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的故事——逸闻篇
一、【偷渡】
1934年10月，风景如画的庐山牯岭高朋满座，国民政府的高级将领们欢聚一堂。蒋委员长踌躇满志，内心洋溢着幸福——第五次“围剿”中央苏区成果显著，这次会议的主题就是如何排兵布阵，继续用“铁桶计划”，困死红军，毕其功于一役。
坐中一位将领虽也和同僚一样欢声笑语，心里却沉甸甸的，他就是江西第四区保安司令莫雄。莫雄出身粤军，是国民党的元老人物，和蒋一向不和，在国民党阵营中也是心在曹营心在汉，早被发展为秘密情报员。
一散会，莫雄不敢有误，马不停蹄地回到司令部，招手叫来司令部参谋项与年：我这里有老蒋围剿的具体部署，你想个办法送给红军。
项与年是潜伏多年的地下党。他连夜乔装打扮，第二天，江西德安崎岖的山路上，出现了一名挟着几本书赶路的教书先生——项与年将情报编成密码，用特殊药水涂在一本字典上。
一路上昼伏夜出，避开大路专拣山中小道，忍饥挨饿风餐露宿自不必提。接近苏区的时候，项与年傻眼了：国民党搞“囚笼政策”，建了无数的碉堡和铁丝网，扛着枪的哨兵警惕地游走，想要悄悄偷渡过去，看来是难上加难了。
项与年心一横：无法暗度陈仓，不如明修栈道！只是教书先生的身份过于扎眼，他决定扮成乞丐。他思索片刻，捡起一块石头，对着嘴上奋力砸去，顿时，血流如注，四颗门牙脱落。
白军的岗哨见一个衣衫褴褛、嘴巴肿胀、说话漏风、身上酸臭味远飘十里地的叫花子，不由得嫌恶地掩住鼻子，高声叱骂：滚！项与年在层层封锁中，居然畅通无阻。
直到看到两名红军战士，心力交瘁的项与年扑通一声坐倒在地，浑身散了架般，但嘴里仍用含糊不清的语言一遍一遍地说道：我要见周副主席……
项与年冒死送出的情报成为红军决定转移并最终开启长征这一史诗的重要依据。
二、【大新闻】
1934年11月，中央红军浴血奋战，连续突破三道封锁线，兵锋直指湘桂边境。
蒋委员长调兵遣将，在湘江东岸张网以待，但有一个不稳定因素让他忧心忡忡，那就是李宗仁、白崇禧的桂系，为了让桂系卖命，他又是许诺一百万经费，又是提供弹药武器。
话说白崇禧亲自前往桂林，摆出一副要和红军大干一场的架势，其实他心里早有打算：和红军决不能硬碰硬。他的妙计是让开正面，追击为主，“打尾不打头”。
老蒋听说红军迅速通过湘桂边境后，鼻子都气歪了，发了一封电报怒怼白崇禧：你为什么要放虎归山？这不是“遗毒子孙”吗！白崇禧不甘示弱，也反唇相讥：你的百万之众观望不前，我们手里就这点兵力，有啥办法？
白崇禧还爆出了一个猛料：桂系打了一个大胜仗，光俘虏就抓了七千多人。接着，一部名叫“七千俘虏”的电影在南京等地上映，影片里，威风凛凛的桂军押送着一批批垂头丧气的红军俘虏。
白崇禧之后一直将“大捷”挂在嘴上，说是要以正视听。李宗仁、白崇禧两人晚年在回忆录中，不约而同地坚持这一说法。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原来，红军过境后，广西境内稀稀拉拉地落下些伤兵和挑夫，桂军遂照单全收，尽数收容。一共收容了三百多号人，便拉到南宁，又雇了些群众演员化装成俘虏，于是“七千俘虏”的传说应运而生。白崇禧叫来政训处处长潘宜之，暧昧地笑着说：你搞一部电影出来，送南京让老蒋看看，也算是给他报喜了。
