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列宁主义式先锋队与安那其工团主义
依照过去的行动和实践经验总结，官僚化的产生是因为资本主义社会下日益分化的劳动，工人阶级被安排单独从事生产活动，而知识和文化上的生产和吸收几乎被其他阶层的专业人士所垄断。脱离生产即知识专业化形成了对知识的垄断和信息的集中，并且专业干部机关产生并形成。
但是工人阶级的集体组织或群众组织（工会、工人自组的非官方社团、报社等）对于工人自我教育来讲确实是一个比较好的现实基础，因为无产阶级的群众组织集合了社会同地位的人，他们有相同的兴趣和相同的目标，他们自己结合起来，并且也愿意互相了解各自的需要和满足各自的利益需求。也就是说，专业机关的官僚化可以通过不断提高这些工人阶级群众组织中普通成员的文化水平、自信心和对自己权利的坚持来制止。
把一个运动的所有头绪集中在一个工会专业机关手里（有些甚至是外地派来的专家），使得对工会职务进行判断和决策的权利成为一种少数人的职业性专业。而普通工人被变为“弱势群体”或无力进行判断的群众，他们的主要职责就是简单地服从工会集中领导，服从纪律，遵守工会的各种规章制度，这些规章制度的制定也是工会干部们即专业性机关来制定的。
这是马克思主义者对资本主义社会下工会及其他无产阶级群众组织中的考察所发现的，确实是会有专业化知识出现并且成为一种专权制度的倾向。
在这种情况下，先锋队作为一个社会主义革-命组织（先锋队的组织形式是多样的，它可以是政党或伪装起来的读书会、也可以是社团、非官方报社等等这些由先进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组成的形式，它在没有被群众普遍自觉认可的情况下只能算“先锋组织”，而在那之后，就是“先锋党”形式），特别是作为主张提升群众自觉性和文化水平的组织，它自然要反对把知识垄断为专业机构干部的事情，先锋队反而成了制止资本主义社会劳动分工异化下无产阶级群众组织官僚化程度的因素。
过去，先锋队的腐化在革-命之前难以被发现，是因为他们的日常工作就是触工和教育，他们和群众连接成一个整体，随时观察群众的情绪和举动，及时改变群众的行动方向，为社会剧变时期的到来而做好充分准备。革-命之后，由于社会环境的落后和其它因素（比如俄国的情况，当时技术和生产力落后、城乡分化、工业极端落后、工人大量失业流入乡下），群众的民主和经济管理（也就是苏维埃工人会议机构代替资产阶级垄断的政治民主制度和工厂委员会代替资本家经营的经济民主制度）难免会受到很大的阻碍，这同样出现了专权情况，少数的技术官僚权威在群众组织中再次形成，无产阶级这时需要通过控制或利用先锋队进而制止自己机关中的官僚化倾向。但是随着社会情况的不断恶化，群众的文化水平和自信心、对自己权利的坚持显得越来越涣散和无力，这导致了先锋队被技术官僚利用，成为统治无产阶级和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权威政治工具。
虽然先锋队不是一种决定性因素，但是它是一种可以被任何势力所利用来进行自己行动的工具。
工会机构中的专权官僚成为统治整个工会及工人成员文化水平的决定性因素，而工人成员也被束缚在工会官僚机构所制定的各种规章制度中，他们不能对工会大会中的决策进行控制。
先锋队被技术官僚利用来通过进行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手段很突出（苏联制度的问题已经充分反映这一点），几乎有察觉能力的人都能发现这一问题，而他们的错觉导致了二律背反，即认为先锋队是官僚集团产生的根源而不是官僚集团利用了先锋队。
论述客观条件在先锋队堕落中的作用并不是一种过分强调，正是其社会背景滋生了官僚集团，而官僚集团反过来吞噬了先锋队，在这一点上完全没有表明有什么“完美”的先锋队的意思。先锋队也并不是纯洁无暇的圣女，同时，它也不是官僚集团的巢穴，它只是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工具，而这工具存在着被敌人利用的可能，而这种可能很大程度上受到环境对于无产阶级是否有利及有利程度的影响。
