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发于晋公子读《史记》

说“汉匈战争”（下）——《晋公子读史记》之《平津侯主父列传》等

公元前124年击溃匈奴右贤王令卫青的军旅生涯到达巅峰。孝武帝为了表彰他的不世之功，钦命使者赶赴军中，拜卫青为大将军，位在诸将之上。不但如此，甚至连卫青的三个身在襁褓的幼子卫伉、卫不疑和卫登也都雨露均沾，获封列侯——要知道，许多军界耆宿如李广、李息、李沮等人，在战场上出生入死，拼杀了一辈子，到了也没能博得一个列侯的爵位呢。

建号大将军，意味着卫青此时已是汉军中最璀璨的将星，将军之中的将军。而此时距离卫青初踏征程，只有短短5年的时间。可是，春风得意的卫青恐怕无论如何也预料不到，他所创造的这一军旅传奇虽是空前，却非绝后。

次年（公元前123年）兵出定襄、再击匈奴，卫青因为战损过大——这一回卫青统率六大将军、十万军队出征，结果前将军赵信兵败投敌，右将军苏建仅以身免——战后没能得到孝武帝的任何封赏，反倒是一个年仅18岁的“新兵”因为斩首2028级获封冠军侯，他就是——霍去病。

公元前123年，霍去病的名字才第一次出现在司马迁的记载中。可是5年过后（即公元前119年），孝武帝下令设置大司马，霍去病居然与卫青并受此职，秩禄与之亢礼：

自是之后，大将军青日退，而骠骑日益贵。举大将军故人门下多去事骠骑，辄得官爵。

——《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

又是一个5年！卫青不但被新贵霍去病掩盖了光芒，甚至连从前追随卫青的门生故吏也纷纷改换门庭，投靠了霍府。盛极而衰来得竟是如此突兀，这难道仅仅因为霍去病天纵英才，卫青比之弗如吗？

事实恐怕不完全是这样。霍去病的军事天才毋容置疑，但他在军界的蹿升如此之迅速，绝不仅仅是锥处囊中，其末立见，更重要的是有一双强有力的手在背后为霍去病助推，而伸手的这个人正是孝武帝刘彻。

和青史留名的文臣们不同——文臣博取丹青之誉不一定非指望着立功不朽这一条道儿。如果建立事功的客观条件不具备，立德、立言都在可选之列。公孙弘虽然在丞相任上政绩平平，但仗着蔬食布被、俭以养德的“人设”，照样能挤进《史记》列传。

至于著书立说的汉代名臣，那更是不胜枚举——将军们的身份和工作性质决定了他们的事业局限性要比读书人更大，要想不被历史的尘埃埋没，只能去挤立功立事的这条羊肠小道。可建立事功是需要某些成全的，毕竟战争是国家意志的体现，而不是个人争名夺利的秀场。从建功立业的资源和客观条件上看，霍去病要比他同时代的其他将领优越得多：

诸宿将所将士马兵亦不如骠骑，骠骑所将常选，然亦敢深入，常与壮骑先其大（将）军，军亦有天幸，未尝困绝也。然而诸宿将常坐留落不遇。由此骠骑日以亲贵，比大将军。

——《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

霍去病能在战场上的节节胜利，除开杰出的军事指挥才能之外，也端赖于他所统帅的都是汉军中百里挑一的战士，精锐之中的精锐。

作为并世双骄，霍去病的将才比之卫青究竟如何，我们今天其实很难做出判断，因为孝武帝从没给予他们二人公平竞争的机会，他对霍去病的偏爱是毫不掩饰的：

元狩四年春，上令大将军青、骠骑将军去病将各五万骑，步兵转者踵军数十万，而敢力战深入之士皆属骠骑。骠骑始为出定襄，当单于。捕虏言单于东，乃更令骠骑出代郡，令大将军出定襄。

——《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

公元前119年，西汉倾举国之力与匈奴展开了最大规模的决战。虽然孝武帝命卫青和霍去病各带5万骑兵出征，可是最骁勇剽悍的士兵统统配属给了霍去病。并且，为了能让霍去病担任主攻，正面对决匈奴单于，孝武帝甚至不惜临战易策，调换卫青与霍去病的战场位置。

这是一场在不公平的规则下举行的竞赛，卫青和他的麾下诸将又怎能胜出？我们不必为孝武帝开脱，辩称他是因为霍去病之前两出陇西，战功彪炳，才这么“偏心眼”。事实上，早在霍去病初上战场的时候，孝武帝对他就已经是这个态度了：

是岁（公元前123年）也，大将军姊子霍去病年十八，幸，为天子侍中。善骑射，再从大将军，受诏与壮士，为剽姚校尉，与轻勇骑八百直弃大军数百里赴利，斩捕首虏过当。

于是天子曰：“剽姚校尉去病斩首虏二千二十八级，及相国、当户，斩单于大父行籍若侯产，生捕季父罗姑比，再冠军，以千六百户封去病为冠军侯。”

——《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

公元前123年卫青率六将军北征匈奴的时候，霍去病的名字才首次列入参战将领的名单中——当然，此时的他还只是一个低级别的校尉，甚至不够资格成为六将军之一——很难想象，作为国家元首的孝武帝竟然会亲自下诏大将军卫青，命令他要关照18岁的霍去病，为霍去病配属最有战斗力的士兵。

卫青遵照孝武帝的旨意做了，战后的结果却是他自己身为主帅，要为汉军在战场上的重大损失负责，而霍去病则一战封侯，并在此后对卫青的地位构成越来越强的挑战。是孝武帝一手将卫青捧上了神坛，可为什么卫青不负所望、功成名就之后，孝武帝又要借霍去病来打压他呢？

说起这个话题，不禁让我联想到一桩发生在孝景帝后元元年（即公元前143年，此据《资治通鉴》编年）的旧事：

顷之，景帝居禁中，召条侯，赐食。独置大胾，无切肉，又不置櫡。条侯心不平，顾谓尚席取櫡。景帝视而笑曰：“此不足君所乎？”条侯免冠谢。上起，条侯因趋出。景帝以目送之，曰：“此怏怏者，非少主臣也！”

——《史记·绛侯周勃世家》

彼时的刘彻还只是个14岁的孩子。7年前，他的父皇刘启废栗太子，改立胶东王刘彻，曾经引起丞相周亚夫的极大不满，导致君臣间产生难以弥合的政治裂痕。

周亚夫罢相之后，孝景帝为了试探他的忠心，尤其是对少主刘彻的态度，专程请他入宫赴宴，并特意交代侍从不要在周亚夫的食案上设餐具。结果周亚夫当场给孝景帝撂了脸子，君臣不欢而散。

“此怏怏者，非少主臣也”——仗恃戡定七国之乱的首功，周亚夫这个军人政治家的骄横跋扈给父皇刘启带来了多么强烈的焦虑，又会给自己将来的执政带来多么深重的隐忧，刘彻大概不会轻易淡忘。

所以即位之后，孝武帝虽因发动汉匈战争的关系大力提拔年轻将领，但同时也在想方设法限制将军们的权力，避免从前那种军人政治家主导政府的局面再次出现。公元前124年，卫青的权势臻于顶峰，孝武帝对他的担心也开始逐渐显露。

不得不说，此时的卫青在军界的影响力已经过强了，他和麾下的嫡系军官正在形成一个军界新贵的小圈子，并有意无意地将其他人边缘化。就在卫青出任大将军的当年，赋闲已久的老将李广被孝武帝重新启用，官拜郎中令。第二年，他便追随卫青出征。司马迁对此的记载是：

