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偿票据贴现担保之债务无法取得票据追索权

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还查明：东风公司、华丰公司、汇德丰公司原为关联企业，其中华丰公司为东风公司全资子公司，1997签发票据时，华丰公司与汇德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均为王某。后汇德丰公司改制后脱离关联关系。另外，为认定对价问题，一审法院组织双方对账，发现在1996年至1997年6月期间，华丰公司与汇德丰公司之间有数十笔银行转账往来，经轧差后华丰公司流入汇德丰公司的资金额为1600余万元。

[审判]

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以下简称《票据法》）规定持票人对前手的再追索权，应自清偿日或者被提起诉讼之日起３个月内行使，但根据司法解释的有关规定，该规定并不包括对票据出票人的再追索权，故华丰公司对汇德丰公司的票据再追索权没有消灭。华丰公司向东风公司清偿债务的行为发生在2014年3月7日，此后华丰公司才能向汇德丰公司行使票据再追索权。因此华丰公司向汇德丰公司行使票据再追索权，没有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其次，关于对价问题，经对账显示的资金差额1600余万元足以构成华丰公司取得该汇票的对价，汇德丰公司向华丰公司开具金额为400万元的定期汇票具有合理性。综上，判决支持华丰公司全部诉请，即支付票据追索款600万余元及利息。汇德丰公司不服提起上诉。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东风公司向华丰公司行使的是贴现担保而产生的追偿权，华丰公司清偿东风公司不等于向招商银行清偿票据债务，亦不能取得持票人的法律地位，从而对出票人汇德丰公司行使票据权利。此外，华丰公司行使票据追索权亦远远超过诉讼时效，故撤销原判，改判驳回华丰公司全部诉请。

[评析]

本案（2014年第五起诉讼）是一起具有典型意义的票据追索权纠纷。一张十几年前签发的票据，因款项的支付总共发生了五起诉讼，时间跨度较长，涉及票据支付、票据贴现、担保追偿、票据追索等不同的法律关系。除了多种法律关系混杂在一起之外，还涉及到票据基础关系如何认定、票据权利时效如何认定，不可谓不复杂。错综复杂的法律关系使法官的认识产生分歧，故而有必要对该案例进一步分析研究。为此，笔者从以下三方面展开。

一、关于票据追索权/再追索权的取得

汇票追索权是指汇票到期不获付款或期前不获承兑或有其他法定原因时，持票人在依法履行了保全手续以后，向汇票上的所有票据行为人请求偿还汇票金额、利息及其他法定款项的一种票据上的权利

[1]

。我国《票据法》第六十八条规定：“汇票的出票人、背书人、承兑人和保证人对持票人承担连带责任。持票人可以不按照汇票债务人的先后顺序，对其中任何一人、数人或者全体行使追索权。持票人对汇票债务人中的一人或者数人已经进行追索的，对其他汇票债务人仍可以行使追索权。被追索人清偿债务后，与持票人享有同一权利”。由此可见，汇票追索权具有选择性，还具有代位性，即持票人行使追索权在获得相应清偿后，追索权并未消灭，而是移转给被追索人;被追索人在清偿债务后，即与持票人享有同一权利，可以继续进行追索，这种权利即再追索权。追索权与再追索权的主要区别在于追索的款项与权利消灭时效不同。

由此可见，清偿债务是行使再追索权的前提，结合本案而言，即华丰公司能否因对东风公司清偿债务的行为而取得对汇德丰公司的票据再追索权。对此，笔者认为关键在于认定是否存在清偿债务的行为。《票据法》所提及的“清偿债务”除了资金的交付，还应涉及到不同的法律关系的区分。以本案为例，其实涉及两种不同的法律关系，一是在汇德丰公司、华丰公司以及招商银行之间形成了票据法律关系，其中汇德丰公司系出票人，华丰公司系收款人，招商银行系持票人；二是在华丰公司、招商银行以及东风公司之间形成的票据贴现担保法律关系，其中华丰公司系贴现申请人，招商银行系贴现人，东风公司系贴现担保人。基于不同的法律关系，各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以及行为法律后果均存在差异。在票据法律关系中，票据是文义证券，票据行为是要式法律行为。基于法律对于票据的特殊规定，在票据记载、票据时效方面有其独特的规则，不符合这些规则，无法行使票据权利。在符合这些规则的情况下，持票人有追索权和付款请求权，被追索人有对其前手的再追索权。而贴现担保法律关系，系由贴现申请人提出贴现申请，贴现担保人另行签订担保合同，并未在票据上有任何记载，其本质上是担保法律关系，担保人承担担保责任后，依法取得担保追偿权。追索权与追偿权虽仅有一字之差，但法律要求及后果并不相同。

