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联从此过，子孙不断头——写在杨靖宇将军牺牲八十年后
1940年2月23日，一条硬汉矗立在吉林省濛江县保安村西南三道崴子的密林中。
在距离他不远的地方，上百名伪满讨伐队已经形成密不透风的包围圈。
他是智勇双全的老狼王，他的狼群曾与其他狼群一同纵横驰骋在白山黑水的广阔大地中，在最意想不到的时间出现于最意想不到的地方，向日伪军播撒恐惧与死亡。
他与赵尚志分别战斗于南满和北满，人称“南杨北赵”，日伪军有言“小小的满洲国，大大的赵尚志。”
可现在，曾经神出鬼没的狼群只剩老狼王孤军奋战，他最信任的亲卫，要么叛变投敌，要么已经埋骨沙场。伪保长赵廷喜向日伪告密，侵略者眼中的他已经插翅难逃。
“投降吧！你最信赖的手下程斌都已经带人投过来了。，再抵抗也没有用了！投降我们，许你高官厚禄，衣食他的无忧！”
回应他们的是两支驳壳枪的交替吼声。讨伐队中很快倒下数人。
“上机枪！干掉他”敌人发出了狰狞的咆哮。
在汉奸张奚若的指挥下，两挺歪把子很快在林外架起，一阵扫射后，硬汉的右臂被打断了。但，他依然用左臂持枪，继续射击。
又一阵机枪后，伟岸的身影倒了下来，侵略者残忍地剖来了他的腹部。
却只发现了树皮与棉絮。
他叫杨靖宇，原名马尚徳。他是东北抗联第一路军总司令，河南确山人。
星辰斗转，眨眼间，八十年已然过去。
在那日寇铁蹄踏遍东北大地的十四年苦难岁月中，他和他的战友们曾将抗联扩充到十一个军，巅峰时足有四万五千人为光复故土而战。直到日寇的围剿和集团部落的封锁断绝了他们最后的粮草，他们才用爬犁拉着重伤员，冒着风雪爬过冰封的乌苏里江，在比北国更北的异国他乡厉兵秣马，磨砺特战，脱胎换骨，直至伴随钢铁洪流一道发起对故国的反攻。
看着杨靖宇的脸，你能感受到一股不怒自威的杀气，能感受到保家卫国的尊严——这是一张硬朗剽悍，饱经风霜的脸，这是一具身翻山涉水，身经百战的躯壳，这是一颗受的住吃糠咽菜伴树眠，爬冰卧雪看蓝天的心脏，这是一群举旗血斗不后退，活一口气拼一回的钢铁灵魂。
（在方志敏的脸上，在瞿秋白的脸上，在张太雷的脸上，在夏明翰的脸上，以至于在陈毅，贺龙，朱德的脸上，你都能看到这样的英气与不屈。那是少年中国的朝气蓬勃，雄姿英发。那是近代中国最伟大，传奇的一群人，乃至一代人。）
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永远没能看到东北光复的那一天——他们有的牺牲在讨伐队的炮火下——哪怕他曾是啸聚山林的绿林匪首——他叫汪雅臣；有的跌倒在日伪刑场的枪声中，哪怕她曾一度虎口脱险，逃到距离游击队驻地仅有二十里的地方——她叫赵一曼；有的病逝于衣药耗竭的密营里——他叫魏拯民，有的丧命于在背后叛徒的黑枪下——他叫赵尚志；还有的消失于乌斯浑河的滔滔洪流中——哪怕身边已经没有一枪一弹——她们的事迹后来被称作“八女投江”。
同样的，还会有许多人倒在黎明前最后的黑暗中——他们有一个共同称号叫做教导旅先遣侦察队。他们已经在血火纷飞中熬过了十四年生离死别，刀头舔血的战斗生涯，却在拂晓来临前的那一刻牺牲在阔别已久的家乡故土上。
面对极端恶劣的战斗条件，日益严密的封锁围剿和与日俱增的分化瓦解，有些人叛变了——甚至不乏谢文东，李华堂等军长级别的高级将领，可更多的人选择战斗到最后一枪一弹，直至他们的鲜血浇灌了脚下的沃土。
日伪“一钱骨头一钱金，一两肉赏一两银”的悬赏通缉中，他们的身影更为高大，也更令敌人胆寒。
他们若还活着，放到今天，至少也是年近九旬的老人了，平日里可以坐在花园中，悠闲地沏一壶菊花茶，享受子孙绕膝的天伦之乐，过年时可以在温暖敞亮的房间里摆好一桌丰盛的年夜饭，拍一张四世同堂的全家福。可他们为了更多中国人能够享受到这样的生活，牺牲了。
他们本应作为光复故土的功臣参加开国大典，在天安门城楼上接受万众的欢呼，在长安街上展开整齐的分列式，迎接人民的赞美。