潘宜之有些为难地说：要是老蒋不信，要求把俘虏都解到南京咋办？
白崇禧不屑地说：就说俘虏都遣散回家了，他能怎么着？
三、【放火】
1934年12月，战略转移的中央红军穿过国军重重封锁，杀出一条血路，翻越老山界，转战桂北。桂北山区为瑶族、苗族等少数民居聚居区，当地人民不知红军底细，心中满是疑惧。而红军也遇到一个棘手的问题，那就是红军每到一处，就会发生火灾，当地人民纷纷谣传红军放火。
话说军委干部团卫生队与迫击炮连借宿苗民家，刚刚入睡，忽然听到了毕毕剥剥的燃烧声，战士们惊叫着起身，只见屋外火光冲天，亮如白昼。大火扑灭后，干部团毅然掏出一百多块大洋赔偿群众，这让苗民们大感意外，千恩万谢。
1934年12月10日，军委纵队在龙坪寨、广南寨扎营，当晚，熊熊大火照亮了天空，而且着火的地点竟然有多处，这显然是人为纵火。周副主席大为光火，亲自指示一定要破案。保卫局连夜搜索，果然找到三个形迹可疑之人，这三人都穿着红军军服，操广西口音，他们交待说，他们是桂系派出专门放火破坏的，每日可得两块大洋。至于身上的衣服，则来自掉队被俘的红军战士。他们每天假扮成掉队的红军，远远地缀在部队后面，一见红军安营扎寨，便趁夜放火，已进如法炮制了好几个村镇了。
第二天，红军在龙坪寨召开群众大会，揭露真相，民众见到这几个纵火犯，自是义愤填膺，红军遂顺应民意将他们枪毙。而桂系的嫁祸阴谋也不攻自破。
四、【少女】
1935年1月，红军进入黔北名城遵义。由于红军秋毫无犯，因此入城时，遵义百姓敲锣打鼓，成群结队地走上街头欢迎红军，这让一路披星戴月的红军战士无比感动。
在迎接的人群中，有一个身躯瘦小的女孩，名叫李小侠。她是遵义三中的学生，年纪虽小，却也是“红军之友社”中一员活跃的干将了。这“红军之友社”本来叫“反日反帝同盟”，是一帮志同道合的进步青年自发组成，因为红军来黔，所以顺理成章地改了名。
李小侠崇拜的眼神看着络绎不绝的红军战士，忽然，她的目光被牢牢吸引了：竟然有女红军！她好生羡慕，便一路尾随着女红军们，在女红军的驻地（红军总政治部）门口徘徊不去。
一名和蔼可亲的女红军给她端来一张板凳，和她攀谈起来。
李小侠说，她今年十七岁，家住城门口，念过中学，平时就爱看个进步书籍，非常希望能加入红军。
女红军李伯钊（杨尚昆夫人）笑着说：当女兵可苦得很呢，只怕你坚持不下来。
李小侠斩钉截铁地说：我不怕苦！
红军在遵义建立政权，李小侠也被推为妇女委员，在大会上激情演讲，令人瞩目。不过由于国民党军自四面八方扑来，红军决定转移。临行前，李伯钊问李小侠：你还想参加红军，跟红军走吗？
李小侠没有一秒钟的犹豫，脱口而出道：愿意！
李小侠去动员“红军之友社”的同侪们一起上路，谁知她说得口干舌燥，这些人一言不发。李小侠火冒三丈，怒斥道：你们既然不愿意走，怎么还来登记，白吃这么多天的饭？终于有人吞吞吐吐地说：我以为红军不走了……真要离家出走，爸妈怎么办？
李小侠眼中流下扑簌簌两行清泪，一赌气说：你们不走，我一个人也要跟红军走！
李小侠加入红军后，随红军二渡赤水，后又二进遵义，渡过了一段美好时光。但组织上要求她留下来，参加黔北游击队，她含泪答应了。
可惜游击队在严酷的环境下生存窘迫，几个月后李小侠被捕，后虽被保释出狱，但由于形势严峻，不得不隐蔽下来，后来她选择和一位小学校长结婚，过起了相夫教子的日子。