本案中，因东风公司为华丰公司的贴现提供担保，招商银行在向汇德丰公司、华丰公司追索票据权利未获清偿后，转而要求东风公司承担贴现担保责任（2002年第二起诉讼），这不是主张票据权利，而是主张贴现担保合同的权利。为此，东风公司履行判决后取得了向贴现申请人华丰公司追偿的权利。基于履行判决相关材料所体现的法律关系，无论是东风公司向招商银行履行贴现担保责任的行为，还是之后东风公司向华丰公司追偿并获华丰公司清偿的行为，均系基于贴现担保法律关系，而非基于票据法律关系。即东风公司履行的是2002年第二起诉讼的判决，而不是1997年第一起诉讼判决 [2]。东风公司并非票据法律关系中任一环节的参与主体，其提供的是贴现担保而不是票据保证 [3]，因此其承担的责任系担保责任，而非票据责任。同理，东风公司向华丰公司行使担保追偿权后，华丰公司向东风公司清偿债务的行为并不能产生其向招商银行清偿因票据法律关系而产生的债务的法律后果，华丰公司不能因此取得持票人的法律地位，从而对出票人汇德丰公司行使票据权利。

因此，笔者认为，由于票据法律关系的特殊性，即便存在资金交付的行为，如果所对应的法律关系不同，不能视为《票据法》意义上的“清偿债务”。从实务角度而言，当事人如果清偿了票据债务，一般会取得相应的票据原件，进而主张票据权利。法官在审理票据案件时，通常作法亦会要求当事人将票据原件附卷，一是体现当事人主张的是票据权利，二是避免票据再行流通引发其他相关纠纷。在本案中，华丰公司无法出示票据原件，也从侧面印证了其所清偿的并非票据债务。实际上，票据债务在1997年第一起诉讼中因执行不能并未获得清偿。

二、关于票据追索权/再追索权的时效认定

票据时效，是指票据权利的消灭时效，权利人如果在一定的期间内不行使其权利，该权利即归消灭，义务人当然可以拒绝他的权利请求。对此《票据法》第十七条作出了明确规定：“票据权利在下列期限内不行使而消灭：（一）持票人对票据的出票人和承兑人的权利，自票据到期日起二年。…… （三）持票人对前手的追索权，自被拒绝承兑或者被拒绝付款之日起六个月；（四）持票人对前手的再追索权，自清偿日或者被提起诉讼之日起三个月”。根据法律条文的用语，上述时效为消灭时效，在期限内不行使票据权利会导致权利的消灭，该票据权利时效期间并非诉讼时效期间。“票据法上的消灭时效，较一般民法上的时效期间为短。之所以这样规定，主要是因为票据的交易，贵在流通，比起其他商业活动，更注重迅速。加之票据法对票据权利的保护比一般债权更强有力，票据债务人所受的拘束较一般债务人更重，而且一宗票据债务中，往往有数个债务人，票据法要求权利人应尽快行使其权利，使票据债务人早日脱卸责任，以资调剂” [4]。

