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

在19世纪时，欧洲各国兴起民族主义，提倡拥有共同文化、语言及历史的民族建立属于他们的国家，于是多个民族发动了独立运动，成功摆脱外族的管治，建立统一及独立的民主国家。例如有比利时脱离荷兰的统治，在1831年取得独立；普鲁士（德意志邦国）先后打败丹麦、奥地利帝国及法国于1871年建立统一的国家。而德意志由于长期四分五裂，而且遭遇了多次外族入侵，三十年战争后，神圣罗马帝国解体，德意志民族分裂，在这片土地上先后有数位民族思想家，其中赫尔德最为著名。

但是，到了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欧洲列强为了增进本民族的利益，不惜付出任何代价;试图加强自己在欧洲及全世界的影响力，从而令这种拥护自己民族的情绪变质，成为一种危险的爱国主义。而现在还有很多民族存在这种主义，而且由于宗教、文化等方面的冲突，使得极端民族主义在新世纪有了更新的表现。

介绍

民族主义一词似乎在互联网上的口碑越来越不佳了，以致很多人一提起民族主义立即就想到“愤青”、“反日反美”一类的东西。民族主义在我的印象中一直以来都是个中性的词，怎么会产生狭隘的联想呢？

人类因为生存的需要，形成社会，借助群体的力量方便获取生活资源和获得保护。人们对所生活的族群所提供的舒适、宁静、丰富、优越与安全感产生依恋和荣耀的情感。为了使生产和生活利益得到保障，人们自发地维护这个族群的完整性。这就是最朴素的民族主义。

民族主义应当是自发的，源于基本的利益观和良知，它仿佛溶化在人们的血液中，无法根本清除。由于几乎每个人都具有这种潜能，统治者很敏感地察觉到这是一股强劲的力量，不能降服之就可能被之降服，所以长期以来，民族主义都被统治者所小心驾驭，统治者千方百计地将自己演绎成民族主义的核心价值符号。民族主义洪流就象漩涡，而统治者则总是企图扮演漩涡的中心。在后极权时代，由于信息的垄断，民族主义情绪比以往更易于控制，统治者通过垄断的传媒、教育，对民众的情绪进行操控。在这个“计划思维”的时代，人们的一颦一笑、一喜一怒都被人算计、被人设计，表面上人们发自内心的情感实质上早落在那些人预先设定的模范当中了。

人类是群生动物，族群利益往往就是生存利益。民族主义在历史上确实是起过积极的作用，人们义无反顾地投入反抗异族入侵的战斗，谱写人类历史上一页页可歌可泣的悲壮篇章。民族主义使人们产生向心力，激发创造热情，日本人的维新就是挟民族主义（天皇是民族信仰的核心符号）之威的迅速崛起。但泯灭人性的、失控的民族主义是恐怖的，日本也是一个例子。

民族主义具有先天性的排外特征，有人说民族主义的危险正在于此。其实每个人都具有排外性，利益独占是生命的本能，如果从这个角度看，每个人都危险。为什么人们能够相互竞争但又能和睦相处呢？就是人们能够调伏其攻击性，在利己之余不害他。民族主义也一样，民族主义具有内凝力也有外张力，理智的民族应当利用其内凝力以利己，节制其外张力以防害他。

为了区分纯朴的、中性的民族主义，人们又派生两个词：激进民族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本来民族主义是自发性的、应激性的，是一种潜移默化的力量。而激进民族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则是将并不存在或不显着的压力放大，悬在头上，人为地造成一种压迫感，以刺激那种潜能。这是一种病态，医学上叫做迫害妄想症，极端民族主义更象癔病。

危害

第一，政治学者萧公秦对这种民族主义的态度是要加以反对。他分析说，首先，中国近代以来的民族危机形成一种深层的“受害意识”，这种“受害意识”固然是激发我们民族奋力争取富强的精神资源，另一方面，基于受害的历史记忆而产生的高度敏感心理，任何现实的温和冷静的态度，将在这种非理性的情绪状态中被解读为“对外软弱”，解读为委曲求全的“绥靖主义”。到头来，连务实的主政者也会被逼得要“顺应”从极端民族主义的潘多拉盒子释放出来的“民意”，被迫以刚性对抗来作为解决复杂国际关系的基本选择。

其次，在中国的现实条件下，这种激愤民族主义将有可能走向“闭关锁国论”。实际上，自明清以来，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就存在着闭关锁国的价值倾向，近代以来的民族生存危机的压力又者进一步加强了这种倾向。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以唯我独尊的左派原则来解读不同文化的价值冲突。文化大革命高倡“反帝反修”的极左派就是如此。

第三，“闭关锁国论”又必然与极左思潮的死灰复燃相联系。在中国驻南斯拉夫使馆被炸以后，海外新左派电子杂志《中国与世界》，甚至把1963年陈伯达主持撰写的“反修”文章《六评》祭出来，反对当今中国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非理性的民族主义对人们心理的控制，反过来又会激起大洋彼岸另一方某些别有用心的保守派政治家的非理性态度的反弹，并使该方中的理性现实的声音同样受到压抑。

第四，在极端民族主义支配的精神氛围下，最大的得益者是机会主义者。他可以轻而易举地利用民众的情绪，转移人们对经济改革与社会问题的注意力。前苏联国家就出现过这样一种趋势。当然，这种情况目前还没有在中国出现。

评价

极端的民族主义是狭隘的。这样的态度固不可取，但若将其与积极的民族主义混淆，以偏概全，便太肤浅了。

在西藏事件上，西方众多媒体对于中国的抹黑，大家有目共睹。某些“藏独”分子对无辜平民使用暴力手段，造成死伤。对此西方媒体一笔带过，或是根本没有报道。这岂不是在默默支持那些制造骚乱的极端“藏独”分子的暴行？当暴力分子为寻求“自由”而展开暴力行动，便是自由战士。当民众自发提出抗议，一些西方媒体记者却又跳出来，称其为偏激的民族主义，要求其克制，这是否昧于成见，而对中国作出不实、不公正的指责？

不错，一些网民言语激烈，但既使情绪化，其基本立场依旧明确有理。更何况，有过激行为的人属于少数。中国群众和海外华侨的公愤，大多诉诸于口诛笔伐以及和平的抗议示威，而且这也是西方媒体和政客对中国抹黑激发出来的后果。

西方媒体的舆论犯了两个错。第一，对民族主义有着模糊不清甚至错误的理解，往往过于强调民族主义的极端性。第二，把这次民众抗议偏差报道与不公平舆论的义愤行为，概括地贴上“偏激的民族主义”标签，对其冷嘲热讽。如果西方媒体和政界人物，能够冷静地聆听和细思中国民众和海外华侨愤慨的原因，这对现在的形势会更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