元朔六年（公元前123年），广复为后将军，从大将军军出定襄，击匈奴。诸将多中首虏，率以功为侯者，而广军无功。
——《史记·李将军列传》

为什么别人纷纷立功，李广却一无所获？难道仅仅是厄运作祟？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的是，此次出征，汉军的兵团编组较之以往更趋严密：

我们不妨对比上一年卫青以车骑将军的身份出征右贤王时的兵团编组：

编组的日趋严密，一方面说明汉军组织大兵团作战的能力进一步提升，但同时也意味着主帅卫青控制军队的能力进一步加强。这对李广这样的老将来说绝非福音。

李广总是抱怨怀才不遇。眼看着许多资历、能力不及自己的人纷纷立功封侯，自己却还在原地踏步，他的抑郁可想而知。李广曾和一个望气的术士王朔闲聊，问了对方这么一个问题：

“自汉击匈奴而广未尝不在其中，而诸部校尉以下，才能不及中人，然以击胡军功取侯者数十人，而广不为后人，然无尺寸之功以得封邑者，何也？岂吾相不当侯邪？且固命也？”

——《史记·李将军列传》

王朔向李广解释说，一生征战却不得封侯，那都是你李将军从前在战场上种下的孽缘——李广作陇西太守，镇压羌人叛乱时曾有过杀降八百的不义之举。

坦率地说，我不相信这种宿命论的解释。李广不得封侯，真正的原因恐怕还得说是卫青对他的排挤所致。就以公元前123年的那次出征来说，主帅卫青让李广担任后将军。处在这个位置上李广根本没有机会当先遇敌，又怎么立功？

4年后李广再次追随卫青参加与匈奴单于的大决战，这一回李广虽然在出征前争取到了前将军的位置，但临战时卫青却执意将李广从战位上调离，于是李广当场就同卫青爆发了激烈的冲突：

广既从大将军青击匈奴，既出塞，青捕虏知单于所居，乃自以精兵走之，而令广并于右将军军，出东道。东道少回远，而大军行水草少，其势不屯行。广自请曰：“臣部为前将军，今大将军乃徙令臣出东道，且臣结发而与匈奴战，今乃一得当单于，臣愿居前，先死单于。”

大将军青亦阴受上诫，以为李广老，数奇，毋令当单于，恐不得所欲。而是时公孙敖新失侯，为中将军从大将军，大将军亦欲使敖与俱当单于，故徙前将军广。广时知之，固自辞于大将军。大将军不听，令长史封书与广之莫府，曰：“急诣部，如书。”广不谢大将军而起行，意甚愠怒而就部，引兵与右将军食其合军出东道。

——《史记·李将军列传》

虽说卫青调开李广的背后有孝武帝的授意，但卫青本人也不是没有私心：他的生死之交公孙敖两年前配合骠骑将军霍去病出征祁连山，因为跟不上霍去病狂飙突进的节奏——事实上，同霍去病配合作战的老将们大都跟不上他的节奏，往往因此得罪受罚——延误了会兵的时间而被免为庶民。

卫青调开李广，目的是要把战场立功的机会留给公孙敖，帮助他把两年前失去的侯爵再夺回来。司马迁在《史记》中为李广作传，替他的怀才不遇发声鸣冤。

但如果我们把视野再放宽一点，难道需要鸣冤的就只有李广一人吗？和李广身份类似的老将如李息、李沮等人，他们也都曾配合卫青作战，可到了立功受赏的时候也照样比不上卫青的嫡系。

比如公元前124年击破匈奴右贤王的战役，孝武帝战后颁布的封赏是这样的：

护军都尉公孙敖三从大将军击匈奴，常护军，傅校获王，以千五百户封敖为合骑侯。

都尉韩说从大将军出窳浑，至匈奴右贤王庭，为麾下搏战获王，以千三百户封说为龙頟侯。

骑将军公孙贺从大将军获王，以千三百户封贺为南窌侯。

轻车将军李蔡再从大将军获王，以千六百户封蔡为乐安侯。

校尉李朔，校尉赵不虞，校尉公孙戎奴，各三从大将军获王，以千三百户封朔为涉轵侯，以千三百户封不虞为随成侯，以千三百户封戎奴为从平侯。

将军李沮、李息及校尉豆如意有功，赐爵关内侯，食邑各三百户。

论资历、论官阶，李沮、李息两位景帝朝遗下的老将军都要明显要高于立功受赏的大部分将领，可是他们得到的封赏却是最低的一等。并且这二位将军都不止一次随卫青出征，可在司马迁为他们所作的传记中却没有记载任何像样的战功，这跟李广的情形如出一辙，只不过较之他们，李广的遭遇稍微极端一点罢了。

嫡系抱团生长，排斥军界元老。放任这个趋势发展下去，往后这支军队究竟姓刘还是姓卫都成问题。无论卫青本人对此是什么态度，但他的嫡系势力日益壮大是任何一个皇帝都不能接受的，毕竟谁都不想做周世宗，而让人家来当赵匡胤。

既然李广那样的老将无力对卫青形成制衡，那孝武帝也只能在更年轻的霍去病身上下注了。

贰

建号大将军，节制诸将，三子封侯。论地位，论权势，卫青似乎都已超过了前朝的军人政治家周勃、周亚夫和窦婴等辈。可是，在孝武帝力捧霍去病以打压卫青的过程中，这位大将军却表现得软弱而顺从，他为什么不像历史上的权臣那样就地反击呢？

司马迁解释说，这是因为卫青本来就是个好脾气的人：

大将军为人仁善退让，以和柔自媚于上，然天下未有称也。

——《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

关于卫青的好脾气，倒也不是司马迁的一面之词，我们还可以找到别的旁证：元朔六年（公元前123年），阴谋造反的淮南王刘安曾与幕僚伍被秘密商讨对汉廷开战的可能性以及具体的作战计划。其间，刘安专门向伍被询问了孝武帝最有可能派出的战场统帅——大将军卫青的情况。而伍被对卫青的描述与司马迁本人的观察是吻合的：

“被所善者黄义，从大将军击匈奴，还，告被曰：‘大将军遇士大夫有礼，于士卒有恩，众皆乐为之用。骑上下山若蜚，材干绝人。’被以为材能如此，数将习兵，未易当也。及谒者曹梁使长安来，言大将军号令明，当敌勇敢，常为士卒先。休舍，穿井未通，须士卒尽得水，乃敢饮。军罢，卒尽已度河，乃度。皇太后所赐金帛，尽以赐军吏。虽古名将弗过也。”

——《史记·淮南衡山王列传》

无论面对高贵的士大夫还是普通士卒，卫青的待人接物都一样彬彬有礼、和蔼可亲。但由此换来的结果却是“天下未有称也”——卫青并未因此赢得社会舆论的广泛赞誉。这岂不是咄咄怪事吗？

我们不能轻率地质疑太史公的记载失准。因为说卫青名誉不显并非源自司马迁本人的观察和判断，而是卫青的嫡系部将苏建亲口告诉司马迁的：

太史公曰：苏建语余曰：“吾尝责大将军至尊重，而天下之贤大夫毋称焉，愿将军观古名将所招选择贤者，勉之哉。”

——《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

在士大夫们的评价中，卫青没有得到与他的地位相匹配的尊重。不但如此，甚至亲手把卫青提拔到一人之下的孝武帝，给予卫青的礼遇也嫌过分简慢：

大将军青侍中，上踞厕而视之。

——《史记·汲郑列传》

孝武帝就这样随意地歪在榻上接见卫青这个百僚之首，这种事情要是搁到前朝，简直不可想象。想当年刘彻的祖父孝文帝初政之时，每逢散朝，都得恭恭敬敬地礼送丞相周勃离开。而七国之乱后，刘彻的父亲孝景帝召集朝议，面对两位战胜功臣丞相周亚夫和大将军窦婴，朝廷百官竟无人敢与之亢礼。

