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县城”合肥凭什么成为安徽省会？“霸都”对安徽意味着什么？
2019年合肥GDP突破了九千亿，达到了9409亿人民币，二十年间合肥GDP增长超过三十倍，然而哪怕如今合肥已经跻身于全国二十强城市，但安徽省内对于这座省会的非议却从未停止，甚至随着近年来合肥GDP的一再增长，所谓“霸都”这一褒贬皆有的别称，也逐渐成为合肥无法摆脱的标签。
在“霸都”的称谓之下，既有省内城市对于合肥这座迟至建国才设市，曾经的县城却一跃而成正式省会的不服，也有自2005年以来安徽修改皖江开发政策后，合肥省内首位度大幅上升，对省内其他各市形成虹吸效应的原因。
然而，合肥又为何能从一县一跃而成一省首府？所谓“霸都”的虹吸效应，又果真对安徽弊大于利？
| 安徽省会太难选 |
清廷入关之后，承袭明制，将南直隶改为江南省，此即为安徽和江苏两省的前身。然而江南自中唐以来，就逐渐成为中国经济重心所在，到了明、清时节，江南省不仅人口滋生，税赋更是一度占到了朝廷收入的十分之三四。
清朝咸丰年间，长江以南的皖、苏二省的部分辖境（约等于三分之一个江南省）沦陷于太平天国之手后，咸丰三年的国库收入就从二年的九百一十九万两直接锐减到了五百六十三万两。
正是因为江南渐成国家腹心不可或缺之地，再加上行政繁剧、钱粮事杂，这就让清廷中枢不得不考虑析分江南省——此举既能分而治之，避免地方尾大不掉，同时也能更好的治理这一国家腹心之地，减少行政成本，增强省级政府对基层的掌控力度。
康熙元年始设安徽巡抚，康熙六年又正式将江南省两布政使正式更名为了安徽布政使和江苏布政使，此便是安徽设省的滥觞。
但安徽省会难定的问题，其实在彼时就有凸现，因为安徽巡抚虽然将抚署设在了安庆，但安徽布政使这位主管“上江地区税赋”的布政使却仍然在江宁办公。
藩台并没有随巡抚西迁主要是因为安庆地处安徽西南，虽有大江航运，但却极为不利安徽域内的钱粮递解。
从地图上看，安徽布政使辖区中的中、北部的各府如果想要递解钱粮到安庆，需要经过省内水系甚至运河通过南京后，才能发解到安庆，而安庆收到钱粮递解后，又要沿江而上，经南京由镇江中转发递北京，而且康熙初年天下初定，安徽布政使自然在南京宜静不宜动，没必要增加不必要的行政成本。
乾隆二十五年，清朝臻至盛世，清廷正式设立安徽省。
清朝时期，省会最重要的一个功能就是税收递解，安庆府和太平府（当涂）因此成为了乾隆年间安徽省会的两个选择，但二者虽然都在长江边上，都有航运优势，但太平府最大的一个问题在于跟江宁距离太近，一旦在太平或者江宁附近发生变乱，会直接威胁到两个省会，这明显是不可接受的风险。
而安庆因此得以脱颖而出，但安庆毕竟先天太不足，地理上太偏西南，不利于省内沟通，省会基础因此并不牢固。
随着铁路修筑在洋务运动和晚清新政中为中国社会所接受以及民国初年的安徽省内局势的动荡，安庆的“省会基础”之二——“交通区位航运优势”和“经济中心”便逐渐瓦解。
芜湖凭借着安徽省内唯一通商口岸的优势，迅速在晚清以后，成为了安徽首屈一指的大城市，但民国初年，江苏虽然也有省会之争，但南京的政治地位毕竟摆在那里，所以距离南京很近的芜湖虽然峥嵘显露，但却仍然没有威胁到安庆的地位。
蚌埠却因为津浦铁路成为了交通枢纽发展起来之后，又依靠着在安徽省内相对靠中的位置，再加上彼时安徽军阀倪嗣冲掌握安徽省内军政大权，而蚌埠又是其大本营，形成了对安庆省府地位的极大冲击。
事实上，倪嗣冲虽然没有正式迁移安徽省会到蚌埠，但在实际操作中，却将大量的省级机构北迁到蚌埠，安徽后继的军阀也继承了这一现状，让蚌埠实际上成为了民初军阀时代的安徽省会，而安庆不过是虚有省会之名，政治、经济地位可谓跌倒了谷底。
但随着安徽纳入国民政府的直接治理下，安庆的首府地位再度稳固，但安庆人民没有想到的是，民初来势汹汹的蚌埠没有将安庆取而代之。但区区县城合肥却因为抗日战争后的国民党内的派系斗争，而被时任省长桂系李品仙看中，在民末一跃而成安徽省会，合肥因此奠定了这场自近代以来安徽省府之争的最终胜局。
| 合肥哪里好？ |
合肥虽然在1945年就成为了安徽省会，但建市的时间却一直迟至解放之后——1949年1月合肥解放，2月合肥才由县升市。
虽然合肥自东晋时起就为“庐州”的治所，一直到民国元年，合肥才由府治的地位降格为了普通县城，但短暂的五十年“县城经历”，却成为了安徽人对合肥最深刻的标签，内中蕴含了安徽人对合肥的复杂情感。
而合肥在1952年，新中国建立仅仅三年后，之所以就巩固了自己省内的地位，成为雷打不动的安徽省会，主要理由却是因为“为皖之中”。
缺乏历史底蕴，匮乏工业基础，更没有省内经济中心地位，在成为省会后市区面积仅五平方公里，人口六万不到...