一个没有深深扎根于工人阶级、没有将绝大多数雇佣劳动者和被压迫群众集结到自己的阵营里、没有在实践中与工人阶级脉搏紧密联系而是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革-命组织，就不能作为一个工人阶级先锋队在社会运动中发挥真正的作用。如果在革-命组织中进行这样的一种管理体制：既不允许工人群众发表自己的看法，也不允许工人群众讨论和决定组织内部的事务（这项事务肯定是和工人群众与工人运动密切相关的）而是包办代替式的方案去处理。那就等于把资产阶级社会中对工人阶级的压迫内化到组织里面去了，因为在资产阶级社会中，一个接受了一定教育并且得到发展的工人都不能在会议上自由地发表自己的意见，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决议权和垄断权掌握在资产阶级及其委派的人员手里，更别说绝大多数的普通工人群众了。
一个没有密切关心工人阶级物质利益和经济利益，而寄希望从外部去给工人阶级灌输某种“宏大叙事”逻辑的革-命意识来达成阶级意识的提升，这样的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革-命”组织，也不可能在社会运动中发挥真正的作用。工人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的高度压迫的环境下，他们普遍的就是追求自己的生活利益和物质利益，也就是争取劳动环境改善、争取提升工薪或争取自己生活状况的改善等等的经济意义上的权利。因此，不能把外部灌输论作为一种恒久的办法，而是要去触工，当然，触工也不是去高喊“建立赤卫队”或比比谁干活更累，这样同样是一种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的形式，因为工人群众在高压环境下、在当前初级的意识下关心的仅仅是经济上和物质上的利益，革-命组织应当去争取这样的情况得到改善的权利，为工人阶级权利而服务，并且成为一个内部性因素，成为他们当中的一份子，时刻关心他们的情绪和变化，知道他们的生活状况，在这种一致的生活体验中，与他们的交流，才是真正感同身受的，这样便更好去争取他们的权利，改善他们的环境，进行社会运动，提升他们的阶级意识。
一个列宁主义式的革-命的先锋组织的任务，便是在这样的行动模式中不断提升工人阶级群众的阶级觉悟、文化水平与坚持争取自己权利的自信心等等，以便更好在危机和剧变时刻到来时唤醒群众的革-命意识，促使社会主义运动和革-命的爆发。如果不去争取工人阶级提高工资和缩短工作日、改善工作环境，不为他们日常的经济与生活问题而斗争，那么他们的阶级意识便不会得到上升，反而堕落为涣散的奴隶，这样更是不能在之后资本主义爆发总体性危机时发动社会主义革-命的。
很多人面对先锋队组织或群众性工人政治组织可能会腐化情况，往往把这种腐化的可能扩大化，说成是一种固有的性质，也就是说先锋队组织从根本上来说就是“腐化”的，从而导致自己退回到迷信纯粹的群众自发性或者成为安那其工团主义者，他们常常说道“争取无产者获得更好的待遇，就是我们追求的事情本身”，然而安那其工团主义不是马克思主义，因此他们也就容易把无产者的待遇、权利需求和他们自己本身的理论与实践之间的矛盾暴露出来。
为什么有人会说安那其工团主义者和其它的社民党人或社民主义改良主义者没有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者那样有长远眼光和高度的政治性觉悟，因为安那其工团主义认为群众性工人政党的腐化是不可避免的，那就等于同时假设群众运动和群众组织迟早会不可避免地衰落下去，至少永远停留在一个低水平上。显然，与官僚化问题相比，还有更多的问题事关重大。整个现代无产阶级的命运以至于整个人类的命运都与此相关。因为，如果工人阶级不能自我觉悟和自我解放，那么社会-主义就不可能实现。最多也只能依靠资本主义的改良来改善社会现状,但是从长远来看，资本主义制造了一个又一个的灾难。单靠资本主义的改良不能阻止希-特-勒上台，也不能堵住通向奥斯维辛和广岛的道路;这种改良也不能消灭明天将要发生的类似灾难。如果是这样，那么我们势必逃脱不了野蛮状态或干脆自我毁灭的命运，人类文明可能就此毁于一旦。