和周勃等人的身份贵重相比，卫青这个大将军似乎让人“作践”得厉害。君臣礼仪的变化折射出的是双方权力、地位的升降关系。在孝武帝跟前儿拿不起架子，说明卫青这个百僚之首相比于周勃等前辈是弱势的。换句话说，他根本就算不得权臣。

因此孝武帝要栽培霍去病来制衡他，卫青也没有足够的反击能力。可是头顶着节制诸将、三子封侯的光环，一人之下的卫青距离权臣究竟又缺少了什么呢？以从前的历史经验来看，大概就缺这两块重要的权力基石。

首先，和卫青不同的是，周勃、周亚夫和窦婴虽然也是军人出身，但他们无一例外都做过外朝领袖，也就是担任过丞相的职务。在中、外朝制度正式形成之前，只有身为外朝领袖的丞相才能与天子抗衡。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下面这个细节上得到左证：

《礼》，司徒（即丞相改名）府中有百官朝会殿，天子与丞相决大事，是外朝之存者。

——《后汉书·百官志一》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在汉朝，不仅皇帝居住的未央宫里有百官朝会殿，丞相府内也有设有类似的场所。甚至皇帝要和丞相商议国家大事，还得屈尊枉驾，亲临相府。这意味着丞相统率外朝百官的权力在某种意义上说是独立于皇权之外的。

这个职务的天然属性已经赋予了它巨大的政治能量，而周勃、周亚夫和窦婴等人的特殊身份更使它如虎添翼——周勃等人都是军功起家，尔后以军人政治家的身份入主政府。所谓出将入相，影响力横跨军、政两界。面对这样的大臣，虽是当朝天子，也不能不有三分敬、七分畏。

相权与君权本来就是中国古代政治体制中的一对天敌，为了杜绝权相的再度出现，避免重蹈父亲和祖父的覆辙，孝武帝刘彻可算是费尽了心机。清儒钱大昕说：

中外朝之分，汉初盖未之有，武帝始以严助、主父偃辈入直承明（殿名），与议参谋，而其秩尚卑。卫青、霍去病虽贵幸，不干丞相、御史职事。

——《三史拾遗》

要防范丞相对皇帝造成压迫，根本的解决途径只能是设法拆分丞相的权力。为此，孝武帝的对策是，在外朝和丞相之外另设中朝。中朝的领袖如大将军卫青和大司马霍去病专一负责对匈作战的相关事宜，而政府的日常事务则交由丞相和御史大夫来打理。

这样一来，卫青和霍去病虽有统军之权，但所有的大型军事行动都需要强有力的财政支持，立功将领也得给予丰厚的赏赐，而主管财政支出的又是丞相领导下的大司农。没有外朝来的钱粮，单凭中朝的两位大臣控制不了军队。

反过来说，既然军权已被中朝的大将军和大司马统管，外朝丞相就不能再涉足军政事务，而必须退化为一个纯文官的角色。秀才造反，三年不成，书生宰相又哪儿有能力跟皇帝叫板呢？孝武帝欲使中、外两朝相互牵制的意图是十分明显的：就在卫青官拜大将军的当年，孝武帝同时任命了一位新的丞相：公孙弘。

要知道，公孙弘从来就是个坚定的反战派，此前屡次就孝武帝发动对匈战争的决策提出反对。让他领导外朝势必对大将军卫青形成掣肘。而卫青与公孙弘相互制衡，孝武帝的权威自然就稳固了。于是乎我们看到，这两位重臣到了孝武帝跟前儿，都显得卑躬屈膝，摆不起周勃那样的谱来：

大将军青侍中，上踞厕而视之。丞相弘燕见，上或时不冠。

——《史记·汲郑列传》

孝武帝不但距厕接见卫青。若非正式会晤，丞相公孙弘来了，他也懒得戴礼帽。刘彻终于不用再像他的祖父和父亲那样，见到丞相就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了。

大将军卫青生存在皇权和相权的夹缝中，腹背受敌。但这还不是他弱势的唯一原因。

如果一个大臣的权力、地位单纯来自皇帝的授予，那他无论如何是成不了权臣的。因为皇帝能一句话给你的，也就能一句话收回去。大将军也好，三子封侯也罢，看起来虽然光鲜亮丽，实际上都不足以构成权臣的权力基础。

我们不妨将卫青与前朝权臣、大将军窦婴做一比较。窦婴是在七国叛乱爆发之初被任命为大将军的。司马迁说：

（孝景帝）乃拜婴为大将军，赐金千斤。婴乃言袁盎、栾布诸名将贤士在家者进之。所赐金，陈之廊庑下，军吏过，辄令财取为用，金无入家者。窦婴守荥阳，监齐赵兵。七国兵已尽破，封婴为魏其侯。诸游士宾客争归魏其侯。

——《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

皇帝之所以能九五称尊，是因为手握赏、罚二柄，官员的升迁黜陟都得由他一张嘴说了算。可要是这升迁黜陟不由皇帝而被大臣操控呢？这就是大将军窦婴建立权威的奥秘：七国之乱前孝景帝一味重用晁错等文官，推进政府的文治更化，导致包括窦婴在内的大批军人政治家被冷落。

晁错削藩引爆了七国叛乱，皇帝情急之下不得不敦请赋闲的将军们出山救急。趁火打劫的机会送到窦婴跟前儿，他当然不会客气。窦婴不但与孝景帝讨价还价，谋到了大将军的职位，而且迫使皇帝任命了一批由他推荐的赋闲将领。这些人后来立功受赏，纷纷把恩德算到窦婴而非孝景帝的头上。

于是乎战争结束，一个以窦婴为核心的军功集团便迅速形成，许多游士宾客也随之慕名投效。窦婴的势力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他也就渐渐地有了战国四公子那样养客三千、代君行权的架势。虽然在平叛的三个月里窦婴这个大将军连前线都没去过，但在战后他却能够与平叛的首席功臣周亚夫分庭抗礼，靠的就是这套养客蓄士的游侠手腕。

苏建对卫青说，您现在虽然地位尊贵，可是“天下之贤大夫毋称焉”。苏建的意思不是说卫青的口碑不好，而是卫青没有一个像窦婴那样的门客集团为他揄扬声誉。所以苏建建议卫青效仿“古之名将”——当然，这个“古之名将”可能就包括窦婴在内——养客自重，但卫青拒绝了苏建的建议。他解释说：

大将军谢曰：‘自魏其、武安之厚宾客，天子常切齿。彼亲附士大夫，招贤绌不肖者，人主之柄也。人臣奉法遵职而已，何与招士！’”

——《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

卫青明明白白地告诉苏建，当今皇帝对窦婴当年养客自重、结党营私的游侠行径恨得牙根儿痒痒。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有哪个臣子胆敢私树恩德，窃取天子的养士之权，那无异于自寻死路。这已经明白宣示了孝武帝坚决反对公卿养士的的态度。

可问题是这套豢养宾客的传统源远流长，溯自战国，不是靠哪个皇帝的一纸行政禁令，说杜绝就能杜绝得了的。孝武帝又能用什么方法来限制大臣养客呢？

这个问题深究下去是有一点复杂的。但要提纲掣领地解决问题，关键在这儿：无论文臣武将，只要养客，无一例外都必须有雄厚的财力作基础。因为宾客舍人是大臣的私属幕僚而不是国家编制内的公务人员，政府财政是不会给他们关饷的，得靠大臣们自掏腰包。

