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光侠影一百年：中国人的武侠梦
平生只爱江湖美，一入江湖岁月催：1920年代中国兴起的武侠片根植于历史悠久的武侠文化，转眼已逾百年，成为备受青睐、最具中国特色的影片类型。
韩非《五蠹》用寄生虫“蠹”形容“以武犯禁”、不事生产、被权贵包养的侠客，视其为威胁王权的祸端；“至相如属笔，始赞荆轲”：
《史记》盛赞侠客“言必信，行必果，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立意较然，不欺其志”。
李白推崇的游侠，“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与宝马银枪、功成身退的美国牛仔异曲同工。
梳理武侠电影的发展轨迹，或可洞悉刀光侠影的未来。
始于“不务正业”
有人的地方就有纷争，有纷争就有侠客的用武之地：
十年磨一剑，霜刃未曾试；今日把示君，谁有不平事？
物不得其平则鸣。面对不公不义、暗无天日的丑恶现实，所有愤怒、慷慨、忧伤、芳洁之情，不能无所寄托；一切苦难和对正义力量的渴望，亦不能不有所抒发。
1920年，商务印书馆不务正业，根据当时流行的美国侦探小说《焦头烂额》拍摄了中国第一部类型片《车中盗》，“相当程度上影响了中国今后的武打和侦探电影”。导演任彭年后来一口气拍了长达13集的系列片《关东大侠》，成为第一代武侠片导演。
1922年上海《红杂志》连载平江不肖生（向恺然）的《江湖奇侠传》，发誓要在电影方面“替中国人争回一点体面”的明星公司创办人张石川，据此书改编的《火烧红莲寺》，1928年5月13日于上海中央大戏院首映，火透大江南北，三年之内连拍18集。
各大电影公司闻风而动，陆续推出200多部武侠电影，掀起第一波武侠片热潮。
1931年爆发九一八事变，东北“容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脱离抗日救国主题的武侠神怪片招致舆论的猛烈批评：
一方面造成理想成事实的神行万能，以至于四川峨眉道上有许多神经疯狂者跑上去，另一方面还造成野蛮的英雄主义，到处动手打人。
1932年6月，国民政府电影检查委员会发布公报，认定《江湖奇侠传》“荒诞不经，有违党义”，“红莲寺影片完全取材此书，其传播之广，为害之烈，甚于书籍”，“即行撒销红莲寺影片各集之准演执照”，查禁了60余部武侠片，通缉相关制作人和导演。
何谓普世价值？
但愿人间留侠气，不教狐鼠敢相侵：从荆轲刺秦到施陶芬贝格刺杀希特勒，从梁山好汉、三侠五义到罗宾汉、佐罗、蜘蛛侠、蝙蝠侠、钢铁侠，反抗暴政、匡扶正义、锄强扶弱、急人之难、挽狂澜于既倒，用文字、影像讴歌丹心侠骨、英雄主义、骑士精神的伟大和崇高，激发人们与战邪恶的豪情，实为人类社会共同的主旋律，非一纸倒洗脚水连孩子一起倒掉的禁令所能遏止。
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电影人转战香港，1935年3月推出第19集《火烧红莲寺》。
1949年胡鹏拍摄了以传奇人物黄飞鸿（1847—1924）为主角的《黄飞鸿传》，轰动香江。
“一生颠沛流离、坎坷困厄，驾鹤西去的时候，后人甚至无力殡葬”的黄飞鸿，成为武侠电影的著名品牌，上百次搬上大银幕。
新武侠鼎盛时期
1954年1月20日，梁羽生于《新晚报》发表新派武侠小说的开山之作《龙虎斗京华》：
金庸、古龙、温瑞安相继出手，为武侠片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长城影业1964年推出香港开埠以来第一部票房破百万的武侠片《金鹰》，开启新派武侠电影的浪潮：
张彻、胡金铨、楚原、张鑫炎、徐克、袁和平、程小东群雄纷起，武侠片进入鼎盛时期。
指心而誓，男儿不死何用？
