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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坚持斗争 从容就义

　　1924年国共合作成功之后，李大钊身负国共两党在北方的领导责任，他把共产党的领导贯彻到革命统一战线中，成绩卓著，引起了反动当局的仇视，多次下令缉拿。于是他不得不到昌黎五峰山避难。在给妻子赵纫兰的一封信中他曾这样写到：“统治者的这种猖狂行为只不过是一时的恐怖罢了，不用多久，红旗将会飘满北京，看那时的天下，竞是谁家的天下。”
　　在五峰山他接到中央通知，要他在1924年6月率中共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
　　通过在莫斯科几个月的参观学习，使李大钊更加坚定了学习苏联，领导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1924年11月，李大钊回国以后，继续领导北方区委的工作。1925年1月在中共四大上，李大钊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担任北方区委书记。在他的领导下，北方党组织不断壮大。1926年3月18日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鲁迅把这一天称为“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李大钊亲自参加并领导了这次运动，然而就在次日，也就是1926年3月19日，段祺瑞政府竞以“借共产学说，啸聚群众，屡肇事端”为由，下达了对李大钊等人的通缉令，李大钊在大学中的行动也受到了严密地监视。为了保存和发展革命力量，李大钊将国共两党北方领导机关迁入东郊民巷苏联大使馆西院的原俄国兵营内，在白色恐怖中，继续坚持斗争，
　　奉系军阀张作霖进入北京以后和直系军阀相互勾结，大肆逮捕、杀害进步人士。在得到帝国主义的支持下，1927年4月6日张作霖悍然出动了三百多名警察、特务包围了李大钊所在的苏联大使馆，逮捕了李大钊等80余人，关押在北京西郊民巷京师看守所后院内。李大钊被捕后，引起了社会上极大的震动，苏联政府提出抗议，决定撤回驻京大使，北京25所大学校长集会，讨论营救李大钊，希望将此案移交法厅办理。广大人民群众冒着生命危险纷纷营救，但李大钊得知后，极力反对，据韩湘亭记载，由于当时李大钊受到严密监视，只能暗中托人向狱外捎去这样一个便条，便条的内容是：”事属冒险，难忘成功，慎勿轻生，再招损失，希各努力，胜我多人。”
　　李大钊在狱中二十二天，敌人对他进行了多次秘密审讯，百般折磨。敌人让他坐电椅、坐老虎凳，用竹签插进他的指甲缝里，最后竟残酷地剥去了他双手的指甲。但是酷刑只能折磨革命者的肉体，却动摇不了革命志士忠于信仰的钢铁般的意志。为了从李大钊口中得到党的机密，敌人又让赵纫兰带着子女与李大钊相见，想用亲情打动他，据李大钊的长女李星华后来回忆说：“父亲瞅了瞅我们，没有对我们说一句话，脸上的表情安定、沉着。似乎他的心并没有放在我们的身上，而是被另一种伟大的力量笼罩着，——这个力量就是他平时对我们讲的对于革命事业的坚定信念。” 张作霖见此改变了策略，派他的秘书杨宇霆以同乡身份用高官厚禄进行收买，但却遭到了李大钊同志的严词痛斥。敌人始终无法从李大钊那里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这样连罪名都难以确立。面对李大钊顽强不屈的精神，敌人无计可施了，反动军阀张作霖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在蒋介石的密电：将所捕党人即行处决，以免后患的嗦使下，于1927年4月28日上午10时，组织了所谓特别法庭，突然开庭判决：对李大钊等20位革命者立即处以绞刑。在刑场上，李大钊拖着被酷刑折磨的沉重身体，带着凛然不可侵犯的威严目光，含着永远让人难忘的坚定笑容，第一个从容地走上绞刑台，为了折磨李大钊，凶残卑鄙的敌人竟绞了他三次，历时28分钟，大钊同志献出了他还不足38岁的宝贵生命。
　　李大钊同志正是用自己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高尚的道德情操和伟大的人格奏出了自己生命最壮烈、最灿烂的音响和光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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