历史上凡是养客规模十分庞大的政治家如战国时代的孟尝君田文、文信侯吕不韦，西汉一朝的吴王刘濞、淮南王刘安，魏其侯窦婴和武安侯田蚡，无一不是财雄一方、富可敌国的人物。大臣们的经济收入除了朝廷俸禄之外，就是封邑的租税。而封邑的大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收入的多少，也是影响、限制养士规模的重要条件。《史记·平津侯列传》：

（公孙弘）食一肉脱粟之饭。故人所善宾客，仰衣食，弘奉禄皆以给之，家无所余。

——《史记·平津侯列传》

公孙弘拜相之后，也养了一批宾客作为公务参谋。可是为此，他自己闹得节衣缩食、家财罄尽。可见养客给他造成了不小的经济负担。之所以手头这么拮据，是因为拜相之时，孝武帝封他的这个平津侯才有区区650户。

就靠封邑这点儿可怜巴巴的进项，自然撑不起一个庞大的门客集团。如果非要硬撑，那就只能铤而走险，使用一些非法的财务手段了。例如孝武帝最宠幸的智囊主父偃，他的官爵最高不过做到二千石的诸侯相，门下宾客却比公孙弘多得多，达到千人之巨。他养客的钱有相当部分都是收受朝臣孝敬的政治黑金，而这也成了他日后满门抄斩的主要罪状之一。

公孙弘作宰相的时候，因为历史的惯性使然，虽然收入大幅缩水，但毕竟还强撑着门面，养了一批规模不大的宾客。等到后任来时，就连这点儿门面也支撑不住了：

其后李蔡、严青翟、赵周、石庆、公孙贺、刘屈镒继踵为丞相。自蔡至庆，丞相府客馆丘虚而已，至贺、屈镒时坏以为马厩车库奴婢室矣。

——《汉书·公孙弘传》

高级文官的养客之风因为封邑的缩小、收入的缩水而渐趋消歇，但这时将军幕府中养客蓄士的情况倒还常见。其实这倒不难理解。孝武帝之所以对文官的封赏这么吝啬，是因为国家长年进行扩张战争，朝廷的恩赏必须向军功阶层倾斜。

拿卫青来说：公元前127年他统军收服河南地，孝武帝两次颁布诏旨，恩赏他一共6800户。仅此一次便当公孙弘10倍有余。三年之后击溃匈奴右贤王，孝武帝又赏赐卫青6000户，而这还不包括他三子封侯所受的封邑在内。

相比于公孙弘的拮据，卫青的钱袋子要宽绰得多。这也是苏建建议他养士的原因——毕竟手里有钱呀。卫青说养士是天子的权力，臣子不敢染指。可他虽是这样说，府里却也养了100多号舍人。这又怎么解释呢？或许下面这个故事能够告诉我们答案：

其后有诏募择卫将军舍人以为郎，将军取舍人中富给者，令具鞌马绛衣玉具剑，欲入奏之。会贤大夫少府赵禹来过卫将军，将军呼所举舍人以示赵禹。赵禹以次问之，十余人无一人习事有智略者。

赵禹曰：“吾闻之，将门之下必有将类。传曰‘不知其君视其所使，不知其子视其所友’。今有诏举将军舍人者，欲以观将军而能得贤者文武之士也。今徒取盎人子上之，又无智略，如木偶人衣之绮绣耳，将柰之何？”于是赵禹悉召卫将军舍人百余人，以次问之，得田仁、任安，曰：“独此两人可耳，余无可用者。”

——《史记·田叔列传》

孝武元朔（原文作“元光”，据梁玉绳《史记志疑》改）元年中，以为诸侯莫足游者，乃西入关见卫将军。卫将军数言上，上不召。资用乏，留久，诸公宾客多厌之，乃上书阙下。朝奏，暮召入见。

——《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

司马迁说，齐人主父偃少学纵横之术，以苏秦、张仪为法。可是遍历齐、燕、赵、中山等东方藩国，却屡屡碰壁。气愤之余，他决心西入京师。司马迁说，主父偃这趟西游是抱着“诸侯莫足游”的态度来的——如果连那些刘姓藩王的属臣都不屑于屈就，主父偃又怎么可能甘心投入卫青门下做个宾客呢？

要知道元朔元年卫青才不过是太中大夫、车骑将军而已，秩禄尚不及九卿。自负才高又怀抱着极强功利心理的主父偃之所以主动投入卫青门下，还不是因为这里是上达天听的捷径吗？卫青几次三番在孝武帝面前推荐主父偃，也证明他的养士其实是替武帝揽才。

卫青说“人臣奉法遵职而已，何与招士”——将军府里的宾客名义上是他卫青的私吏，薪水由他卫青来掏。但实际上孝武帝随时有权选拔征用，卫青拢不住这些人。相比于前呼后拥、宾客盈门的窦婴，卫青始终没有建立起一个效忠于他本人的私家班底，他又凭什么去和孝武帝比权量力呢？

叁

公元前123年，卫青统帅六大将军、十万之众北出定襄，攻击匈奴单于本部，虽也斩获了数千首级，但前将军赵信和右将军苏建的全军覆没毕竟让卫青遭遇了从军以来最惨重的战场损失，以至于战后，朝廷破天荒地没有给予卫青任何形式的封赏。

在武帝朝前期征伐匈奴的历次战役之中，这一仗单从战场收获来说的确算不得一场酣畅淋漓的胜仗。

但是，汉军的两支偏师也没有在战场上白白牺牲，它为汉匈两国的总体战略态势带来的积极改变仍然让大汉王朝受益匪浅。

折戟沙场的汉前将军赵信本来就是胡种，战事一到危急之际，便经不住匈奴人的引诱变节投敌，并以自己长期服役于汉军的经验为匈奴单于划定了新的作战方略。《史记》载：

单于既得翕侯，以为自次王，用其姊妻之，与谋汉。信教单于益北绝幕，以诱罢汉兵，徼极而取之，无近塞。单于从其计。

——《史记·匈奴列传》

单于王庭距离汉朝边境本来就有好几百里。慑于汉军远程作战能力的急速增长，伊稚斜单于在赵信的建议下继续向北迁徙，试图脱离汉军骑兵的攻击范围，使得单于王庭与汉朝边境的距离拉大到了千里以上。

虽然这为汉军后续的对匈作战行动带来了巨大的困难，但从积极的一面来看，这也为汉朝的边境防御创造了超过500公里的缓冲区。想当年秦将蒙恬北逐匈奴之时，头曼单于也是慑于秦军的强大武力而被迫北去的。如今，卫青以两支偏师为代价，重现了蒙恬创造过的历史。

蒙恬对匈奴大张挞伐，事在秦始皇三十二年（公元前215年）。而自头曼单于避其锋芒，远徙北遁，此后整整5年的时间——直至蒙恬被秦二世赐死——秦军再也没有对匈奴展开过大规模的攻势，史籍中也不见匈奴南下寇边的记载。

换句话说，秦、匈两国、两军在那段时间基本脱离了接触。这正是秦始皇所乐见的：只要将匈奴逐往远离边塞的漠北，中原王朝的国防安全就有了保障，对匈奴的进攻性作战行动因此可以告一段落，国家和军队都可以获得喘息，转入边境防御的新阶段了。

所谓知古而鉴今，历史提供的经验对后来人当然是重要的。可假设孝武帝刘彻胶柱鼓瑟，把公元前215年以后秦始皇的对匈方略套用到公元前123年的西汉王朝身上，恐怕不久他就会感觉到方枘圆凿的痛苦。因为此时和他对弈的伊稚斜单于所统治的是一个与当年的头曼单于治下大不相同的国家。

