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鲁是多种族国家，在过去5个世纪由不同族群融合而成。各民族文化传统的融合在艺术、饮食、文学和音乐等领域创造了多元的表达方式。

在西班牙人殖民统治南美大陆之前，印第安人已在秘鲁土地聚居数千年，西班牙人和非洲人在殖民统治期间大量涌入，与原住民互相融合。秘鲁独立后逐渐有来自英格兰、法国、德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的欧洲移民定居。奴隶制取消后，中国人在1850年代开始进入该国工作，并成为有较大影响力的族群。截止2008年秘鲁华人约占10%，多为广东和福建等地移民，部分已不懂中文。其他移民包括阿拉伯人和日本人。

华人到秘鲁的移民历史，是一篇悲凉的史诗，它见证了大清帝国晚期大厦将倾时的国力之羸弱，民生之困顿。

秘鲁区位示意图

从1849年到1874年之间的苦力贸易，25年中大约10万名清朝广东人、福建人被卖入秘鲁，他们中有的卖给了企业家，在铁路、矿山、鸟粪场修路、铺铁轨、挖矿、掏粪，有的被卖给了种植园主，在种植园里种地、采摘蔬菜水果等。劳工从凌晨4点开始干活，一直要干到晚上天黑，逃跑的被抓捕后鞭打并且带上脚镣，干满8年契约的可以获得“自由人”的身份，后来可以选择回国，由于对清政府的失望和痛恨，10万华人劳工中只有几十人选择归国，他们留在了秘鲁，同当地印第安人、因纽特人、黑人等族群通婚，落地生根，后来，少部分华人凭借着后天的努力和秘鲁逐渐民主化的大环境，他们有的成为企业家，有的成为作家，有的成为政治家，进入秘鲁上层社会。

秘鲁，于1821年7月28日宣布独立,建立秘鲁共和国。建国伊始，由于地广人稀，秘鲁希望从世界各地大量引进移民，其实秘鲁追求的并不只是移民，更重要的是拯救它“日渐式微”的农业。此外，自从秘鲁独立起，就希望吸引来自欧洲的移民前往沿海地区定居，但许多欧洲移民都是商人或者专业人才。同时，欧洲农民达到秘鲁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希望成为土地的主人。因为他们的工资非常低，劳动制度又近乎奴隶制，这让那些欧洲人很是不满。正因为此，秘鲁政府吸引欧洲人定居的政策并不成功。

于是秘鲁把目光转向了在太平洋对面的人口大国，当时的满清王朝。秘鲁国会在1849年11月17日通过了《移民法》，给予了Domingo Elías 和 Juan Rodríguez 两人在四年内“进口”中国苦力到利马的垄断权力。中国苦力签订的工作合同规定：连续工作八年，期间没有任何薪水和报酬，八年后得到自由。

鸦片战争之前，清朝闭关锁国，一贯敌对中国人移居海外，特别是汉人，清朝担忧移民会影响对国人的操控。之前巴西由于人员较少，曾向清朝央求中国移民补偿劳动力，就遭到了极力排斥。而秘鲁提出相同的请求时，清朝正处在鸦片战争后严重的内忧外患中，对底层汉人的出海已经无法控制了。1851年，爆发了太平天国运动，1864年天京陷落。东南沿海连年的战火和饥荒，逼得大量的广东，福建人被迫当猪仔出国谋生，从1840年到1874年，这25年的时间中，约有10万中国人漂洋过海来到秘鲁做苦力，绝大部分为男性。

1849年春季，极少数英国人、法国人、西班牙人、葡萄牙人等人贩子渡海来到广东、福建，提出诱人条件，招募劳工去秘鲁做事。虽然经过鸦片战争，惊醒了沉睡在“天朝上国”中的国人，极小部分人对外部世界充满了好奇心和渴望，睁眼看世界，主动走出国门，但是大部分人对于外部世界仍然一无所知，因此不愿意出国。面对应聘人数极少的情况，人贩子不得不采取极端措施——绑架，其中一名清朝总督的儿子也被绑架卖入秘鲁。

1849年10月，即鸦片战争发生后的第九年，第一批“契约华工”共75人背井离乡，乘丹麦船“费德里科·吉耶尔莫号”，经过120天的艰难航行，终于抵达了秘鲁的卡亚俄港，从此便拉开了华人移民秘鲁的序幕。此后的25年间，大约有10万名华人漂洋过海来到秘鲁。

