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发于晋公子读《史记》

说“刘敬和汉初分封”——《晋公子读史记》之《刘敬叔孙通列传》等

公元前202年，刚刚在垓下击杀了项羽的刘邦拂去一身征尘，坐在洛阳南宫内喘息未定。宫门外的帝都洛阳，硝烟、血腥和破败的气息就像阳光下的阴影，蜷缩在新生的西汉王朝恩泽不能遍及的角落里。就是在这一年，一个来自东方的齐国人挽着沉重的大车，步履蹒跚地走进了洛阳，走进了刘邦的宫殿：

汉五年，戍陇西，过洛阳，高帝在焉。娄敬脱挽辂，衣其羊裘，见齐人虞将军曰：“臣愿见上言便事。”虞将军欲与之鲜衣，娄敬曰：“臣衣帛，衣帛见；衣褐，衣褐见：终不敢易衣。”于是虞将军入言上。上召入见，赐食。
——《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

娄敬，西汉乃至中国历史上最杰出的制度设计师之一。他为西汉王朝规划了三项沿用上百年的基本国策：迁都长安，和亲匈奴，迁徙豪强。这样傲人的成绩甚至是高皇帝的左膀右臂相国萧何和谋主张良都难以企及的。

但娄敬此人在《史记》中的出场却显得如此诡异——一个穿着破羊皮袄，准备从齐地开赴陇西边疆的戍卒。这是娄敬觐见刘邦以前唯一有记载的身份。可要是真把娄敬当作一个普通的戍卒来看待，司马迁所做的上述记载便会出现这样两个难以解释的疑问：

其一，娄敬远戍陇西的途中经过洛阳，听说皇帝刘邦在此，要求面圣言事。在故秦朝的时候，刘邦也曾徭戍咸阳。彼时他好歹还是秦朝的一个基层公务人员，但面对高高在上的秦始皇，也只有望尘遥拜，艳羡地叹一句“大丈夫当如是”；戍卒娄敬的身份地位，比之亭长刘季犹恐不如，他怎么敢一张口就要求面圣呢？

其二，就算娄敬要求觐见皇帝是不知天高地厚，那刘邦麾下的文武大臣面对这个大胆狂徒，不该厉声呵斥，严词拒绝吗？可站在娄敬对面的虞将军不但欣然接受了娄敬的请求，甚至在娄敬入宫前还主动提出要给他换一身体面的衣裳。这又是为什么呢？堂堂的将军主动给一个戍卒置办行头，可人家还不领情呢。娄敬撂下话来：我现在什么样儿，到皇帝跟前儿就什么样儿，鲜衣怒马我用不着。

这话的语气之狂傲不禁让我想起了李敖。李敖在《李敖有话说》里讲，他的大女儿李文曾经当面嘲笑他太老土，身为公众人物连衣服都穿不体面。李敖则淡淡地回答：我不需要名牌，我就是名牌——天下谁人不识君。一介戍卒，娄敬哪儿来这么硬的底气？

草鞋皇帝，乱世天子。刘邦麾下的文臣武将流品杂出，从前干什么的都有。不过要说到与刘邦的结缘经历，倒是有这么个人和娄敬出奇的相似：

郦生食其者，陈留高阳人也。好读书，家贫落魄，无以为衣食业，为里监门吏。然县中贤豪不敢役，县中皆谓之狂生。

沛公麾下骑士适郦生里中子也，沛公时时问邑中贤士豪俊。骑士归，郦生见谓之曰：“吾闻沛公慢而易人，多大略，此真吾所愿从游，莫为我先。若见沛公，谓曰‘臣里中有郦生，年六十余，长八尺，人皆谓之狂生，生自谓我非狂生’。”

骑士曰：“沛公不好儒，诸客冠儒冠来者，沛公辄解其冠，溲溺其中。与人言，常大骂。未可以儒生说也。”郦生曰：“弟言之。”骑士从容言如郦生所诫者。

——《史记·郦生陆贾列传》

郦食其跟娄敬一样，结识刘邦以前身份卑微，是个看门的小吏。可是对这个贱役，县里有头有脸的人物却不敢不敬他三分。是不是和虞将军接待娄敬的态度很像呢？郦食其之所以享受这样的礼遇，是因为他本人乃是一个接受过正经教育的读书人。从他后来鼓舌摇唇，周旋于诸侯之间的种种作为看，很可能是纵横家的受业弟子。

以阶级属性论，郦食其应该被归入“士”之一流，监门吏只是他韬光养晦、囊括勿用的假身份而已。在秦末的乱世，像郦食其这样的人并不少见，比如刘邦曾经的带头大哥、魏国名士张耳为了躲避秦政府的通缉，也做过监门吏。

