗早期艺术的常见表现形式一致。

　　通过造像风格的细致比对，专家们发现，南北朝时期佛教艺术在河西走廊兴起后，由凉州至平城，再由平城至洛阳，接着再折回到长安和陇东，形成一条状如金钥匙的路线。

　　继敦煌三米高的交脚菩萨问世100年之后，一尊高达15.6米的交脚弥勒菩萨像在北魏都城平城西郊的五洲山南麓被雕刻出来。这是继敦煌第275窟之后，中国内地最大的犍陀罗风格的交脚菩萨像。随后不少小型交脚菩萨像、思维菩萨像以及大量的佛像陆续问世。

　　公元439年北魏太武帝灭北凉，将凉州黎民三万户，包括参与守城、被俘的三千僧人，儒家学者和名门望族迁徙到平城，即今天的山西大同。太武帝此举如同将河西佛教整体搬迁。

　　开凿凉州（武威）天梯山石窟的高僧、寺庙建筑家昙曜，带着造就河西特色“北凉模式”的内迁工匠们承接下了云冈石窟的任务。公元460年，昙曜开启了毕生最伟大的事业。

　　5年之后，云冈第一期工程昙曜五窟完成。五尊主像按照北魏五帝来塑造，最高的有70尺，次一等的有60尺，雕饰奇特而雄伟，为一代之冠，借鉴了平城已有的多元化风格。从如此巨大的体量来看或许是受犍陀罗佛像的影响，特别是巴米扬大佛大像窟影响。佛像不仅体量大，以5窟中最为突出的第二十窟主尊露天坐佛为例，鲜明生动，肩膀宽厚，头部为肩膀的三分之一，再加上上身饱满感以及贴身的斜披袈裟，既有鲜明的犍陀罗风格，又融入了中国当时鲜卑族特点。云冈石窟第十八窟主尊立像的犍陀罗风格，则集中体现在其身上所披的轻薄袈裟，极富厚重质感，衣纹紧密有力，具象衣饰的旋转纹和巴米扬佛像一致，身躯富有肌肉感，这些都保留了典型的犍陀罗佛像雕刻特征，但也没有完全照搬，这里可没有罗马式长袍。

　　秉承犍陀罗造像艺术的佛传故事题材，在云冈石窟的第六窟也有集中体现。佛传故事中著名的二龙灌顶，描述了释迦牟尼诞生之后，帝释天和梵天二神分别以温水和凉水为太子洗浴，俗称二龙灌顶。然而在云冈石窟中却将二龙灌顶演变成了九龙灌顶，这是源自于道家老子出生的时候就有九龙为他洗澡，为他沐浴，把这种思想放在佛陀身上，在中国人看来反正他们都是圣人。

　　而伴随着孝文帝政治上的改革，学习汉族文化，改用汉式衣冠，在佛像中，秀骨清像、褒衣薄带的汉式风格也在石窟中出现。

　　云冈石窟历经40年一气呵成。这座包含51000多尊佛像的不朽巨作，成为了丝绸之路上汉传佛教早期最宏大、最重要的场所，是佛教东渐以来，犍陀罗造像艺术的新巅峰。

　　云岗石窟第十八窟东壁有一尊富丽荣华的菩萨雕像是女像观音。而在佛像诞生地犍陀罗地区，观音菩萨是一位留着两撇胡子的男像观音。这是为什么呢？据说魏孝文帝的皇祖母冯太后执政时期，为加强自身集权，于云冈石窟中修建菩萨女像一尊，以自己的模样为原版，供世人膜拜，昭示皇权。因此北魏和接下来的隋唐时期，既有男像观音，又有女像观音。

　　公元495年，统一了中国北方的北魏政权，在孝文帝拓跋宏的带领下，又将首都从塞上的平城迁徙到中原的腹地洛阳，同时也把营造石窟的舞台，从山西云冈转移到河南龙门。

　　龙门石窟始凿于北魏孝文帝年间，盛于唐，终于清末。历经10多个朝代，陆续营造长达400余年。在2100多个窟龛中，现存佛像10万余尊，题记碑刻3600余品，佛塔40余座。

上图：云冈石窟。下图：龙门石窟。摄影/张坚军

　　武则天时期有一部很重要的经书，叫《大云经疏》，说武则天是天女下世，应该入主天下等，所以武则天就下令全国都造大云寺、建佛像，如敦煌莫高窟96窟“北大像”，龙门石窟卢舍那大佛等。

　　据说卢舍那大佛的原型就是武则天。佛身总高17.14米，头高4米，耳长1.9米，眼睛灵活而含蓄，嘴角微微上翘，给人一种庄严典雅、宁静肃穆之感。

　　卢舍那的意思是指智慧广大，光明普照。在大佛脚下移动，无论身处哪个角度，都能看到不一样的表情，都能被她智慧的目光所笼罩。

　　至此，犍陀罗佛像中国化已基本完成。龙门石窟的佛教造像艺术除了体现中国化、世俗化的风格以外,还存有北魏至唐朝时期的外国人、外族人造像,在石窟雕刻中也有反映西方文化的装饰纹样或受其影响而融合改变的装饰图案。这是丝绸之路上民族融合交流带来的中外文化碰撞的深刻反映。

　　从犍陀罗到中国的大佛，1600多年来，几代中外画工塑匠，用毕生的虔诚和惊人的创造，为后世留下了无数的杰作。那些灿若星星的洞窟、壁画和雕塑，见证了无数东来天竺僧、西去取经者在中外文明交汇过程中的执着信念和奉献，反映了印度犍陀罗佛教艺术中国化的全过程。这一超越时空的宗教思想和艺术宝藏，经与传统文化交汇贯通，成为中华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公元6世纪到7世纪，中国的长安、洛阳已经是整个佛教世界的中心。而佛教作为外来文化，被儒家和道教文化所接受，形成儒释道融合的中国主流文化的思想核心，由此我们可以说中国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开放文明的国度。撰稿｜梅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