曾经，头曼单于的匈奴充其量只是北方草原上较有实力的游牧政权之一，而伊稚斜单于领导的匈奴帝国则远远突破了那样一个区域型国家的定位，它是西域诸邦效忠的强权和宗主。《汉书·西域传》说：

西域诸国大率土著，有城郭田畜，与匈奴、乌孙异俗，故皆役属匈奴。匈奴西边日逐王置僮仆都尉，使领西域，常居焉耆、危须、尉黎间，赋税诸国，取富给焉。

——《汉书·西域传》

公元前123年的匈奴不仅在名义上赢得了西域诸国的臣服，而且设置僮仆都尉对西域实施了有效的行政管辖。西域的大小国家都要向匈奴帝国纳税进贡，这里是匈奴单于取之不竭的金库。

如果孝武帝不能设法瓦解匈奴在西域的统治，那么，即便卫青已经迫使伊稚斜单于远遁漠北，在西域源源不断的金元输血过后，休养生息的匈奴也一定会像舔舐净了伤口的饿狼一样，在不久的将来再兴盗谋，卷土重来。

另一个让西汉王朝无法偃武释兵的紧迫现实是：只要匈奴帝国的国运还没有被汉军推入不可逆转的衰退进程，鉴于两国、两军的紧张对峙，西汉王朝就不得不在沿边郡县布置大量的戍守兵力。

4年前，仅仅因为新建一个朔方郡，孝武帝便调集了十余万筑卫士卒。他们的衣食住行全部仰赖于内地的转漕运输，花费不啻数十百万，国库为之一空。甚至连远在中原腹地的山东都因此受累，民生骚动。

要想尽快结束战争，奠定对匈作战的胜势，孝武帝必须有所作为。此刻伊稚斜单于正蛰伏在遥远的漠北，要想组织一次对单于王庭空前绝后的大规模远征，备战周期将会很长，而战争的结果则难以逆料。

与其孤注一掷，去做这样胜负难测的豪赌，不如趁单于鞭长莫及之机，向西进军，打通河西走廊，进而把西域这个匈奴的钱仓变为汉朝的新土。

这是一项极具挑战性的工作。打通河西走廊意味着这支西征军将要史无前例地在距离大后方一两千里之遥的战场上作战，危险之大不言而喻。可是一旦成功，挂帅出征的那个人也必将在汉朝军事史乃至中国古代军事史上留下自己如雷贯耳的名字。

照常理来说，领受这样艰巨的使命，卫青该是孝武帝刘彻的不二之选。可孝武帝偏偏没有点他的将，而是把机遇和挑战留给了年轻的霍去病。这不但是对霍去病的考验，更是对孝武帝本人的考验：要知道，此时的冠军侯才不过20岁，在他单薄的履历簿上仅有两次追随卫青出征匈奴的寥寥记载而已。

对霍去病两征河西的经过，司马迁在《史记·匈奴列传》中写道：

其明年（公元前121年）春，汉使骠骑将军去病将万骑出陇西，过焉支山千余里，击匈奴，得胡首虏（骑）万八千余级，破得休屠王祭天金人。其夏，骠骑将军复与合骑侯数万骑出陇西、北地二千里，击匈奴。过居延，攻祁连山，得胡首虏三万余人，裨小王以下七十余人。

——《史记·匈奴列传》

这两场奇迹般的胜利让匈奴人遍野哀鸣：

失我焉支山，令我妇女无颜色。
失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

——《匈奴歌》

在西汉强大的军事压力下，匈奴政权终于现出了冰裂的痕迹。就在霍去病扫荡祁连山的当年秋天，被败报激怒的伊稚斜单于向镇守河西走廊的浑邪王发出了召唤，试图将他诱至王庭并处以极刑。害怕遭到惩罚的浑邪王与休屠王等紧急密谋，决定向汉廷投诚。

与元朔三年（公元前126年）军臣单于太子于单因为伊稚斜单于的篡位而孤身来投不同，这一回浑邪王和休屠王不但自己来了，而且带来了数万部众，这几乎掏空了匈奴在河西的军事存在。司马迁说：

其明年，浑邪王率其民降汉，而金城、河西西并南山至盐泽空无匈奴。匈奴时有候者到，而希矣。

——《史记·大宛列传》

河西走廊的廓清大大缓解了汉朝西北的边防压力。霍去病振旅旋师之际，孝武帝下诏裁撤陇西、北地和上郡一半的戍卒，并开始着手向新秦中移民，逐步将新立的朔方郡建成富庶的农业生产基地以支持对匈战争的继续进行。

可以说，正是霍去病的西征胜利为匈奴敲响了没落的丧钟，这个草原帝国就此永远地失去了再度辉煌的可能。

肆

在汉匈战争的百年历史上，公元前119年是一个特别醒目的年份。就是在这一年，汉廷遴选10万匹战马编成了两支最精锐的骑兵军团。而在他们身后，更有14万匹由民间募集来的私马和数十万步军汇集起来的庞大队伍负责转运补给。大汉王朝与匈奴帝国之间最惨烈的大厮杀——漠北之战就要打响了。

大将军卫青和骠骑将军霍去病将各自率领5万骑兵自定襄、代郡分道进击，对远在千里之外的匈奴单于本部和左贤王部进行一次犁庭扫穴式的征服行动。原本，孝武帝将战斗力最强的精锐士卒统统配属给了霍去病，希望他能正面对决伊稚斜单于的本部主力。可是情报的失准却阴差阳错地将卫青引到了伊稚斜单于的正当面。

《史记》载，决战打响的那天，漠北狂风骤起，黄沙蔽日。在晦暗不明的战场上，汉、匈两军从白天一直厮杀到黄昏还没能决出胜负。直到卫青指挥汉军左、右两翼对伊稚斜单于进行迂回包抄，害怕遭到合围的伊稚斜单于才不得已率数百亲兵溃围而走，留下了身后近两万具匈奴战士的尸体。

卫青一路追击，直至占领窴颜山赵信城。在那里，汉军缴获了单于囤积的大量粮草。卫青命令麾下战士饱食一日，将吃不完、带不走的粮秣统统付之一炬，然后旋师振旅，穿越千里，返回了汉境。

而在另外一边，出塞二千余里，与左贤王接战的霍去病战果更加丰硕。斩首七万级，几乎摧毁了匈奴的左方军事力量。为了宣示大汉王朝的国威与军威，霍去病还特意封狼居胥、禅姑衍，以最隆重的封禅典礼来纪念此次辉煌的胜利。

两线作战均有捷报。有意思的是，孝武帝颁布的嘉奖令上却只有对骠骑将军霍去病及其麾下将领的封赏。至于卫青和他的部属，司马迁说：

大将军不得益封，军吏卒皆无封侯者。

——《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

自大将军卫青以下，5万将士，没有一人获得重赏。更别提前将军李广和右将军赵食其分兵独进，因为缺乏熟悉地形的向导而延误了与卫青主力的会兵之期，导致李广愤而自杀，赵食其被免为庶民。司马迁在《史记·李将军列传》中写道：

（李广）引兵与右将军食其合军出东道。军亡导，或失道，后大将军。大将军与单于接战，单于遁走，弗能得而还。南绝幕，遇前将军、右将军。

——《史记·李将军列传》

“单于遁走，弗能得而还”——太史公的话带出淡淡的遗憾：似乎是李广和赵食其的延误才导致了伊稚斜单于的逃逸，最终连累全军都没能获得应有的荣誉。擒贼先擒王。作为参战将士，以活捉或者击毙敌方统帅为首要目标自是无可厚非。