桩桩件件都是合肥当时被诟病的地方。
但一省省会，首要在于能够协调省内资源，完成省域文化、社会的整合，形成一个有机整体，而非一盘散沙。
安徽又是一个地理文化分割严重的省份，长江和淮河将全省分为了皖北、皖中以及皖南三大板块。
能够在省内部分地区内通行的方言更是有六种之多，中原官话、江淮官话、赣语、吴语、徽语甚至连西南官话都有一席之地...
而且合肥的交通条件虽然不如有津浦铁路过境的蚌埠，临靠长江的芜湖、安庆，但1935年筑成的淮南铁路虽然不如津浦铁路，但却沟通了皖北和皖中，这就让合肥有了统合半个安徽的机会。
再加上安徽距离安庆和芜湖这两大重镇的直线距离也并不远，不过一百多公里，虽然道路简陋，但在进入新中国大发展时代后，完全可以修建现代公路，让合肥直接勾连皖江上的两大重镇，并由此通过江南水路联系上皖南地区——传统皖江地区是指安徽省内临靠长江的县市，合肥要到2005年才在被归于“皖江城市带”的范畴。
也就是说，合肥欠缺的多是基础建设，而从50年代观察，随着中国进入承平大发展时代，合肥缺的基础建设都可以在发展中弥补上来，但蚌埠、芜湖和安庆地理区位所带来的不便，则无疑很难解决。
而且对于安徽省来说，内部协调和交通如果说还可能克服的话，那么省际上的竞争，则更加凸显了合肥在省会上的优势。
南京有所谓的“徽京”之称，其中有一定的历史渊源，但更多的却是凸显了南京或者说江苏对于安徽东南部，乃至于整个皖江地区的虹吸效应。
芜湖、滁州跟南京在经济上自唐宋以来就有很强的互动性，到了明清时期，两地说是南京的经济腹地也不为过，尤其是在晚清芜湖开埠之后，芜湖跟南京、镇江乃至于上海的经济互动，明显强于芜湖跟当时安徽省会安庆之间的互动。
而且由于芜湖的开埠，使得芜湖辐射的城市也随之纳入到了这一经济联系中，这就导致在晚清民国时期中，安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跟省内其他地区产生了割裂，并且由于芜湖在皖江地区中的崛起，挤压了同在皖江地区中的安庆的经济空间，使得安庆在晚清以后“商业不盛，市面冷落”，省会安庆的衰落又进一步加剧了安徽的碎片化。
事实上，安徽在进入国民政府治下后，蚌埠没能取代安庆，但1929年安徽省政府也依然提出了“迁移省会”的计划，只是后来安徽省府发生变动，抗日救国又迫在眉睫，安庆在长江流域的军事战略地位凸现，这一计划才悬置。
所以安徽省会的选择，还要着眼于抵消来自南京对省内的虹吸效应，确保安徽省内的一体化，而传统皖江一线可以担当大任的城市中，安庆已经被证明无法担当此大任，芜湖则在进入新中国后没有了对外贸易的功能，地位重要性迅速消退。
所以距离长江不远，跟芜湖、滁州等徽东南城市有很强联系，且与南京距离适中的合肥，其地理区位的优越性得以在省际竞争中再次凸现了出来，最终凭借以上诸多貌似不起眼的优势，奠定了合肥省会的地位。
| 安徽需要霸都 |
改革开放之后，其实安徽省内对于合肥也不是没有犹疑过，因为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安徽一度陷入了发展困境，省内农村人口平均收入在全国排名仅25位，城镇职工人均收入更是只排到27位。
甚至安徽省的财政一度困难到需要芜湖一市撑起省财政的半壁江山——1990年，安徽省财政收入中，地、市上缴款额12亿人民币，芜湖一城就提供了4.1亿人民币。
事实上，虽然安徽靠近江苏和上海，芜湖更是凭借地理上的优势，成为了安徽省内的纳税大户，但就安徽省而言，却基本上沦为了长三角的原材料和劳工的输出地。
正所谓“穷则思变”，既然芜湖用经济实力证明了自己，安徽省也改变了产业发展上的布局，在九十年代正式推出了以芜湖为中心的“皖江开发计划”，试图在安徽省内形成芜、肥并立的局面。
这类双城格局其实在当时不算鲜见，江苏有南京和苏州、四川有成都和重庆、广东更是有广州和深圳两大名城，而从如今观察，具体格局虽有变化，但却都大幅带动了各自地区的发展。