五、【近视】
1935年2月，中央红军二进遵义。红三军团第十团政委黄克诚一进城就迫不及待地买了一堆报纸津津有味地看起来。
但报纸上的几则新闻让他的心情顿时坠入了谷底：留在苏区的老战友刘伯坚、寻淮洲、方志敏等人壮烈牺牲了，留守红军损失惨重。黄克诚联想到部队转移过程中一路作战也是损兵折将，生性耿直的他坐不住了。
他找到一位领导（他在回忆录中未提此人姓名），真诚地说：我们应该为革命保存火种，应该尽量避免打硬仗了。
谁知该领导勃然大怒：好你个黄克诚，你这是对革命动摇，这是右倾！团政委你也别干了，好好反省吧！
黄克诚成了无所事事的闲人，实在难熬，于是找到军团长彭德怀：军团长，我想工作，给我个事做做吧，炊事员也行啊！
彭德怀沉吟了一下，有些迟疑地说：军团缺一个侦查科长，你干吗？
彭总的犹豫不是没有道理的，黄克诚知识分子出身，鼻梁上架着一副厚厚的近视眼镜。长征中连日行军打仗，他的眼镜不是损坏就是丢失，每到一个市镇，头一件事就是要配眼镜。这时候他正好处于眼镜空窗期，视物尚有困难，如何能侦察？
黄克诚倒不在乎，干劲十足地上任了，很快就获得了一展身手的机会。眼前朦朦胧胧的他走进了一条沟里，恍惚觉得前面人影幢幢，正在疑惑，忽然眼前火光一闪， “哒哒哒”的声音传来，他吓得一激灵，倒地翻滚。
原来他误入了敌人的机枪阵地。神奇的是，几挺机枪开火，他居然毫发无损。
这不是黄克诚第一次因为视力问题遇险了，早在红军第二次反围剿时，担任红三军团三师政委的黄克诚和师长彭遨在城墙下视察，城墙上的敌人见状忙调转机枪枪口，黄克诚毫无察觉，幸亏彭遨眼疾手快，拉住他就地一个翻滚，只见一梭子子弹打在他们刚刚站立的地方，激起的泥土溅了他们一身。
值得一提的是，黄克诚虽然身体素质不高，却经常亲临前线，多次死里逃生，更绝的是，他戎马一生，从未受伤。
六、【假作真时】
1935年3月17日，红军三渡赤水，进入川南，径往古蔺、叙永方向而去。蒋介石得到飞机侦查报告后，如获至宝：共军一定是要北渡长江！于是，在他措辞严厉的命令下，周浑元、吴奇伟的中央军，孙渡的滇军，王家烈的黔军，潘文华的川军一起运动起来，誓要铁壁合围，让红军插翅难逃。
当国军开始东渡赤水河时，红军却又走回头路准备西渡赤水河了——也就是四渡赤水，这就出现了长征中最吊诡的一幕：红军和白军走在同一条路上，只不过一个往东，一个往西。
红小鬼赵国泰（后为开国少将）是红军中公认的“小机灵鬼”，行军的时候，他饿得肚子咕咕叫，忽然飘来一阵饭菜香味，让他的胃一阵抽搐。他拣了块高地，四下张望，原来，不远处有一伙国军正在埋锅造饭。
赵国泰眉头一皱，计上心来。他弄了一顶国民党军的帽子（当时红军和国军的衣服其实差不多，主要靠帽子识别），大摇大摆地走进国军队伍里，打了份饭，狼吞虎咽地吃起来。趁人不备，他又悄悄地溜了回来。
后来，红军干脆大规模换上国军的服装，在国军部队里大胆穿插。有个伤员，因为负伤一瘸一拐的，最后掉队了。走着走着，看到路边一群乱哄哄的国民党兵，正在排着队等军医上药。于是，他也老实不客气地插了个队，轮到他的时候，他有些忐忑，谁知军医眼皮都不抬，麻利地给他上了药。
这伤员也不吭声，上完药就淡定地走了。
七、【惊喜】
1935年4月，红军四渡赤水，一举跳出老蒋精心设计的包围圈，进入云南。新的问题又扑面而来：红军在云南人生地不熟，对道路、地理不是很了解，对金沙江渡口的具体位置更是一无所知。