描述抗日英雄的《大上海1937》（1986），让大陆观众第一次领略了一代枭雄张彻的风采：“笑尽一杯酒，杀人都市中。”票房大卖的《独臂刀》（1967）确立了张彻电影的风格：
男人视死如归、肝胆相照的血性和情谊在血肉横飞的暴力场面中升华，即萧萧易水，亦将羞而不流。这种有仇必报、重然诺轻生死、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价值观，深刻地影响了后来的香港江湖片。
这腔热血只要卖与识货的！
义薄云天的水浒统摄了张彻及其弟子吴宇森的灵魂，为朋友两肋插刀义不容辞，花前月下叽叽歪歪怎么可以？
有个段子很能说明张彻的为人：被车门夹住手指的他，没有责怪关门不小心的司机，而是若无其事地径自走开。记者林冰感叹：
这就是一个真正的男人，他不应该当导演，应该去当丘吉尔。
也只有男人味道很浓的张彻，才拍得出那些快意恩仇、令人血脉贲张的武侠电影。
天下苦秦久矣
偏重于意境渲染的香港导演胡金铨，以《大醉侠》（1966）、《龙门客栈》（1967）、《侠女》（1970）奠定了自己的江湖地位。
李安认为胡金铨“很中国，很现代，很有独创性”。“很现代”只怕未必。
由于受到包括武侠小说在内的思想资源的制约，武侠片大多遵循除暴安良的传统套路，让人想起鲁迅、毛泽东对《水浒》的评价：“因为不反对天子，终于是奴才”、“只反贪官，不反皇帝”。
章太炎云:
古之学者，读书击剑，业成而武立，是以司马相如能论荆轲。
胡金铨推崇的儒侠境界可以归结为：日则练剑、夜必读书，“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
竹林大战、客栈激斗、塞外喋血，以柔克刚、以静制动，中国文化的空灵飘逸之美、强烈的国家主义和忠君情结，浸透了胡金铨的每一个镜头。
这种优美的画面和爱国等于爱朝廷的价值观被张艺谋的《英雄》（2002）推向了极致：
抽离具体的历史情境，《英雄》和平、统一的主题成了空中楼阁，荆轲、高渐离直接躺枪：尔等不识天下大局，险使和平之幸福时光化为乌有。
此说成立，吴三桂诚可谓天地英雄。痛失爱侣陈圆圆的吴总兵化悲痛为力量，冒遗臭万年之大不韪，毅然引清兵入关，加快了统一大业的进程，民众得以早日结束战乱之苦。
几位“英雄”或轻将性命托付与竖子，或见识浅陋，与秦王奢谈“天下”，跟那些引皇帝老儿为知己的穷酸书生如出一辙。
什么天下？天下苦秦久矣：博浪金椎，惜乎不中秦皇帝！
金镖黄天霸
受改革开放之惠，内地也开始引进、制作武侠片。1979年意大利剑侠片《佐罗》令国人如痴如醉，法国影星阿兰•德隆成为英俊、潇洒的代名词；1980年北影厂出品《神秘的大佛》，十几万元的成本，居然卖出440个拷贝！
1982年李连杰主演的《少林寺》让大陆观众真正体会到了武侠电影的魅力，不少影院凌晨还在加映：
前往河南少林寺习武的青少年犹如过江之鲫，家长的报警电话此起彼伏。
1983年大陆首次引进的香港电视剧集《霍元甲》（1981），为武侠热火上浇油：
晚清公案小说《施公案》中被官府招安的绿林豪杰黄天霸，1920年代两次被搬上大银幕（《黄天霸》、《黄天霸招亲》）。
李文化执导的《金镖黄天霸》（1987），描述黄天霸单枪匹马劫法场功亏一篑，为给大哥报仇行刺扬州知府失手被擒，之后充当朝廷鹰犬，将待自己恩重如山的义兄、义嫂及众家兄弟赶尽杀绝，得到康熙的召见和封赏：
影片技术上尚显稚嫩，好就好在彻底颠覆了邪不压正、好人最终胜利的情节模式，深化了正义终将、但不是每次都能战胜邪恶的主题，堪称1980年代反思传统的启蒙浪潮在武侠电影方面结出的硕果。
1990年代武侠片进入徐克时间：
《黄飞鸿》系列、《笑傲江湖》系列充分展示了徐克、程小东对暴力美学的理解，节奏明快、剪切凌厉、群星荟萃的《新龙门客栈》（1992），成为影迷口耳相传的经典：
又一波新武侠来袭
有鉴于精忠报国、行侠仗义、拜师学艺、报仇雪恨的武侠片泛滥成灾，电影人开始借武侠酒杯浇自家块垒，形成又一波新武侠电影。