娄敬后来为刘邦制定了三大基本国策，单凭这一点，此人的眼光见识就绝不在郦食其之下。但是扒掉他身上那件破羊皮袄，娄敬的真实面目该是什么样儿，史籍中却没有直接的文献依据。

我愿意在此提供一种猜测的思路：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民。从齐地远戍陇西，绝不该是对待士人的正常手段。因此相比于寻常的徭戍，我更倾向于认为娄敬的这趟远行是带有惩罚性质的谪戍。娄敬在洛阳面晤同样来自齐地的虞将军，请他在刘邦面前推荐自己，这跟郦食其请托于同里邻居——那个刘邦的贴身骑士用的是同一手段。

也就是说娄敬和虞将军很可能是旧认识。那娄敬会不会是被韩信消灭的那个田氏齐国的亡国之臣呢？

如果这个猜测能够成立的话，那么围绕娄敬真实身份而产生的种种疑问都可以迎刃而解：田齐灭亡，娄敬之所以谪戍陇西，应该被视作汉廷对亡国伪臣的惩罚和报复；

既然从前在齐国为官，那么虞将军认得娄敬并且愿意为他在刘邦面前融通，甚至主动置办衣装，这都可以被认为是故友或者同僚的情份；一个寻常戍卒自然不懂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可那不正是一个犯官应该明白的事儿吗？

贰

无论戍卒娄敬从前的真实身份究竟是什么，有一点是可以断定的：当他在虞将军的引荐下走进洛阳南宫，只一席话便打破了刘邦对天下格局的固有认识。

娄敬面圣，劈头就问刘邦：“陛下建都洛阳，难道是要建立一个西周式的国家吗？”数百年前，西周伐纣灭商，革故鼎新。为了巩固和拓展新生的王朝，周公主持营建了规模宏大的新都洛邑，并以此为中心，使周朝的势力通过各个封藩向东、北、南三面辐射开去。

从地图上看，齐、鲁、晋、卫等诸侯就像众星捧月般对京畿洛邑形成严密的环形拱卫，直到公元前256年秦王嬴政兴兵攻灭东周，这一维系姬周命脉的分封格局才算寿终正寝。而到此时，通算两周，周公遗法已经让周朝的国祚延续了至少8个世纪之久。

新生乍起的刘汉政权能否比隆于姬周呢？至少，在娄敬与刘邦晤面之初，刘邦是有这份心气儿的。因为面对娄敬的提问，高祖皇帝只干脆地回答了一个字：“然！”

这不仅是刘邦自信的表现，同时也意味着效法周公，建立一个以洛阳为中心的分封制帝国，这个既定方案在刘邦那儿并不具有进一步讨论乃至修改的余地。刘邦的信心是其来有自的。因为从汉元年（公元前206年）举义兵、诛项羽以来，身边的文武大臣中就不断有人称赞这位领袖以西周分封制为榜样的做法。

韩信这样说：

项王见人恭敬慈爱，言语呕呕，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饮，至使人有功当封爵者，印刓敝，忍不能予，此所谓妇人之仁也。（中略）今大王诚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所不诛！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

——《史记·淮阴侯列传》

陈平也这样说：

项王为人，恭敬爱人，士之廉节好礼者多归之。至于行功爵邑，重之，士亦以此不附。今大王慢而少礼，士廉节者不来；然大王能饶人以爵邑，士之顽钝嗜利无耻者亦多归汉。诚各去其两短，袭其两长，天下指麾则定矣。

——《史记·陈丞相世家》

王陵还是这样说：

高祖置酒雒阳南宫。高祖曰：“列侯诸将无敢隐朕，皆言其情。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项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高起、王陵对曰：“陛下慢而侮人，项羽仁而爱人。然陛下使人攻城略地，所降下者因以予之，与天下同利也。项羽妒贤嫉能，有功者害之，贤者疑之，战胜而不予人功，得地而不予人利，此所以失天下也。”

——《史记·高祖本纪》

这些文武大臣与刘邦的关系或亲或疏，或远或近，但他们却异口同声地将刘邦的成功归因于他能行分封，能法周政，并一致希望皇帝今后继续沿用这套成功经验，定都洛阳，与诸侯们共享太平。三人成虎，朝堂里的呼声是如此之强烈，由不得刘邦不信。