没想到云南省主席龙云是个热心人，立即送上了一份大礼。
4月27日，在云南曲靖的一个小村，红军先遣部队忽然看到滇黔公路上尘土飞扬，一辆军用大卡车疾驰而来，红军也不含糊，立即将车子拦下，车上两名国军军官乖乖做了俘虏。
红军惊喜地发现，车上有二十多份云南省军用地图，村镇道路标注得一清二楚。还有堆积如山的云南白药、宣威火腿、普洱茶。
原来，中央军的薛岳长官要入滇追击红军，于是电告龙云主席，要求提供地图。龙云高度重视，精心地准备了送给薛长官的厚礼。本来计划派飞机空运，不巧的是机师得了急病，薛长官又催逼得紧，只好改用汽车。
主席得知后，喜不自胜，不忘打趣龙云：当年刘备入川，张松献图。今天红军要入川，龙云来献图，真的要谢谢他呢。
八、【四老】
红军长征中有四位老人随中央休养连行动，人称“四老”，他们是董必武、林伯渠、谢觉哉、徐特立。
其实，董必武和林伯渠年方四十八岁，按照当代的标准，可谓是正当壮年，但在年轻人居多的红军队伍里确实称得上老资格了。
四人年纪虽大，但却不愿受照顾，长征时坚持把马匹让给伤病员，硬是靠两只脚板转战万里。女红军危秀英回忆说，一次部队宿营，同志们席地而坐，董必武侃侃而谈，正说得入港，一架蒋军飞机不识趣地闯入，扔下一枚炸弹，众人纷纷卧倒躲避，良久竟鸦雀无声，只见董必武气定神闲地走向弹坑，东张西望一番，才对一脸惊慌的同志们说：是颗哑弹，马克思在捉弄敌人。
林伯渠是个高度近视，戴一副厚如瓶底的眼镜。长征时，他一手提着马灯，一手拄着手杖，风雨无阻。比他年长两岁（五十岁）的谢觉哉十分健谈，每到一地就对当地典故如数家珍。如红军过金沙江，他就给大家讲诸葛亮“五月渡泸，深入不毛”，到了川西就兴致勃勃地聊起清朝的“大小金川战役”。
徐特立是四人中年纪最大的，时年五十八岁，已是两鬓斑白。他是教书先生出身，长征中也不改本色，身着一袭长衫，只是这长衫补丁撂着补丁，比孔乙己的都破。加上他头戴军帽，手提红缨枪，看着不像书生，倒有点不伦不类的意思。
徐特立是红军大学的教授，长征途中他仍然坚持每天讲课。
过草地时，主席偶遇徐老，便过来打招呼，见他牵着一头小毛驴，毛驴背上驮着三个大包袱，堆得小山似的，便关切地问他：徐老，你怎么不骑驴呢？徐特立笑呵呵地说：我的驴背了三个伤病员的包袱，我能走，不打紧的。
九、【误会】
1935年4月，由程子华、徐海东率领的红二十五军一路披荆斩棘，在重重封锁中杀出一条血路，进入陕南。
陕西是十七路军杨虎城的地盘，老蒋自然是谆谆嘱咐，殷切盼望他为党国分忧，杨虎城也是调兵遣将，十分积极。但其实他内心根本不想和红军交手，因此他派出了张汉民的警备三旅。
这张汉民其实是潜伏在敌营的同志，对此杨虎城也是心知肚明。话说这张汉民率部尾随红军，却只乒乒乓乓地朝天放枪，倒像是来送行的。他还派在警备三旅任职的地下党员张明远联络红二十五军，贴心地送上地图。同时，积极采办药品、电台，准备雪中送炭。
4月9日，张汉民得到消息说，前方的红军忽然高度戒备，似有埋伏，建议部队停下，不要轻举妄动。张汉民不以为然地说：我们都跟了这么多天了，能有啥事？
当前进到蓝田县一个名叫九间房的地方时，两边忽然枪声大作，子弹如暴雨般倾泻而下，警备三旅毫无防备，自然是被吊打，地下党员张明远不幸中弹牺牲，张汉民被俘虏。