所以，历史清楚地告诉我们，如果像安那其工团主义者和其他社民派别那样，只将注意力放在政党的特殊性（历史上特殊情况也好还是特殊下的政党组织形式也好）上而否定群众性工人政党本身和其作用的话，那么实际上便是在回避以上所说的社会主义前途和人类文明前途问题。
工会，包括由安那其工团主义者支持和领导的那些工会,在群众运动衰退时更加容易官僚化,而且官僚化的速度更快。事实上,革-命性先锋组织抵御这一趋势的时间通常最持久,这部分地是因为它的大多数成员积极持久地参与运动，与群众与运动一体，也因为其能够清醒地看见客观局势上即将发生的变化，因此它对这一危险更加清醒（这也是为什么我刚刚说，先锋队组织反而成了可以去限制官僚化的因素）。
而且，安那其工团主义根本不可能意识到，工人阶级只有达到更高级的政治性的阶级觉悟，只有具备这种政冶觉悟才能够预见客观形势上的急剧转变，并且根据这种转变来详细规定工人运动的任务；也只有具备这种觉悟才能够战胜资产阶级的一切权谋诡计，并且对抗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对劳动群众所发生的一切影响，群众的自发性和建立马克思主义革-命性先锋政党的必要性之间并没有矛盾。后者帮助前者，延长它，完成它，而且，由于在决定性的时刻使它集中一切力量来推翻资本的政冶权力和经济权力，也让它能够胜利。工团分子不会意识到以上的这些许许多多繁杂的群众革-命问题，而沉迷在民粹主义形式的工联或“破坏government”就能进行“社会化生产”的空想上。
安那其工团主义虽然赞成工人自治工厂，但是他们并不赞成在生产领域进行有计划的和统一的社会主义经济管理模式（由社会劳动者和生产者组成统一的组织对社会的经济和生产进行计划和管理），这导致了市场-货币关系、商品利润和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再次出现，而列宁早已指出这样发展下去的危险，它将必然导致资本原始积累，也就是可能的资本主义。并且加强运用市-场机制这样的生产无政-府模式，必然导致不平等的扩大，如同一工业部门内部各企业之间的不平等，不同工业部门之间的不平等，不同地区之间工人的不平等，以及一般工人和管理人员之间、工人和经理之间以及工人阶级本身内部的收入的不平等，这同样日益增长了工厂和工会基层的官僚主义。
先锋队是一种手段，工人阶级群众可以通过这种手段来使得自己有了构建属于自己的政权机会，就像列宁在1917年四月提出的“一切权力归苏维埃”（政权实际归属于劳动大众的群众组织）而不是“一切权力归布尔什维克”一样。单一的政党政治也必将在工人阶级觉悟与文化水平的不断提升和社会固定分工的瓦解下（这一切都必须是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消灭私有制、在生产关系领域上进行根本性变革等等前提下才能完全进行和发展到底）被更加民主的群众政治所取代。
先锋队某种程度上来讲的确是一种工具，一种为工人群众及时利益和根本利益而服务的工具，同时，它也会成为敌对势力用来凌驾于群众之上的工具。
这很大程度上的根源和基础是资本主义社会下环境的异化对人们产生长期的束缚作用，也就是客观的社会环境。至于以后行动和实践中的“先锋队”，我们并不能先验式地武断它不会腐化或者一定腐化。
因此，在社会主义运动中起决定性因素的还是工人及社会同体地位的群众主体，群众主体中是否对运动起到进步和推动作用，其作用的手段还是先锋组织或先锋党。
先锋队腐化虽然不是一个必然因素，但是它并不是说没有腐化的可能。
而如何具体地去解决这种腐化的可能条件和组织问题，这便是上个世纪社会主义行动和实践而给我们留下来的历史问题。
文章被以下专栏收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