《双旗镇刀客》（1991）直指人性的高贵和冷酷，不必剑拔弩张，洞穿已过七扎：
《东邪西毒》（1994）举重若轻，大至宇宙人生，小到一个鸡蛋；苍劲粗粝的影像风格、一言难尽的爱与哀愁，挥洒着侠客的恩怨和生命的悲情：
林青霞、张国荣风华绝代，笑傲江湖：
2008年5月18日，全新数码修复的终极版《东邪西毒》于戛纳举行全球首映。林青霞说她终于看懂了影片：
不知道是不是王家卫的思想领先了我们整整十四年？
没看懂不要紧，充满灵气的林青霞照样将慕容燕、慕容嫣的矜持、妩媚、哀伤、决绝、痴情、疯狂演绎得淋漓尽致：
欧阳峰是张国荣从一个明星成长为一名演员的标志：
有很多人喜欢我在《阿飞正传》《霸王别姬》中的表演，我自己喜欢《东邪西毒》。
总体感觉，《东邪西毒》新不如旧。
马贼一咧嘴，好像豺狗龇牙，东邪上来就是狮子大开口：
情况一下就挑明了，在这片弱肉强食的沙漠，东邪处于食物链的上端。
终极版居然把这个凤头一刀宰掉！
双脚踏翻尘世浪，一肩担尽古今愁：陈勋奇制作的94版音乐苍凉、雄浑、大气，舍我其谁、虽千万人我往矣的侠者之风迎面而来，似盲剑客向马贼发起自杀性攻击一般荡气回肠。
如果命运无可避免，让下一个伤口在前方等我：
你好，哀愁！
娇龙之死
江湖里卧虎藏龙，人心里又何尝不是呢？
2001年，李安根据王度庐的同名小说改编的《卧虎藏龙》，捧得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等四项大奖，于世界影坛掀起武侠电影风潮。
班固《汉书》批评司马迁对游侠的歌颂是“退处士而进奸雄”，因侠客只是“藉王公之势”“取重诸侯，显名天下”。出乎编导意料的是，《卧虎藏龙》以大侠李慕白将价值连城的青冥剑送给京城的贝勒爷展开故事，恰好为班固的指控提供了新的证据：
锋剑霜刀何相逼，只叹江湖几人回。
以人文精神取胜的李安，为一个残酷、无聊而又浪漫、缠绵的江湖涂抹了一层淡淡的哀伤：独自闯荡江湖的玉娇龙，对江湖、人心、爱情彻底幻灭，投身万丈绝壑：
在加缪看来，自杀是唯一值得严肃思考的哲学问题：
自杀是对个体生存意义和个体所在社会的否定。
初出茅庐的章子怡能够演出一位古代叛逆少女内心变化的层次感，除了其自身才华，亦可见导演功力。
对敌人的承诺
孔子提倡君子不拘于小信：“君子贞而不谅。”
孟子强调：“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唯义所在。”
儒家认为服务于道义的诚信才能称之为诚信，“君子”、“大人”为了大义不必拘泥于信用的小节，诚信是可以灵活掌握、变通的手段。
有个叫陈可辛的导演对此不以为然，用《投名状》（2007）讲述了一个关于诚信的悲剧，戳穿投名状、江湖义气、为穷人打天下的弥天大慌，表达对契约精神的终极渴望。
这部反类型影片的细节处理、武打场面乏善可陈，但在整体上极大地拓展了武侠片的视野和格局，成为2008年汉语影坛的获奖专业户。
国人从古至今的悲剧在于：需要赴汤蹈火、同舟共济的时候，什么承诺都敢许，因为不必兑现，一切都是海市蜃楼。更大的悲剧在于：无数群众演员出钱出力卖命上演这一永不落幕的大戏！没有契约精神建构的诚信文化，国人只有两种选择：要么上当，要么骗人；骗人也许不会成功，被骗肯定处境悲惨。
一切的落后最终要归结到哲学的贫困、文化的落后： 上对下不守诚信，官对民不讲诚信，因为不守诚信并不会立刻受到惩罚，有立竿见影的丰厚回报。而一旦弱者强大到拥有要求讲诚信的资本，因为失望和愤怒，暴力成为唯一的选择，没有谈判的容身之地，只能又推倒重来，周而复始地陷入诚信危机，诱发暴力革命。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就是一部缺乏诚信的瞎折腾的历史，社会运营成本太高，进步异常缓慢。
陈可辛将影片的高潮设置为“苏州杀降”事件（太平天国苏州保卫战），究竟要唤醒人们怎样的记忆？