也正惟其如此，娄敬的独持异议才显得分外刺耳。娄敬明白无误地告诉刘邦，想要复制西周建国的成功经验——绝无可能：

“今陛下起丰沛，收卒三千人，以之径往而卷蜀汉，定三秦，与项羽战荥阳，争成皋之口，大战七十，小战四十，使天下之民肝脑涂地，父子暴骨中野，不可胜数。哭泣之声未绝，伤痍者未起，而欲比隆于成、康之时，臣窃以为不侔也。”

——《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

大汉帝国为什么不能复制西周的成功？娄敬的解释是，周务欲以德致人，而汉务欲以力致人。译做当代的流行语言来讲，西周王朝经营天下靠的是软实力，而刘邦征服天下靠的是硬实力，其道不同。

在今天，稍有政治常识的人都知道软实力的发挥必须以硬实力为基础。西汉建国之初，高祖刘邦奄有15郡，而韩信、彭越、英布等藩王的封国，实力再强也不过兼领二三郡而已。强干弱枝、居重驭轻的态势一目了然。

回望八百年前的西周，武王和周公对各地封藩的驾驭能力未必比刘邦更强，为什么他们就能偃武右文，而娄敬却断言刘邦做不到呢？

这个问题恐怕刘邦自己也想不明白。所以他将娄敬的意见付与群臣讨论。许多大臣，尤其是那些生长在山东六国故地上的大臣纷纷劝说刘邦不要被娄敬的邪说迷惑了，应该坚持定见，都于洛阳。但刘邦并未着急表态。因为喧哗的朝堂里，还有一位至关重要的大臣没发言，他就是张良。

三年前，刘邦率领五路诸侯、五十六万大军与项羽战于彭城，铩羽而归。在大败逃亡的路上，刘邦第一次提出了要以分封制笼络诸侯、共击项羽的战略构想。张良当即献策，若以大汉的关东领土封与黥布、彭越和韩信三人，大事必成。从那时起，张良就是西汉分封的设计师。现在娄敬提议分封格局必须做出调整，张良会怎么看？张良说：

“雒阳虽有此固，其中小，不过数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敌，此非用武之国也。夫关中左淆函，右陇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诸侯安定，河渭漕挽天下，西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此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也，刘敬说是也。”

——《史记·留侯世家》

是否要由洛阳迁都关中，调整分封格局，取决于西汉王朝的政治前景是生战生乱还是国泰民安。在这个问题上，张良的预判乍一看棱模两可，他给出了“诸侯安定”与“诸侯有变”两种假设。然而，在这两种假设当中，张良其实也有自己的倾向性：洛阳非用武之地，关中有山河之险。从军事的眼光来看，关中是更适合的建都之所。

张良的这番表态等于变相地承认了他帮刘邦设计的分封格局并不能确保西汉帝国的长治久安。放眼将来，刘邦的当务之急不是端坐在洛阳宫里，憧憬着像周天子那样柔远能迩，万方来朝；而应该放弃幻想，准备打仗！曾经，刘邦靠分封制打败了项羽，终结了楚汉战争。可现在娄敬和张良却异口同声地告诉刘邦，分封制会引发新的战争。

从前的良药变成了现在的毒药，西汉分封的症结究竟又在哪里呢？

叁

虽然刘邦最终接受了娄敬和张良的迁都建议，但是对分封制度的隐患，他仍未警觉。一个最有力的证据是：公元前202年6月，刘邦起驾，移都关中。短短两个月后，长安又传出旨意，太尉卢绾晋位燕王。

卢绾封王之前，西汉已有七大异姓诸侯，分别是：楚王韩信、梁王彭越、淮南王黥布、韩王韩信、长沙王吴芮、燕王臧荼和赵王张耳。诸王之中，除了实力最强的楚王韩信出身刘邦帐下，其余各王都是与刘邦联兵剿杀项羽的合作方。他们或者早在公元前206年项羽主持的戏下分封中便获王爵，或者虽未封王，却独立成军，割据一方。

所以西汉建国后继续承认他们为藩王，既是对他们助剿项羽的酬劳，也是妥协于他们的政治军事实力。至于封韩信为楚王，那就连前一项考虑都没有了。天下人都知道，韩信的王爵是用手中兵权要挟刘邦，强行讨来的。

刘邦迁都长安的一个月后，公元前202年7月，燕王臧荼举兵叛乱，攻占代地。刘邦御驾亲征，生擒臧荼。燕王兵败枭首，他身后的燕国该作何安排呢？刘邦的决策不是将燕国转为中央直辖的郡县，而是策立卢绾为新燕王。