张汉民见了徐海东、吴焕先等人，叫起撞天屈来：我是自己人！
红二十五军政委吴焕先对着被俘的军官们喊道：还有谁是自己的同志，站出来！
二十多个人站了起来。
红二十五军对张汉民的怀疑并非空穴来风，因张汉民曾经脱党，连陕西省委对他也是半信半疑。而那位已经阵亡的张明远并不清楚他的底细，在吴焕先等人当面询问时一问三不知，这让在龙潭虎穴里走了好几遭的红二十五军一开始就有极强的戒备心。
更要命的是，张汉民提供给红军的地图，并非陕南地图，而是豫西的卢氏县与灵宝县地图，而红军要求的药品电台，更是口惠而实不至，这不能不让人怀疑，张汉民在红军身后紧追不舍，更是让红军有腹背受敌的危机。于是，红二十五军果断决定先发制人。
几天后，红二十五军军部来了个一脸憔悴的男人，他就是中央特派员汪锋，曾任陕南特委书记，和张汉民打过多次交道。他本是奉命前来居中联络杨虎城与红二十五军的，谁知匆匆赶到，听到的却是警备三旅大部被歼，张汉民被捕的消息，大吃一惊，顾不上吃饭就往红二十五军驻地赶。
汪锋心急如焚，激动地说：张汉民是自己人，是我们的同志！但却被一句话噎死了：你拿什么证明？汪锋除了自己的人格，自然是拿不出证明文件的。
唇焦口燥的汪锋不甘心放弃，还想继续鼓动唇舌时，几个红军战士忽然高叫着“反动派”，对着他掏出了枪。汪锋遂被拘押，直到红二十五军到达陕北后才重获自由。
一个月后，张汉民等二十多名军官被错误杀害，后张汉民被追认为烈士。
十、【溜索】
1935年6月，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在沸腾的人群里，并没有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的身影，因为他正带领着十几个团的先头部队，一路北行。
懋功会师二十多天后，一封电报来到了徐向前手中：彭德怀率领红三军团抵达黑水地区，与徐向前近在咫尺，急盼见面。
徐向前不禁喜上眉梢，立即回电：明天早上，维古河渡口见。
翌日清晨，天边刚泛起鱼肚白，清脆的马蹄声打破了寂静，徐向前已经火急火燎地上路了！人逢喜事精神爽，今天的徐总指挥容光焕发，远远地听到了奔腾的水声，徐向前不由自主地催动坐骑。
接近河边的时候，徐向前的神情黯淡了下来：这渡口一无船二无桥，河宽三十多米，湍急的河水咆哮着。徐向前在河边焦急地踱步，一连声地说：讨厌！讨厌！
河对岸影影绰绰地出现了一支队伍，徐向前举起望远镜，只见当先一人个子不高但身材健硕，正热情地挥动着双手。徐向前等人也兴奋地大喊着，手舞足蹈。但在河水的轰鸣声中，双方只能“望河兴叹”。
只见对面一名战士手中舞动着一根绳子，绳子在空中转着圈，忽然脱手而去，在空中划出一道优美的弧线，扑通一声落在徐向前脚下。他拾起一看，原来是一块系着纸条的石头，纸条上写着：“我带三军团之一部，在此迎接你们！一一彭德怀”。
徐向前大喜，他和彭德怀神交已久，可惜一直缘悭一面。于是他如法炮制，也飞石传书：“我是徐向前，很想见到你！”
通讯兵奋不顾身地泅水过河，架起一条电话线，徐向前和彭德怀终于通上了话，两人约定：第二天一早在上游一个叫赤念的地方会面，因为地图上显示，那里有一座铁索桥。