苏州保卫战里的二哥原型是一个中国人非常熟悉的名字：戈登，洋枪队（美其名曰常胜军）第三任管带，双手沾满太平军鲜血的刽子手（“恶贯满盈的戈登在喀土穆被苏丹起义军打死”）；背信弃义的大哥则是近代史上赫赫有名的李鸿章，时任江苏巡抚，非常欣赏而立之年的戈登少校：
“看这个英国人战斗，真是疲惫的眼看见美景，沉重的心喜获甘露……如果有什么能和曾国藩的学识一样让我敬佩，那就是这个英国军官的指挥才能。”
1863年11月中旬，苏州保卫战激战正酣。素与太平军主将慕王谭绍光不和的纳王郜永宽等四王、四大天将，与江西赣镇总兵程学启秘密定下降约，后者承诺保证郜及部下性命，由双方公认最讲信用的戈登居间做保。
12月4日，郜永宽刺杀谭绍光，李鸿章顺利拿下苏州，设鸿门宴杀了八个降将，淮军在城内大开杀戒。与电影中表现的一样，已经解除武装的数万太平军将士被屠杀。
戈登勃然大怒，认为这是最无耻的背信弃义，提着洋枪到处找李鸿章决斗，以挽回自己的名誉，并下达最后通牒，要求李鸿章下台，不然他就率常胜军进攻淮军，将苏州还给太平军。同时给英国驻华公使布鲁斯写信，要求英国政府出面迫使李鸿章下台。
上海的外国领事馆官员代表列强及所有外国侨民签署了一项严厉谴责李鸿章的决议，指其“杀降”是对人性的彻底背叛，列强很可能不会再帮助清政府，撤回洋枪队。
杀人如麻的李鸿章万万没有想到，这点“小事”会激起老外如此强烈的反应，酿成重大的外交事件，赶紧四处疏通、上下打点。朝廷赏赐下来，戈登被封提督，赐穿黄马褂，戴孔雀花翎。戈登向英国公使布鲁斯提交辞呈，被再三挽留。戈登拒绝接受李鸿章的万两白银的赏金和朝庭的一系列封赏：
由于攻占苏州后所发生的情况，我不能接受任何标志皇帝陛下赏识的东西。
杀降事件引发的满清外交危机，是两种文化观念撞击的结果。英国的崛起，端赖1215年制定的《大宪章》和建立在契约文化上的公民社会。没有什么比背信弃义更糟糕的事情了。
不兑现对敌人的承诺，实质上是对原则的践踏。近代史表明，聪明的善于灵活掌握的国人，根本就不是古板的按原则办事、讲究信用的老外的对手。后者以不守信用、破坏规则为奇耻大辱，最大程度地降低了社会运转的成本，却屡遭国人的耻笑。
中国为何没有黑泽明
与中国同时起步的日本武侠片，动作设计不如袁和平们华丽、刺激，艺术品质却一马当先。张彻的《边城三侠》（1966）即从日本片改编而来：“片中只有三侠，没有边城。”其成名作《独臂刀》的灵感亦来自日本剑戟片《座头市》系列。
看看《罗生门》《七武士》《乱》在中国电影人心目中的地位，就知道黑泽明对中国武侠电影的影响有多大。“富士山、艺伎、樱花”的日本形象，早已变为“黑泽明、索尼、丰田”，黑泽明已然是日本、乃至东方软实力的象征。
黑泽明诞辰100周年（2010年），全球都在纪念这位影像大师，有媒体提出一个发人深思的问题：为什么中国没有黑泽明？
《侠女》、《十面埋伏》（2004年）等影片对竹林大战的表现，明显受到《罗生门》（1950）利用山林的光影变化拍摄追逐场面的影响，黑泽明缜密、宏大的叙事能力和批判性思维，在中国武侠片里却付之阙如。
“其疾如风、其徐如林、侵略如火、不动如山”，《赤壁》（2008）的这句台词出自《孙子兵法》，因《影子武士》（1980年）彰显“风林火山”而名扬天下。
吴宇森有心致敬黑泽明，后者凝重、大气的魂魄，《赤壁》可曾梦见？苦肉计、华容道等家喻户晓、脍炙人口的三国故事杳无踪影，充斥银幕的是小乔荒诞不经的茶艺表演和关羽雷死人不填命地指斥曹操：“你过时了！”
曹操败走华容道是赤壁大战的点睛之笔，军令状与知恩图报的冲突，责任、情感的纠缠不清，关羽的感情用事成就古典的义之极致：不论对错，不计后果，不惜承担一切罪责，只求问心无愧，堪称古代男子为人处事的楷模。这个最能发挥吴宇森特长的桥段被舍弃不说，义薄云天、为人景仰的关二爷竟被处理成薄情寡义的尖酸之辈，实在是令人匪夷所思。
织田信长获悉心腹大患武田信玄早已在三年前死去，震惊、欣慰、惺惺相惜——