但是身为国家的最高战略决策者，孝武帝掘尽了汉朝的战争潜力，孤注一掷地发动漠北之战，难道就是为了伊稚斜单于的一颗人头吗？

漠北之战的战役目的究竟是什么呢？不幸司马迁在《史记·匈奴列传》和《卫将军骠骑列传》中没有做出哪怕一个字的分析。我们不妨用战役的结果来进行反推。对于此次战役的结果，《中国军事通史·西汉军事史》分析道：

由于大批有生力量被歼，大批物资丧失，匈奴单于不敢再在大漠北缘立足而向西北方远遁，因而出现了“幕南无王廷”的局面。如果说漠南之战后匈奴单于移王廷于漠北还可以看作是一种战略转移的话，那么，漠北之战后的“幕南无王廷”则标志着匈奴势力大范围的退缩。经过这次大决战，危害汉朝百余年的匈奴边患已基本得到了解决。从这个意义上说，漠北之战实是汉武帝反击匈奴战争的最高峰。

——《中国军事通史·西汉军事史》

可以肯定地说，漠北之战有效地解除了困扰西汉近一个世纪的匈奴边患。自高祖刘邦以来，六辈元首孜孜以求的熄烽灭燧、北疆安宁的局面终于到来了。而这其中，卫青和他麾下的5万将士无疑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伊稚斜单于仅带数百亲兵趁乱逃跑，甚至一度与外界失去联系，令部下误以为他已经阵亡。

这证明卫青在没有得到李广、赵食其两军支持的情况下，仍然成功击溃了单于本部的主力——当然，是否最大限度地杀伤了敌军的有生力量，则还有可议之处——而他进兵占领赵信城，烧夷匈奴的粮草辎重又在一段时间内有效地破坏了匈奴的战争潜力。

除了伊稚斜单于的那颗人头，卫青一军在战场上的表现几乎无可指摘。将帅可圈可点，边患又已解除。但是孝武帝却以拒绝封赏全军的严厉方式表达了对卫青的不满。他究竟还想通过这一仗得到什么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其实也不困难。因为漠北之战后，惨遭重创的伊稚斜单于在降将赵信的建议下派人到汉廷温言款语言地谈和来了。《史记》载：

匈奴用赵信之计，遣使于汉，好辞请和亲。天子下其议，或言和亲，或言遂臣之。丞相长史任敞曰：“匈奴新破，困，宜可使为外臣，朝请于边。”汉使任敞于单于。单于闻敞计，大怒，留之不遣。

——《史记·匈奴列传》

匈奴遣使抵汉之后，孝武帝派使者任敞回访，向伊稚斜单于带去了自己的和谈要求。孝武帝要求伊稚斜单于比照南越王尉佗和朝鲜王满的旧例，承认汉朝的宗主国地位。匈奴须对汉廷称臣纳贡，委身为外藩。不是将匈奴人远远地赶走便了事，而是要让他们心甘情愿地臣服于汉朝。这才是孝武帝希望通过漠北之战达到的终极目标。

但是很明显，汉使任敞当着伊稚斜单于的面“宣谕”了孝武帝的和谈条件过后，伊稚斜单于非但不能接受，甚至还将称藩纳贡的要求视为对自己和匈奴帝国的无礼冒犯，并以扣留汉使的方式表达了他最强烈的不满。

伊稚斜单于的严词拒绝并没有令孝武帝死心。7年之后，武帝巡狩朔方，演武耀威，并再次派遣使者郭吉重提旧话，要求匈奴臣服称藩。有集结在汉朝边境上的18万铁骑作后盾，郭吉用盛气凌人的口吻向伊稚斜单于的继承人乌维单于“宣谕”说：

“眼下南越王的人头已经悬在我大汉王朝的北阙之上了。皇帝挟平越之威，御驾亲征，正在边境上候着您呢。您要是真有血性，有能耐，不妨大家真刀真枪地分个胜负。万一不敢与我大汉一战，则不如干脆南面称藩。别总跟个亡虏似的，猫在在这塞北苦寒之地逃死苟活，有意思吗？”

如同当年的伊稚斜单于那样，乌维单于听罢这席话也是怒不可遏。他下令将那个疏于审查，误把郭吉领到单于大帐来疯言疯语、冒犯君父的匈奴外交人员处决，并将郭吉流放到了北海之上。

整整7年过去了，当初孝武帝没能在伊稚斜单于身上实现的愿望，延宕到其子乌维单于之时，孝武帝照样没能如愿。这不禁令人遐想：匈奴迟迟不愿臣服，是否都该归咎于卫青在漠北之战中未能擒获敌酋？假设当初卫青在战场上俘虏或者击毙了伊稚斜单于，匈奴方面对称藩纳贡的态度会不会有所软化呢？

很遗憾，我个人坚持认为那更有可能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而已。因为就在伊稚斜单于逃离漠北战场，与部下失联的那段时间里，匈奴人其实已经为战争的最坏结果——单于阵亡做好了善后准备。《史记》载：

单于之遁走，其兵往往与汉兵相乱而随单于。单于久不与其大众相得，其右谷蠡王以为单于死，乃自立为单于。真单于复得其众，而右谷蠡王乃去其单于号，复为右谷蠡王。

——《史记·匈奴列传》

伊稚斜单于一旦被俘或被击毙，右谷蠡王马上就会接掌匈奴的最高权力。国家不会因为单于一人之故而出现权力真空。一旦新单于继位，匈奴最有可能的选择不是投降汉朝，而是像1449年土木堡之变时的明朝那样与继续敌国周旋对抗。纵然孝武帝抓住了伊稚斜单于这张王牌，他也很难利用这张王牌驯服全体匈奴人。所以卫青误走单于的这个小小事件根本不足以改变汉匈两国的基本战略态势。

设使卫青在战场上击毙了伊稚斜单于，情况甚至还会变得更糟糕——倔强的匈奴人很可能因为单于的血仇而对汉朝发动更加疯狂的报复。“虏南越之君，系单于之颈”（《梁书·江淹传》），尽管这两句话流传后世，已经成了文人墨客形容雄心壮志的口头禅，但南越和匈奴在历史上的真实地位其实不可相提并论。

南越的开国之君尉佗本来就是出身中原汉族的秦朝故吏。他能仰仗大汉天子的余泽，做一个偏安的外藩之主已经是大喜过望了。但匈奴却不同。自冒顿单于在位之时，这个崛起于北方的草原政权就开始东征西讨，逐步奠定了自己作为北方第一强国的地位。

破东胡，走月氏，奄有大漠南北，进而绥服整个西域，匈奴在这个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征服过程中养成了浓烈而顽强的大国情结，绝不可能因为一次战争的失败便被轻易粉粹。这也是为什么伊稚斜单于和乌维单于父子一再拒绝向汉朝称藩纳贡的根本原因。

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就是这样，国民心态的调整往往滞后于国力的升降变化。就算匈奴帝国已经江河日下，匈奴人的架子却还要拼命端着，不肯轻易放低姿态。

公元前108年，汉朝向东征服了秽貉与朝鲜，又在西方新设酒泉郡以隔绝匈奴同西羌的联络。西域诸国中，月氏、大夏先后接受了汉朝的遣使通好，而乌孙的步子则迈得更大——乌孙王已经迎娶大汉公主，与汉朝建立起和亲之谊了！

眼看自己曾经的盟友一个接一个地被汉朝分化出去，自己从前在西域主导的一整套国际秩序在汉朝外交攻势的冲击下支离破碎，虚弱的匈奴帝国心有不甘，却又无力反制。但即便已经被压迫到了这个地步，面对孝武帝第三次提出的称藩要求，乌维单于仍然干脆地表示了拒绝：