人贩子把广东人、福建人弄到手之后，首先渡海运送到葡属澳门，此时，劳工不叫劳工，而被唤作“猪仔”。人数齐全之后，人贩子用烧红的烙铁在他们的耳朵后面打上“C”形印记，再把他们押送到货船的底舱，经过4个月的航程，送到秘鲁。由于当时条件极差，船舱热臭愁闷、瘟疫流行，三分之一的劳工死在船舱，和一些试图反抗的劳工一同被丢入大海喂鱼。

1870年10月，人贩子租用的一条货船发生暴动，清朝劳工杀死船长和8名水手，夺船返回清朝，之后，部分人返回家中，为了讨好西方人，其中16名劳工回家后被地方官逮捕杀头。同年，一位美国驻秘鲁公使曾就秘鲁苦力问题在致美国政府的信函中说：“苦力受到的待遇有如美国早期的奴隶。”小部分秘鲁人对华工的悲惨境遇也表示同情，“华工的境遇比奴隶更为悲惨。”

1872年5月，一艘秘鲁船只“玛耶西”号运载200余名契约华工在驶向秘鲁途中，由于船只的损坏，被迫驶入日本横滨港口，其中的一名不堪受虐的华工跳入海中，被英国水手救起。英国方面在了解“玛耶西”号虐待华工的情况之后，通知了日本外务大臣，日方与英、美等国领事以及清政府共同对此进行了调查。

华工被卖入秘鲁后，他们被卖给了企业家和种植园主，每天从凌晨4点钟起，在铁路、矿山、鸟粪场、种植园等地方开始一天的艰苦劳动，他们的身边有监工手持枪支监视，晚上天黑时，劳工被允许可以收工休息，随后被锁入“寮棚”，活动范围仅限于寮棚内。少数试图逃跑的劳工，被黑人或士兵逮捕回来，首先鞭打一顿，然后带上脚镣再劳动。

其中几千名中国人被雇佣到海岸附近富集鸟粪的岛屿（鸟粪在19世纪中后期是南美多国主要经济来源），大约8千人被带到沿海地区的制糖厂和棉花厂；还有一部分人作为家庭佣人，手工艺人或杂工。大约5千到1万人参与铁路的建设，每天都要工作12个小时，有的甚至付出了了生命。秘鲁中部和南部几条铁路建造都印下了华工的血汗。

在秘鲁沿海，有大量的海鸟，由于几百年的积累和极度缺雨的气候，使鸟粪堆积了高达30米。虽然说鸟粪气味难闻，但是却营养丰富有磷、矿物质、氮元素是农作物生长的有机肥料，当时19世纪欧洲还没发明出化肥，，而且人口迅猛增长，压力很大。所以他们想要这些鸟粪提高土壤的肥力，而最好的肥料就是鸟粪。最初是印第安人用于农业，后来西班牙殖民者学会后随即组织鸟粪开采和贸易。

自从1840年直到硝石战争爆发的1879年，秘鲁的经济乃至政治都与鸟粪紧密相连，因为它占据着秘鲁出口至关重要的地位，炙热的太阳，极高的湿度，纯净水和植被的缺乏以及老鼠，蝎子，蜥蜴的陪伴使华人劳工们苦不堪言，但是工作和合同却变得越发苛刻。他们每天至少要挖5吨鸟粪，从来没有休息日。那些没完成配额任务的苦力会被工头和监工鞭笞，而企图逃跑的则被关进牢房里。

可以说，吃苦耐劳的华工为秘鲁的各行业的展开都做出了巨大贡献。可是华工们极力的在秘鲁生计，却一贯遭到奴隶般的待遇。面临压榨，华工从静静忍耐到奋起反抗，1870年9月4日，华工掀起了一场秘鲁影响最大的起义，总计有1200名华工参与，史上称为“黄脸暴动”，这次大规模的华工起义震动了当时的秘鲁社会。

经李鸿章与秘鲁使臣葛尔西耶就秘鲁虐待华工之事进行交涉，1874年6月26日中秘两国正式签署双边条约“中秘和睦通商条约”，秘鲁政府抛弃曾经悉数对华工的严苛规矩，华工在秘鲁的境况大为改善。

秘鲁这个国家的特殊之处在于，该国纯种白人占比例不高。印第安人占人口总数的40%以上，印欧混血人种占30%多。这些人与华人外表相似，加上长期受欧洲殖民者的压迫，没有种族优越感，对华人的歧视较少，华人也较容易得到当地人的认同。在这点上，同样做猪仔，北美华工的境遇和命运就大大不如南美的了。