再追索权的行使“自清偿日或者被提起诉讼之日起三个月”如何理解，这是本案的争议所在。与此相关的条文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票据纠纷规定》）第十八条规定：《票据法》第十七条第一款第（三）、（四）项规定的持票人对前手的追索权，不包括对票据出票人的追索权。上述两个相关条文使得对于票据追索权及再追索权的理解产生了较大的分歧。汇德丰公司认为，华丰公司取得再追索权的起算时间为东风公司向招商银行清偿涉案票据款和利息之时即2002年12月18日，此后三个月内不行使则再追索权消灭，无论如何不应从2014年3月7日华丰公司偿还东风公司之日起算。华丰公司则认为，其作为票据背书人和被追索人只有在履行偿还被追索的债务后才享有再追索的权利，其诉讼时效为从华丰公司履行被追索的债务之日即2014年3月7日起计算两年。一审法院则认为，根据《票据纠纷规定》第十八条所载明的“不包括对票据出票人的追索权”，华丰公司系向作为票据出票人的汇德丰公司行使再追索权，不受具体时间限制，只需满足清偿的条件，清偿日之后的两年为诉讼时效。

笔者认为，由于相关条文用语产生了歧义，此时应追根溯源，了解立法的原意。《票据法》第十七条规定了“持票人对前手的追索权，自被拒绝承兑或者被拒绝付款之日起六个月”，学者已经注意并提出该条文的漏洞：笼统规定持票人对其“前手”的追索权为六个月。那么，这里的“前手”是否包括出票人就成了一个问题。如果不包括出票人，不符合我国《票据法》第11条第2款给“前手”所下的定义（前手是指在票据签章人或者持票人之前签章的其他票据债务人，出票人当然是前手）;如果包括出票人，持票人对出票人的权利究竟是“二年”还是“六个月”?根据我国《票据法》意于加重汇票出票人的责任这样的立法背景，本书认为第3款时效应表述为:持票人对出票人之外其他前手的追索权，自被拒绝承兑或者被拒绝付款之日起六个月 [5]。再追索权亦会产生同样争议。为此，《票据纠纷规定》第十八条填补了该立法漏洞，根据相关的起草意见，《票据法》第十七条第一款第（一）项所提及的“持票人对票据的出票人和承兑人的权利”既包括付款请求权，也包括追索权，而该条第（三）、（四）项所指的仅限于追索权，不包括付款请求权，为了条文的理解一致，故作出了《票据纠纷规定》第十八条的规定 [6]。因此，笔者认为该条应解读为：持票人对出票人之外的其他前手的追索权，自被拒绝承兑或者被拒绝付款之日起六个月；持票人对出票人之外的其他前手的再追索权，自清偿日或者被提起诉讼之日起三个月。而对于出票人的追索权或者再追索权，仍应为《票据法》第十七条第一款第（一）项所规定的“自票据到期日起二年”。也就是说，“无论是持票人行使追索权，还是被追索人行使再追索权，对出票人、承兑人的票据权利的时效是不变的，其中对本票出票人、汇票出票人、承兑人的时效是两年” [7]。

基于上述分析，笔者认为，不能把《票据纠纷规定》第十八条解读为对于出票人的再追索权仅受清偿之日限制，不受其他任何时间限制。否则按照这一理解，华丰公司完全不需要发生任何后续诉讼，仅需在十余年之后再去履行判决清偿债务，仍能取得对出票人汇德丰公司的再追索权，这违背了《票据法》对于票据权利较短时效的立法精神，会导致票据权利人怠于行使其票据权利。双方当事人的理解亦有误，本案中所涉票据的到期日是1997年4月10日，故至1999年4月10日，华丰公司对汇德丰公司的票据权利时效期间已经届满。在此期间内，华丰公司并未向招商银行清偿从而成为持票人，也并未向汇德丰公司行使再追索权，故汇德丰公司因时效期间届满而免除票据责任。

除此之外，对于再追索权的行使，如果我们进一步分析“自清偿日或者被提起诉讼之日起三个月”，也会从另一角度得出票据追索权已过时效的结论。该条文中“清偿日”与“被提起诉讼之日”是并列排列，且不提及先后顺序，也不提及给予当事人自主选择日期之一，这是因为在立法者的眼中，这两者只能发生其一，即“清偿”必须是“自行清偿”，当事人清偿后取得票据再行使追索权，这样更加快捷方便，便于票据的流转。如果当事人不是自行清偿而是被提起诉讼，则应以起诉之日起算，而不能解读为在法院生效判决之后，当事人主动履行判决之日或者被强制执行之日为“清偿日”。这样与立法原意完全背离，不符合票据短时效、流转快的特点。