可他们永远等不到那一天了。
他们中的许多人亲手播种，艰辛耕耘，却永远无法享受收获的喜悦。
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永远无法看到志愿军攻入汉城的那一天。但无论是志愿军还是抗联，他们都一定会说道：
“一定要有那么一天，我们的百姓，我们的子孙再也不用去敲响村口的警钟，哭喊着日本鬼子来了或是别的什么侵略者来了，再也不能出现这样的场面了！”
他们憧憬着那一天的到来。那时，祖国的力量，已经足够将侵略者牢牢阻挡在国门之外。
倘若他们能回来看看自己为之奋战过的土地——哪怕今天这片土地已经失去了“共和国长子”的工业优势地位，哪怕今天“鹤岗买房”已经成为东北人口流失的代名词，但对于这片土地上的大多数人来说，米面管饱，肉蛋不缺的生活已经成为常态，当寒风刺骨时，会有集中供暖的小窝敞开亲切的怀抱。平头百姓再也不用冒着伪满的盘查，抱紧怀中耗尽多年积蓄才换来的一点点大米白面，艰难地走进门前盖满积雪的破旧小屋。
若当年的他们知道“时间胶囊”的概念，他们大概会在信中想象未来共产主义实现时的样子——若他们来到今天，一辈子吃尽了太多苦痛的他们或许会以为自己已经进入了共产主义社会。
“等打跑了日本鬼子，咱们就……”，“等革命胜利了，咱们就……”一个又一个衣衫褴褛的身影在熊熊燃烧自己短暂的一生，历尽了后人三辈子的艰辛后，仅仅是抛下一句话，随后便怀着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无限期待，消失在历史的帷幕后。
他们的梦中或许会有机器隆隆作响的工厂，或许会有繁花似锦的大街，或许会有硕果累累的农庄，或许还会有大河畔艄公的号子，还会有天边一道道由远及近的白帆。
（很抱歉用了拉费尔伯爵答主在纪念渣滓洞，白公馆烈士时所用的文字，我对此表示歉意。但我认为2100万烈士没有一个人配不上这样的祭奠。）
若他们也懂得我们今日的网络语言，那么他们大概也算的上另一种概念下的“00后”，“10后”，“20后”。可与我们这些出生于蜜罐中的人不同，一个世纪前来到这世上的他们，在降生时便要面对剥削与压迫，当他们本应茁壮成长时，却已经不得不挺起装好刺刀的破枪，与侵略和奴役展开殊死搏斗。
我在9岁时第一次知道抗联的存在，而李在徳9岁时，已经要面对侵略者带来的家破人亡。
我在13岁时第一次了解教导旅的存在，而同样是13岁，王惠民已经将人生的最后一次回头定格于乌斯浑河畔。
今天，我在19岁的年纪写下这篇文章，而许多年前，19岁的赵一曼已经准备好横刀立马，救国济民。
四万抗联，四万勇士，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
萨苏在《东归，中国虎一九四五》中这样记述90多岁的抗联老战士李敏回到教导旅维亚斯克老营地时的场景：
“她加快了脚步，一路跑跑跳跳，如猿猴小鹿般机敏迅捷，她的动作是那样灵巧，以至于我们这些年轻人都自叹不如。”
请允许我抄袭一篇萨苏先生的纪念文章，抒一回突然而起的感激。
在那一刻，时光发生了奇妙的倒转，这不再是简单的回访，更不会是悲伤的回忆，而是归队的喜悦。
阳光遍撒在在东北的荒原上，抗联的队伍又重新集结，将军如铁，战马如龙。小战士在欢笑，老战士在擦拭枪支。抗联战士们吹起《东北抗联第一路军》曲调的口琴，唱响“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的《露营之歌》，快步走向队前，齐刷刷敬礼报告：
“抗联十一个军集结完毕，请指示！”
那回答或许来自杨靖宇，或者来自赵尚志，或者来自周保中，声音一定同样的洪亮：“起队！”
抗联，起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