是岁，翕侯信死，汉用事者以匈奴为已弱，可臣从也。杨信为人刚直屈强，素非贵臣，单于不亲。单于欲召入，不肯去节，单于乃坐穹庐外见杨信。

杨信既见单于，说曰：“即欲和亲，以单于太子为质于汉。”单于曰：“非故约。故约，汉常遣翁主，给缯絮食物有品，以和亲，而匈奴亦不扰边。今乃欲反古，令吾太子为质，无几矣。”

——《史记·匈奴列传》

“从来只有大汉公主带着丰厚的陪嫁远适匈奴，哪儿有匈奴太子入汉朝为质的道理？！”乌维单于这番掷地有声的话正好为漠北之战中的卫青正名：不是卫青放跑单于的战场疏漏累得孝武帝绥服匈奴的宏图远略迟迟不能实现，而是迫降匈奴这个战略目标的设定本来就不切实际。

秦始皇曾是那样的好大喜功，但即便是他也不曾奢望过臣服匈奴，只是命令蒙恬将匈奴人逐往漠北，然后扎紧自家的篱笆，防止这帮流寇卷土重来也就算了。可孝武帝明明已经通过漠北之战达成了这个目的，却仍不愿就此罢手，让已经被汉匈战争拖得精疲力竭的国家和人民获得喘息之机。

孝武帝的野心比秦始皇更大，幻想比秦始皇更多。国家和军队的责任首在保境安民，可孝武帝却对柔远能迩、万方来朝念兹在兹。他固执地想要建立一个庞大的藩属朝贡体系，并让匈奴委身为外藩，和曾经的南越、朝鲜一样成为这个体系的组成环节之一。

为了把心中的这个宏愿落实到地图上，从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开始，直至征和三年（公元前90年），孝武帝又先后发动了6次针对匈奴的大型作战行动。然而事与愿违，曾经无坚不摧的汉军渐渐失去了往日的光芒，孝武帝和他心中那个海市蜃楼般的梦想也开始渐行渐远了。

伍

公元前89年，孝武帝颁下《轮台罪己诏》，正式宣布停止自元光二年（公元前133年）以来一直奉行不移的武力绥服匈奴政策，大汉王朝将转入偃武右文、休养生息的新阶段了。耗费了整整44年的光阴，孝武帝苦心经营的汉匈战争遗憾地以这样虎头蛇尾的方式画上了句号。

汉匈战争在武帝一朝的黯然谢幕绝非偶然。实际上，早在《轮台诏》颁布的37年前，下面这桩事件的发生就已经为汉匈战争的结局埋下了草蛇灰线的伏笔：

元朔三年（公元前126年），张欧免，以弘为御史大夫。是时通西南夷，东置沧海，北筑朔方之郡。弘数谏，以为罢敝中国以奉无用之地，愿罢之。于是天子乃使朱买臣等难弘置朔方之便。发十策，弘不得一。弘乃谢曰：“山东鄙人，不知其便若是，愿罢西南夷、沧海而专奉朔方。”上乃许之。

——《史记·平津侯列传》

公元前127年，车骑将军卫青率军收复河南地。孝武帝随即宣布要在新占领区设立朔方郡以拱卫边防。为此，他下旨征集10万筑卫士卒前往西北服役，激起中原腹地民怨汹汹，而朝中大臣对此也多有非议。其中，最激烈的反对之声来自御史大夫公孙弘。

公孙弘在外交事务尤其是对匈政策上与孝武帝意见相左，这是满朝文武尽人皆知的事儿。早在公元前140年初登大宝的时候，孝武帝派刚入仕途的公孙弘出使匈奴，两个“新人”便闹出了许多的不愉快。公孙弘甚至被愤怒的孝武帝斥为“不能”，被迫告病还乡。

但10年前的教训并没有磨平这个七旬老朽的棱角，到公元前130年，公孙弘又因为开通西南夷道的问题和孝武帝爆发了新一轮的争论。《史记》载：

当是时，巴蜀四郡通西南夷道，戍转相馕。数岁，道不通，士罢饿离湿死者甚众；西南夷又数反，发兵兴击，秏费无功。上患之，使公孙弘往视问焉。还对，言其不便。

——《史记·西南夷列传》

这一趟以钦使的身份前往蜀地，调查开通西南夷道的真实情况，对公孙弘来说就像是10年前出使匈奴的场景重现。但相比于上回，这一次公孙弘说服孝武帝的可能性或许要大一点儿了。因为武帝派公孙弘前往调查，正说明他对5年来开通西南夷道的进度不那么满意。

5年前，出使南越的番阳令唐蒙在回朝复命的时候第一次向孝武帝提出了开通西南夷道的设想。唐蒙很清楚，对外藩南越，孝武帝是一心想要取消它的独立性，将南越全国纳入汉朝版图进行直辖的。但要迫使南越王就范，放弃割据称王的念想，不给他上点儿强有力的军事手段肯定不能奏效。要威服南越，就必须翻过横亘在越北的五岭，克服地理上的障碍。假设从毗邻南越的长沙、豫章两郡出兵，由于进入南越的水道通航条件不好，难保必胜。

在出使南越的过程中，唐蒙从越人口中探听到，沿越都番禺城外的牂牁江向西北去可以直通蜀地。而且江广数里，通航无碍。唐蒙因而萌发了自蜀郡沿牂牁江浮舟而下，偷袭南越的计划。只是兵出蜀郡，剑指番禺，汉军必须穿越位于今贵州关岭的夜郎国境。故而开通夜郎道就成了唐蒙全盘计划中的第一步。

为了说服孝武帝接受开通夜郎道的方案，唐蒙极力渲染绥服夜郎的高度可能性，并且特别强调，夜郎有精兵十万，可以成为汉军南征的臂助。这个方案得到孝武帝的批准后，蜀人司马相如又继踵而至，推波助澜，更向孝武帝提出收服西夷邛、筰并设立郡县的建议，也同样获得了武帝的首肯。

然而，当开通西南夷道的计划真正执行起来以后，孝武帝和朝中公卿渐渐有了不祥的感觉，或许这个计划的前景远不如唐蒙和司马相如描述的那样美妙。

不但巴蜀四郡疲于转输，大批劳工因为疲劳、饥饿和瘴疠倒毙在筚路蓝缕的途中，而且唐蒙、司马相如的描绘里那温顺而驯服的西南夷还屡屡爆发叛乱，王师进剿，又劳而无功。直到开通西南夷道计划执行5年之后，那条理论上可以直取南越的宽阔水道仍未贯通。不得已，孝武帝只好派公孙弘亲往调查，而公孙弘的调查报告不出意料，对唐蒙和司马相如做出了猛烈的抨击。

以孝武帝的好大喜功，他当然不会爽快承认自己的决策失误。所以《史记》载：

是时通西南夷道，置郡，巴蜀民苦之，诏使弘视之。还奏事，盛毁西南夷无所用，上不听。

——《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

这是孝武帝第二次否决使者公孙弘的意见了。但与上回不同的是，他没有因为公孙弘的言辞激烈而对这位老臣再次进行惩罚。这似乎暗示着公孙弘的意见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对孝武帝构成了影响，只是这种影响还没有强大到足以改变武帝的决策而已。

转折的契机出现在两年以后。元朔元年（公元前128年）又有三位大臣对孝武帝的对外扩张计划提出了反对意见，而这一回孝武帝没有轻易地否决他们。不但没有否决，孝武帝甚至罕见地展现出思贤若渴、从谏如流的积极姿态。《史记》说：