百感交集的他且歌且舞：
人生在世五十年，大千世界一瞬间，人生不过南柯一梦，幻境一场；生命有界，终须尽。
影子武士高处不胜寒的悲凉，与织田信长人生的虚无狭路相逢，令这部战国史诗闪耀着人性的光彩：
生命意味着什么？无数勇敢的生命流淌着无尽的鲜血，真的都有那么重大的意义？
征霸天下的烽火中，除了杀伐、权谋和欲望，还有人性的挣扎和反省。《赤壁》呢？也有挣扎，一只难产的小马驹在诸葛亮的手中挣扎！中国没有黑泽明，良有以也。
一个人的才华是有限的。何平《双旗镇刀客》之后再无佳构，徐克《蜀山传》（2001）、《七剑》（2005）口碑奇差。颠峰过后，避免下滑得太厉害的唯一方式就是不断地重复自己：王家卫也是“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
王家卫的冬天
“如果人生有四季，四十岁前，我的人生都是春天。”《一代宗师》（2013）一语成谶：1958年出生的王家卫，影像人生亦复如此！
《英雄本色》（1986）掀起江湖片浪潮，三十而立的王家卫捧出处女作《旺角卡门》（1988），标新立异、引人入胜的风格初见端倪：基情压倒爱情的情节设置，新奇、大胆的构图和色彩运用，为这部模仿马丁·斯科塞斯《穷街陋巷》（1973）的平庸之作增添了不少看点，引来戛纳注目。王家卫从此得以专注于拍电影，完全不用担心资金问题。
借用印第安谚语（出自戈达尔1964年的《法外之徒》）：“这种鸟一辈子只能下地一次，那一次就是它死亡的时候。”《阿飞正传》（1990）正式确立了王家卫的风格：凌厉与慢镜交相辉映的影像，风骚逼人、颇堪玩味的内心独白，扎实的生活细节和边缘人物的宿命结局。
对于影不惊人死不休的电影作者来说，突破类型片的固有格局义不容辞。《堕落天使》（1995）堪称《东邪西毒》的姊妹篇，同样是杀手与其经纪人的故事、酷得一塌糊涂的影像，以及每一个普通人都能感同身受的情感困惑。
1998年或许是王家卫创作的分水岭，一直在寻求突破的他陷入自己创立的模式难以自拔。《花样年华》（2000）不过是变着花样讲述欧阳锋们已经讲得非常透彻的爱情悲剧，出色、别致的慢镜运用，算是王式魅力的回光返照。
《2046》（2004）阵容豪华、备受期待，但坚持“抄袭”自己的王家卫江郎才尽，影片口碑奇差，票房覆水难收。《蓝莓之夜》（2007）请来一帮国际当红影星，但国际大制作显然不是拥有各国明星就能成功，否则，汇聚中日韩三国明星的《无极》（2005）足以载入史册。
“对我来说这么多年来最大的噩梦就是，某天醒来我发现自己拍了一部很烂的戏。”王家卫可能也觉察到了，40岁之后，他拍了不止一部很烂的戏。《一代宗师》的剧本破天荒头一回请人操刀，显示写剧本出身的他已经失去了灵感和自信。
“功夫两个字，一横一竖。对的，站着；错的，倒下。只有站着的才有资格说话。”这种胜王败寇的哲学居然成为《一代宗师》的招牌和媒体热炒的材料，委实令人难堪，且不说这段话价值观之势利、庸俗，不符一代宗师的身份、格局，从影片自身的逻辑来说也是自抽耳光：宫羽田倒在了欺师灭祖的马三面前，未必站着的马三就是对的？
“我心里有过你，可我也只能到喜欢为止”，演员们装腔作势地背诵毫无创意的烂俗台词，配合精致、唯美的画面，令缺乏内涵、呆滞僵硬的影片愈发显得浮华空洞。
不知王家卫的冬天还会延续多久，可以肯定的是，名气与想象力不一定成正比，有时名气也会长出沉重的翅膀，名家在创作上最大的敌人就是他自己。
水涨船高，提升武侠片的品质不能只靠个别精英的努力。开辟武侠电影的新纪元，不仅意味着技术上的创新，还需要文化产业管理者打造一个宽松的创作环境和规范的市场机制，让电影人和武侠小说作者的想象力插上翅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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