第二天，两人起了个大早，迫不及待地来到赤念，放眼望去，水天开阔，波光粼粼，唯一的不足是不见有桥，但有当地特色的一条“溜索”，吊着个竹筐。徐向前略一皱眉，便一个健步跨进竹筐，警卫员一把拦住：总指挥，危险！
徐向前也是赶鸭子上架，但他是一员虎将，岂能被小小的溜索难住？于是，在几十米的高空上，脚下是奔流不息的河流，一个黑影慢慢地滑向对岸。彭德怀目不转睛地盯着越来越大黑影，终于放下了一颗吊着的心。
徐向前从竹筐里一跃而出，彭德怀上前紧紧握住他的双手：你是徐总指挥吧，想不到你还有这能耐！
徐向前微笑着说：我也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
十一、【冰淇淋】
这是周士第将军回忆的一段往事：
话说红军渡过大渡河后，在自然条件恶劣的川西艰难跋涉，一路上连爬了几座雪山。空气稀薄、气候寒冷的雪山在红军眼里不再神秘，登山经验娴熟之后，登雪山居然也有了一种郊野踏青的闲情逸致。
打鼓山是中央红军翻越的最后一座雪山。这一次，同志们准备充分，一路紧赶慢赶，蜿蜒而上。到了山顶，又累又渴，陈赓、宋任穷等人干脆一屁股坐下，东张西望，陶醉在“山舞银蛇，原驰蜡象”的雪景中。
肖劲光同志灵光一闪，提议说，你们看这雪是不是有点像上海滩的洋玩意冰淇淋？要不要来一口？
众人轰然叫好，于是，十几个人——包括陈赓、宋任穷、毕士悌、莫文骅、郭化若、陈明、何涤宙、冯雪峰、李一氓、罗贵波、周士第，纷纷掏出漱口杯，从积雪堆下盛出晶莹洁白的雪团。
李一氓叫道：“谁有糖精？贡献出来！” 毕士悌掏出了胃锁药瓶子，郭化若拿出了清道丸瓶子，肖劲光则是一个小纸包，看来同志们装东西的器皿真是丰富多彩。
十几个人吃着加了糖精的自制冰淇淋，一边交口称赞，引得其他人纷纷效仿。
周士第吹牛说：我这杯冰淇淋，比南京路上冠生园的还好吃！
陈赓撇了撇嘴，“不屑”地说：我这杯更好，是安乐园的！
周士第反唇相讥道：安乐园给了你多少钱？
陈赓哈哈大笑着道：冠生园的广告费，一年也花得不少！
两人争持不下，便请毕士悌评评理。不料毕士悌相当狡猾，“冠冕堂皇”地说：如果你们是在上海争论，那我可以亲自实践，做个公正的裁判。今天这里没有事实，结论不好下呀！
十二、【铜板】
1935年6月，红军长征到达松潘大草地南缘的毛儿盖。由于国民党的负面宣传，当地的藏民都已躲藏一空，加上此地土地贫瘠、山高沟深，红军不得不面对一个尴尬的现实：无处筹粮。
红一军团一师驻地附近的山上，有一座喇嘛庙。一个眉目清秀、稚气未脱的红小鬼小心翼翼地推开了庙门，庙里静悄悄的，喇嘛们早已逃之夭夭。部队多次强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许随意进入藏民家中，但小红军已经饿了好几天，腹中百爪挠心般实在难受，鬼使神差般地便走进了大殿。
他在庙里转了一圈，失望之情写满脸上：庙里一点粮食都没有。忽然，他眼前一亮：地上散乱着一堆铜板！他想到红军铁一般的纪律，心里有些犹豫，但又一想，横竖没有几个钱，大不了挨一顿批评，受个处分。
捡铜板的小战士名叫贺敏仁，十七岁，但也是一个入伍多年的“老革命”了，因为长得俊秀，同志们亲切地叫他“贺美人”。
他还有一个姐姐，名叫贺子珍。
话说贺敏仁下山后，毫不在意地宣扬了自己的“发财”故事。于是，一师的指战员很快听到了一个震撼的消息：贺敏仁私自去喇嘛庙，拿了一千多个银元！