但一省双城格局有个问题在于，会分薄省内的资源投入，除非拥有庞大的经济腹地，能够获取足够的劳动力、资源和市场。但对于合肥和芜湖来说，芜湖只有传统皖江地区作为经济腹地，其本身还受上海、南京的辐射，而合肥的腹地虽然有皖中和皖北作为经济腹地，但辐射地区依然狭小。
可以说二者根本无法类比渝蓉之于西南，广深之于珠江经济圈，而南京和江苏虽然处境看似跟合肥和芜湖相类，但这两城距离上海只有咫尺之遥，是长三角的核心地区，其实双方之间可谓天渊之别，更别提南京和江苏对浙北、徽东有着强大的虹吸效应——这从改开头十年，安徽的艰难处境就可稍窥。
最关键的在于，芜湖缺乏大型企业，本身没有大规模制造业的基础，只能依靠引进外资，但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长三角的发展尚不充足，外资在彼处还大有可为，又何必舍近求远去芜湖呢？——1998年，芜湖利用外资仅3.24亿美金，到了2003年甚至下降到了2.63亿美金，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
再加上安徽省财力有限，其实无法兼顾两城同时发展，大部分资源依然倾斜到了省城合肥，所以芜湖在自谋发展不见成效后，经济发展便逐渐滞后，一直到2008年这一皖江地区的龙头城市才在GDP上超越安庆，成为皖江第一，安徽第二。
芜湖迟缓的发展，明显并不如预期，所以早在2005年，安徽省就改变了皖江开发的政策，将合肥等原本远离长江的城市也纳入到了“皖江城市带”的范畴中。
这一修订也就意味着，安徽改变了九十年代时确定的双城格局，发展策略再次转为了“做大合肥，带动全省”的方向。
安徽策略转变后，合肥迎来了自己的高速发展时期，从2005年到2019年，十四年时间里，合肥GDP从853.57亿元增长到了9409.4亿元，增幅高达10倍！
不过在短短十几年的时间里，合肥之所以能够获得高速发展，除了政策利好以外，也离不开对省内资源的虹吸——合肥不仅拥有着居高不下的省内固定资产投资比重，还大量将省内其他各市的企业机构搬迁到了合肥。
最终形成了安徽省内，合肥独大的局面。
这也是所谓合肥“霸都”的贬义面由来。
然而在合肥冠以“霸都”之后，安徽梦寐以求的在长三角中占有了一席之地——2019年，合肥成为了跟南京、杭州一样的长三角副中心城市。
可以说，合肥迄今为止还没有辜负安徽的期望。
而类似将省会列为“首位度”城市，举一省之力发展的省份，绝非只安徽一省——成都、武汉也是“举本省之力”打造出来的城市，并且成效斐然。
事实上，先建立龙头城市，稳固本省的省际竞争力，再逐渐建立城市群，最终实现先富带后富，龙头城市带动群内城市，城市群再带动全省经济发展，本身就是经过广东和江苏验证的可行方法。
虽然合肥现在辐射的城市数量较少，只能勉强覆盖皖江城市带，对皖南和皖北的发展带动效应也还没有特别彰显，但毕竟合肥发展时间并不算长，虽然增速亮眼，但在整体上也就才跻身于全国城市二十强，所以现在就要求合肥，发挥出如广州、南京或者杭州这样对本省经济的带动作用，既不切实际，也有过分苛求的嫌疑。
综合来看，合肥既已成为长三角副中心，又依靠省内铁道规划权和高铁开建后的新局面，替代蚌埠成为了安徽省内的铁路枢纽。而且合肥产业布局十分合理，第三产业占比占到了50%，从规划上来看，高新产业正是未来布局的方向所在，前景可谓光明。
可以说如今合肥对于带动安徽发展，所欠缺的不过是经济规模的积累，只要积累足够，合肥凭借“为皖之中”的地理位置和铁路枢纽的区位，是能够很好的带动安徽全省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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