由于几乎没有华人女性来秘鲁，契约华工获得自由后，是通过媒人和秘鲁女人结婚成家的。沿海的秘鲁姑娘（多为白人或者印欧混血）一般不愿和华人结婚，一些媒人便到东部招募山区印第安姑娘，把她们嫁给付了费用的华人。这种结合方式十分简单：姑娘们一来，媒人便把她们领进一个大房子，脸冲墙站着，用布蒙上头脸。随后，再把要娶妻的华人叫进来，脸冲着对面的墙站着，也蒙上头脸。接着，媒人庄重地拍击两下巴掌，男人和女人都转过身来，面面相视。这些人的排列顺序，是命运的安排，每个人都不得反悔地接受命运赐给他们的另一半。如此华人开始在秘鲁扎根，并一代代的开始延续和传承。目前在秘鲁的华侨华人，加上有华人血统的秘鲁人，总数将近300万人，占秘鲁总人口的10%，这些人可以他们的姓氏的粤语发音判断。比如姓chan（陈），wong（王）ho（何），

劳工的契约期限是8年，契约干满之后，他们可以取得“自由人”的身份，1869年，有华人劳工把他们的艰辛遭遇写成了呈文，由美国驻华公使劳文洛斯转交给清政府，清政府的回应却是“私自出洋的中国人为弃民，不值得加以保护。”2年之后，清政府回应第二份呈文，“对磨难中的苦力表示同情，劝以容忍，并可成立一个上告团向朝廷陈述受害情况。”7名华人劳工写了状文，交给恭亲王奕䜣，之后由各国媒体传遍了世界。葡萄牙政府获悉情况之后，要求秘鲁政府调查并且惩罚人贩子在葡属澳门的罪行，1873年12月27日宣布结束葡属澳门的华工出口，澳门总督则宣布禁止华工贸易。

1874年清政府与秘鲁缔结条约《中秘天津条约》，自由人的华人劳工可以选择回国，不过，由于对清政府的失望和痛恨，10万人的华人劳工只有区区几十人选择回国，幸存下来的自由人华人劳工融入当地族群之间，娶当地印第安人、因纽特人、黑人等族群的女子为妻，生儿育女，落地生根。

在没有华工移民前，秘鲁人的主食首要是面包、玉米、马铃薯、木薯这几类。 移民而来的华工还带来了谷种、菜种和水稻培养技术，改变了秘鲁人的饮食习惯。华人地位和声誉还来自他们为当地社会所作的贡献，他们解决了秘鲁北部沿海旱地种植缺水问题，把秘鲁北部变成全国第一产米区。比如1963年，华人戴宗汉办种植水稻技术中心，把当地水稻单位面积产量提高了3至5倍。为此，秘鲁政府授予戴宗汉农业勋章。

经过几代人的艰苦奋斗，如今华人人在秘鲁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领域都占有一定地位。上至部长会议主席（即总理）、政府部长、国会议员，军界。下至公司总裁、餐馆老板、教授、工程师、律师、医师等各个领域。华人勤劳朴素，与人为善，跟本地人天伦之乐，彼此敬重，已深深地融入秘鲁社会。

如今走在秘鲁首都利马市区,中国元素随处可见, 唐人街上中国传统牌楼上孙中山先生“天下为公”的题词成了游人的旅游景点之一。街道两旁大大小小的中国店铺更是鳞次栉比。“明月楼酒家”、“中国粮油批发公司”、“中国超市”、苏州丝绸、景德镇瓷器……还有王老吉、李锦记、老干妈等中国人耳熟能详的商品应有尽有。熙熙攘攘的行人中多数都是我们熟悉的“中国面孔”, 耳边不时传来中国不同省份的方言，置身其中，一点儿都不像是在南美的秘鲁。

在首都利马最令人惊叹不已的是街道上到处都是中国餐馆“Chifa”的招牌。当地华人按照“吃饭”的广东发音翻译过来就是“Chifa”，所以“Chifa”就作为中国餐馆的招牌一直沿用至今。目前秘鲁大约有4000多家中餐馆，中国的餐饮文化已经深深地融入到秘鲁人的生活当中，美味可口的中国菜肴早已成为秘鲁人餐饮文化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深受当地居民欢迎。 

作为秘鲁华人的故国乡亲，我们衷心祝愿远在万里之外的华侨们幸福安康，有机会就回故乡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