师保卫科的人马上找到了他，涉世不深的贺敏仁慌了手脚，嚎啕大哭说：我就拿了百十个铜板，哪有什么一千个银元……保卫科不由分说，将瘦小的贺敏仁捆上带走（注：民国时一个银元大约可兑换一百二十个左右的铜板，而一千个银元重达五十多斤，绝非普通人可轻松背负）。
师部的决定是：为严肃军纪，建议枪毙！
不过，他所在团的团长和政委却犯难了，贺敏仁虽然违反了纪律，但他年纪还小，又是主席的小舅子，万万不可鲁莽。两人商量着给主席发封电报，但因为长征中四处奔波，发电不便，电报一时发不出去。
一师政委黄苏当机立断道：我们是红军，纪律面前所有人一律平等！决不能为任何人网开一面！
贺敏仁被杀后，得知消息的贺子珍悲痛不已，她虽然为小弟的遭遇鸣不平，但并未过多纠缠，为免主席分心，在红军到达陕北前，她一直对此事守口如瓶。
十三、【辣椒拌梨】
1935年9月，中央红军北上到达甘南小城哈达铺，在此驻足休憩几天后，复又挥师前出。担任先锋的是第一纵队第一大队（红一方面军已改编为陕甘支队），前方的通渭县只有少量国民党军，见红军来袭便望风而逃。
一大队入城不久，主席便带着警卫员匆匆而来。一大队政委萧华笑着和队长杨得志说：主席来了，搞点什么欢迎他呀？
两人去街上溜达了一圈。这里位于黄土高原，目力所及尽是沟壑纵横的黄土地，街上也是尘土飞扬，行人稀少，也没有什么热闹集市。最后只看到几个买梨的，两人遂采购了一大袋晶莹雪白的浆水梨。
主席来到后，见屋子里一张东倒西歪的桌子上放着一个大铁盆，里面整整齐齐摆着去皮切片的梨肉，不由大喜：梨子啊，好东西，你们有辣椒面吗？
杨得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一边回答“有，有”，一边捧出一把辣椒面递上。
主席兴致勃勃地说：你这个湖南伢子没有吃过辣椒面拌梨子吧？说着，将辣椒面撒在切好的梨子上，招呼众人说：你们尝尝，好吃得很呢，酸甜苦辣，我这一拌，是酸甜辣，没有苦！
十四、【中毒】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已改编为陕甘支队）到达甘肃环县，主席随着第一纵队，在一个名叫耿湾镇的地方宿营。望着空中南飞的雁阵，主席逸兴遄飞，心中满是喜悦：中央红军转战一年，终于翻过六盘山，离目的地陕北根据地近在咫尺，胜利在望。
第二天一早，主席的好心情被一个噩耗彻底破坏了：在镇外驻扎的部队，一夜之间三百多名指战员无声无息地死去！
全军悲愤，主席震怒不已。不过，当晚风平浪静，并无任何反常；事发现场也没有搏斗痕迹，因此众人一致认为：一定是敌人投毒。调查人员在周边明察暗访，抓了几个形迹可疑之人，但讯问之下，也都是不得要领。
部队到达陕北后，同志们对此事依然耿耿于怀，但几次派人查访，均无功而返。建国后的历次运动中，这一命案也被多方调查，也导致了一些冤假错案，但事实的真相却始终没有浮出水面。
直到1989年，地质学者的发现才让真相大白：此地水质咸苦，富含钾离子与钠离子；而地下又蕴藏石油，地质活动激烈，偶尔有氰气冒出，在自然条件下形成氰化钾、氰化钠等剧毒物。当夜红军奔波多日，饥渴难耐，纷纷涌向泉水、河池痛饮，才酿成了一出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