书奏天子，天子召见三人，谓曰：“公等皆安在？何相见之晚也！”于是上乃拜主父偃、徐乐、严安为郎中。

——《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

主父偃、徐乐、严安等三位大臣究竟在上疏里说了什么，居然能让孝武帝生出相见恨晚之感呢？严安在奏疏中写道：

“今欲招南夷，朝夜郎，降羌僰，略濊州，建城邑，深入匈奴，燔其茏城，议者美之。此人臣之利也，非天下之长策也。”

——《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

“开通西南夷道也好，北征匈奴也罢，从这些征服计划中捞到好处的都是朝中的某些大臣。但它并不符合皇帝陛下乃至整个大汉王朝的根本利益，因为这些计划无益于国家的长治久安。”严安的这番话讲出的是一个触目惊心的事实，那就是西汉王朝的对外政策和征服计划往往是被出使异国的外交人员绑架和裹挟的。

使者们慷国家之慨，以中原王朝琳琅满目的物产和商品引诱周边小国在形式上假意臣属于汉。尔后回朝复命，将此渲染为西汉王朝开疆拓土的重要成果以博取裂土封侯的赏赐。

因为中央政府获取域外信息的渠道相当有限，除了使者们充斥着渲染和夸张的描述之外几乎别无他途，所以孝武帝批准的那些所谓征服计划往往就是基于使者夸大不实的描述而做出的，根本不具备现实层面的可操作性。关于这一点，班固在《汉书·张骞传》中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

自骞开外国道以尊贵，其吏士争上书言外国奇怪利害，求使。天子为其绝远，非人所乐，听其言，予节，募吏民无问所从来，为具备人众遣之，以广其道。来还不能无侵盗币物，及使失指，天子为其习之，辄覆按致重罪，以激怒令赎，复求使。使端无穷，而轻犯法。

——《汉书·张骞传》

西汉外交界对张骞的集体仰慕，跟战国时代的策士们眼红苏秦、张仪有得一比，人人都把博望侯奉为自己飞黄腾达的榜样。出使异国的使节中充斥着幻想升官发财的恶劣分子，而孝武帝又利用手中的赏罚二柄像驱赶牲口一样地役使这些冒险家们为西汉王朝谋取海外利益，长此以往，西汉外交想不荒腔走板都难。

许多原本可以避免的外交和军事冲突每每因为使者的举措失当，毫无征兆地突然爆发，比如西汉王朝和外藩朝鲜之间的全面战争就是如此。《史记》载：

元封二年，汉使涉何谯谕右渠，终不肯奉诏。何去至界上，临浿水，使御刺杀送何者朝鲜裨王长，即渡，驰入塞，遂归报天子曰“杀朝鲜将”。上为其名美，即不诘，拜何为辽东东部都尉。朝鲜怨何，发兵袭攻杀何。

——《史记·朝鲜列传》

这个名叫涉何的使者在公元前109年奉旨出使朝鲜。孝武帝要求朝鲜王右渠入京觐见，并且保证今后不再阻断周边小国与汉朝中央政府之间的联系通道。

但是虽经涉何的反复交涉，朝鲜王右渠始终不肯接受这两项要求。害怕有辱使命会招来惩罚的涉何于是铤而走险。他在回程途中杀死了护送自己出境的朝鲜裨王，然后谎报朝廷，说自己为了彰显大汉王朝的国威，惩罚朝鲜王右渠的不臣，英勇斩杀朝鲜将领以为警告。这是典型的杀良冒功，但孝武帝却轻信了涉何的谎言，还升了他的官儿，结果引来朝鲜方面更加激烈的报复。

涉何演出的这丑陋的一幕只是汉朝混乱而充斥着功利心理的外交行为的一个缩影。其实不但涉何这样不入流的使节弄权域外，就算是汉朝外交家的鼻祖张骞也不能彻底摆脱个人投机心理的影响，站在客观而公正的立场上为国建策。

比如他在公元前119年以后向孝武帝提出的“和亲乌孙以断匈奴右臂”的计划，其实就是为了博取自己新被削去的侯爵而仓促提出的，并没有充分论证过计划的可行性。结果孝武帝批准了张骞的计划，派给他三百人的使团，携带数以万计的牛羊和价值数千巨万的金帛。

可砸下了血本，换来的结果呢？却是“昆莫见骞如单于礼，骞大惭”（《汉书·西域传》）——张骞的这张脸被乌孙王昆莫的傲慢扇得火辣辣的疼。

如果仅仅是使节私心作祟，谋求功名财货，那倒也罢了。更要命的是：一旦汉朝的疆域向四周拓展，为了弹压新征服地区可能的叛乱反复，势必要在边郡驻防重兵，并授予地方长官以杀伐决断的重权。长期以往，边将尾大不掉，难保不对中原腹心之地形成反噬。严安警告孝武帝说：

夫兵久而变起，事烦而虑生。今外郡之地或几千里，列城数十，形束壤制，旁胁诸侯，非公室之利也。上观齐晋之所以亡者，公室卑削，六卿大盛也；下观秦之所以灭者，严法刻深，欲大无穷也。今郡守之权，非特六卿之重也；地几千里，非特闾巷之资也；甲兵器械，非特棘矜之用也：以遭万世之变，则不可称讳也。

——《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

当皇帝的目光随着柔远能迩的雄心投向遥远的异域，在他的眼皮子底下却悄然生出了叛逆割据的孽芽。后世的唐玄宗不就是这样一不小心着了安禄山的道儿吗？

严安的话振聋发聩。不幸在他说出这番话的时候，孝武帝对外扩张的摊子已经铺得很大很大了：

自是之后，严助、朱买臣等招来东瓯（公元前138年），事两越（公元前135年），江淮之闲萧然烦费矣。唐蒙、司马相如开路西南夷（公元前130年），凿山通道千余里，以广巴蜀，巴蜀之民罢焉。

彭吴贾灭朝鲜，置沧海之郡（公元前128年），则燕、齐之闲靡然发动。及王恢设谋马邑（公元前133年），匈奴绝和亲，侵扰北边，兵连而不解，天下苦其劳，而干戈日滋。

——《史记·平准书》

向北设伏，与匈奴开衅；向东北接收秽貉内附，设置沧海郡；向东干涉东瓯、闽越、南越三国的争端；向西南绥服夜郎、邛、筰诸国。孝武帝的对外扩张四面出击，几近疯狂，完全不顾国力、军力与民力的承受极限。继之而来的当然是府库虚竭，民生凋敝。徐乐就此在上疏中警告孝武帝说：

臣闻天下之患在于土崩，不在于瓦解，古今一也。何谓土崩？秦之末世是也。陈涉无千乘之尊，尺土之地，身非王公大人名族之后，无乡曲之誉，非有孔、墨、曾子之贤，陶朱、猗顿之富也，然起穷巷，奋棘矜，偏袒大呼而天下从风，此其故何也？由民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俗已乱而政不修，此三者陈涉之所以为资也。是之谓土崩。

（中略）间者关东五谷不登，年岁未复，民多穷困，重之以边境之事，推数循理而观之，则民且有不安其处者矣。不安故易动。易动者，土崩之势也。

——《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

徐乐忧心忡忡地说道，朝廷正在进行的对外扩张计划所费太巨，以目前的国力根本无法应对。如果强行推进，很可能像故秦朝那样对国民经济造成不可逆转的伤害。一旦民生崩溃，大面积的流民叛乱就会随之爆发，整个王朝的统治基础将有土崩之虞。

可是面对这么多复杂的外交冲突和双边关系，西汉王朝想要解套，该从哪里着手呢？主父偃认为，其中最无谓，也最烧钱的一项便是征伐匈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