这在西汉分封的历史进程中是个意义重大的事件，因为这标志着刘邦开了一个先例：他的嫡系丰沛功臣集团中第一次有人晋封王爵了。如果说之前分封七大异姓诸侯的时候刘邦还或多或少有些心不甘情不愿，只是出于利害的权衡不得已而为之，那么这次封王卢绾就更像是真诚地按照周公遗法赏赐亲近功臣，准备与他们共享太平了。

然而，就在刘邦的美好愿景刚刚画下第一笔后，令他失望的事情便接踵而至：

公元前201年，楚王韩信遭人举报谋反，废为淮阴侯，并于5年后处死；

公元前200年，韩王韩信勾结匈奴，内侵西汉，失败投敌；

公元前198年，赵相贯高等人于上一年阴谋刺杀皇帝刘邦的计划曝光，连累张耳之子赵王张敖被废；

公元前196年，梁王彭越又遭遇谋反举报，被刘邦剁为肉泥；

同年，慑于唇亡齿寒之危，淮南王黥布公然叛乱，兵败身亡；

到公元前195年，刘邦的世交和兄弟，异姓诸侯中号称近幸无与比的燕王卢绾也反了……

短短的数年中，西汉几乎每年都要闹出藩王谋反的丑闻。至卢绾叛逃匈奴为止，七大异姓诸侯中只剩长沙王吴芮未丧臣节。失望至极的刘邦于是与群臣刑白马盟誓，约定今后非刘姓不得封王。

可是以同姓子侄取代异姓功臣，新受爵的那些刘姓王爷们也不见得可靠。比如那个因平定黥布叛乱立功而受封的吴王刘濞，四十年后正是他挑头掀起了七国之乱。高祖刘邦九死一生打下的基业差点儿就毁在了这帮不肖子孙手里。曾经保佑姬周社稷绵延八百年的分封制为什么不能给西汉王朝带来和平与安宁？

解释这个问题之前，让我们先来看一看西周分封的目的和意义。钱穆《国史大纲》说：

西周的封建，乃是一种侵略性的武装移民与军事占领，与后世统一政府只以封建制为一种政区与政权之分割者绝然不同。因此在封建制度的后面，需要一种不断的武力贯彻。周人立国，是一个坐西朝东的形势，其国力的移动，大势可以分两道。

第一道由陕西出潼关，向河、洛，达东都，经营黄河下流。此武王伐殷、周公东征之一线。

第二道由陕西出武关，向江、汉，经营南阳、南郡一带，以及淮域。此文王化行南国之一线。

——《国史大纲》

西周的分封制度本质上是一种抱团取暖式的武装拓殖。也就是由实力最强的周天子牵头，号召各个部族合力向东疆、北疆和南疆拓展势力范围。因为西周代商之初版图很小，而可供经略的边疆地区则幅员广大，因此环拱于王畿四围的封藩都拥有巨量的拓殖空间。在这种情况下，新兴的西周王朝不必担心诸侯们倒戈内向。对齐、鲁、晋、卫等国来说，征服弱小的莱夷、淮夷、赤狄、白狄远比从强大的周天子手里讨便宜来得轻松。

所谓周务欲以德致人，其实就是西周王朝可以通过发动对外战争来转嫁国内矛盾。各诸侯封国之所以愿意响应天子的号召，枪口冲外，不打内战，也是因为他们和周天子一样都能通过对外扩张收获巨大的战争红利。诸侯们在战争中攫取了新的土地和人口，而周天子则因此杜绝了外敌的内侵，并心安理得地享受诸侯进献的战利品，这是一个双赢的格局。

唯一可能对周天子构成威胁的是，当那些能征惯战的诸侯国在边疆兼弱攻昧，终至尾大不掉，周天子驾驭起他们来就渐渐力不从心了。所以我们看到，进入东周之后，齐、楚、秦、晋四个原本在西周分封格局中处于边缘地位的国家先后崛起，成为代周行令的新巨头，并最终由僻处西方的秦国取周而代之，终结了周朝的国运。

由秦朝一统开始，中原王朝复制西周分封的条件就永久地丧失了。因为东起辽东，西抵高原，南据岭南，北达长城，秦朝奠定的这块版图已经基本达到了农耕文明时代中原王朝对外扩张的极限。再向外发动战争，就算占得土地，也因为文化与生活方式的不同而难以长期据守。正如西汉御史大夫韩安国为汉武帝分析的那样：

千里而战，兵不获利。今匈奴负戎马之足，怀禽兽之心，迁徙鸟举，难得而制也。得其地不足以为广，有其众不足以为强，自上古不属为人。汉数千里争利，则人马罢，虏以全制其敝。且强弩之极，矢不能穿鲁缟；冲风之末，力不能漂鸿毛。非初不劲，末力衰也。击之不便，不如和亲。