三、关于票据基础关系的分析与认定

票据基础关系是票据法所需要考虑的重要环节之一。《票据法》第十条规定：“票据的签发、取得和转让，应当遵循诚实信用的原则，具有真实的交易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票据的取得，必须给付对价，即应当给付票据双方当事人认可的相对应的代价。”《票据法》第二十一条规定：“汇票的出票人必须与付款人具有真实的委托付款关系，并且具有支付汇票金额的可靠资金来源。不得签发无对价的汇票用于骗取银行或者其他票据当事人的资金。”在审判实践中，交易关系、债权债务关系、委托付款关系等，都可以认定为基础关系。但为了票据的流通，维护合法持票人的权益，并非所有基础关系有缺陷的票据均无效，《票据纠纷规定》）第十四条对此作出了限制，将基础关系抗辩限制于有债权债务关系的直接的当事人之间。

本案中，汇德丰公司向其直接后手华丰公司提出了此类抗辩，认为在签发票据之时，双方存在关联关系，票据系专门为了向银行贴现而开立，无真实贸易背景，贴现后资金由华丰公司使用，故华丰公司不能向汇德丰公司追偿。这种抗辩属于法院审理的范围，对此原审法院查明当事人均承认票据及《承兑汇票贴现申请书》上记载的096－00157胶合板交易均不存在，填写上述交易编号是基于银行贴现要求。在这种情况下，原审法院通过对账为票据确定了另一个基础关系，则引起了较大的争议。尽管本案二审未直接对基础关系进行认定，但该问题实有研讨之必要。

笔者认为，当事人这种使用虚假贸易合同号办理贴现的行为，是属于存在恶意的骗取银行资金的行为。该票据1997年签发，当时相关规定还不够严格，给当事人钻了制度的漏洞。2001年《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切实加强商业汇票承兑贴现和再贴现业务管理的通知》则明确规定：禁止承兑、贴现不具有贸易背景的商业汇票。银行所办理的每笔票据贴现，必须要求贴现申请人提交增值税发票、贸易合同复印件等足以证明该票据具有真实贸易背景的书面材料，必要时，贴现银行要查验贴现申请人的增值税发票原件。对不具有贸易背景的商业汇票，不得办理贴现。本案这种恶意骗取银行资金的行为，是双方当事人在关联状态下合谋达成的，足以表明双方均有过错，这种过错应当影响到票据基础关系的认定。票据是要式证券、文义证券，当事人在票面记载了交易合同却又事后否认，法院依据这种表面的、明显的证据，应当直接否认票据基础关系的合法性，而不是为当事人寻找另一个基础关系。否则，任何基础关系存在缺陷的票据，当事人均可声称存在债权债务关系以规避法律。至于为当事人启动审计或者对账程序以确认债权债务的差额或者正负值，则偏离了票据案件审理的思路，不仅加大了法官的工作量，也容易被当事人抓住漏洞（以本案为例，为了确定款项差额，仅仅针对签发票据特定时间段内的往来款对账是不够科学的，可能还需要审计两个企业之间所有往来账）。

[1] 王小能：《票据法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出版，第270页。

[2] 如果东风公司未经2002年第二起诉讼，而是直接代华丰公司履行1997年第一起诉讼的判决，则应视为华丰公司履行了1997年第一起诉讼的判决，会引起本案分析的思路完全不同。

[3] 根据《票据法》第四十六条规定，票据保证为要式行为，否则不能视为票据保证。

[4] 参见前注1，第132页。

[5] 参见前注1，第134页。

[6] 奚晓明主编：《解读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指导案例》一书《解读〈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一篇，人民法院出版社2014年出版，第490页。

[7]王开定：《票据法新论与案例》，法律出版社2005年出版，第16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