——《史记·韩长孺列传》

翻越司马迁线，让帝国的统治扎根大漠，那不是擅长耕战的中原王朝所能实现的战略目标。对外拓殖的空间已经榨干耗尽，西汉却仍在分封诸侯，这时的分封制度势必不能再保持西周时代积极进取的精神，而要转向消极防御。我们不妨以刘邦分封的韩国为例来说明这一点。刘邦正式册封韩王信，事在公元前205年：

项籍之封诸王皆就国，韩王成以不从无功，不遣就国，更以为列侯。及闻汉遣韩信略韩地，乃令故项籍游吴时吴令郑昌为韩王以距汉。汉二年，韩信略定韩十余城。汉王至河南，韩信急击韩王昌阳城。昌降，汉王乃立韩信为韩王，常将韩兵从。

——《史记·韩信卢绾列传》

戏下分封之后，项羽以西楚霸王之尊定都彭城，号令天下。为了预防来自西方的刘汉政权可能的进攻，项羽违背戏下之约，迁魏王豹于河东，又不许韩王成之国，巧取豪夺地将韩、魏故地置于自己的掌控下，充作抵御西方之敌的战略缓冲区。

刘邦自汉中还定三秦，然后东出函谷，与项羽争衡天下。他首当其冲的任务就是要控制韩国故地，占据中原腹心，以便争取对楚战争的主动权。考虑到韩信故韩国公族的身份对遗民有较强的号召力，刘邦选择用他充当攻略韩地的急先锋。韩信助刘邦击垮了项羽在韩地建立的傀儡政权，并因此获得刘邦的赏识，成为韩地的新王。

在楚、汉双方长期拉锯于荥阳、成皋一线的情况下，韩信的封国无疑起到了藩屏关中腹地的重要作用。可是楚汉战争一结束，韩信封国的位置就非常尴尬了：刘邦都于洛阳，韩信就在咫尺之遥的颍川。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

所谓藩国，顾名思义，应该是藩屏大汉的附属国。它应该被置于边疆地区，当作巩固边疆防御的第一道防线才对。可韩国现在据于大汉帝国的腹心之地，反倒是大汉负责边境防御，做起了韩国的藩屏，这种本末倒置的态势必须扭转！

于是，就在楚汉战争结束的第二年，刘邦宣布徙韩信为代王，都马邑，派他到北边儿去防御匈奴。正是这次迁徙，直接导致了韩信的反叛。《史记》载：

秋，匈奴冒顿大围信，信数使使胡求和解。汉发兵救之，疑信数闲使，有二心，使人责让信。信恐诛，因与匈奴约共攻汉，反，以马邑降胡，击太原。

——《史记·韩信卢绾列传》

韩信当初在中原死心塌地帮助刘邦进攻项羽，哪怕被项羽俘虏，也要亡归刘邦，再投故主。甚至刚刚被刘邦从颍川调往太原的时候，韩信也表现出了为大汉戍边的积极态度，主动请求将国都由晋阳迁往更靠近北方边境的马邑。可为什么一与匈奴接战，他就变得这样首鼠两端、骑墙观望呢？

韩信的这个前后转变绝不是个案，它折射出的是楚汉之际许多藩王的普遍心态。要理解这一点，我们不得不首先阐明这些藩王们最核心的利益关究竟是什么。

有这么一件事情很能说明问题：公元前205年刘邦在彭城败于项羽后曾对群臣说，如果有人能为我走一趟淮南，策反黥布，让他背楚投汉就好了。只要拖住项羽，让他在齐地滞留上几个月，我取天下，十拿九稳！这话乍一听去简直匪夷所思——黥布是从前项羽帐下的第一号猛将，号称楚军军锋，他凭什么要背楚投汉呢？可后来的形势发展证明了刘邦的远见。

汉使随何奉命前往淮南，只一席话就说反了黥布。随何说：

“大王与项王俱列为诸侯，北乡而臣事之，必以楚为强，可以托国也。项王伐齐，身负板筑，以为士卒先，大王宜悉淮南之众，身自将之，为楚军前锋，今乃发四千人以助楚。夫北面而臣事人者，固若是乎？夫汉王战于彭城，项王未出齐也，大王宜骚淮南之兵渡淮，日夜会战彭城下，大王抚万人之众，无一人渡淮者，垂拱而观其孰胜。夫托国于人者，固若是乎？大王提空名以乡楚，而欲厚自托，臣窃为大王不取也。”

——《史记·黥布列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