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历史的见证者，未来的预见者
诺贝尔文学奖花落谁家无疑是全年最引人注目的文学活动，不管大家觉得今年的获奖者又爆冷门也好，调侃村上春树到底还能不能得奖也好，不能否认的一点是每年的诺奖都会把不出名的宝藏作家与作品引领到更多读者面前，比如2017年的石黑一雄和今年的路易丝·格丽克。
同样，除了获奖者，热门“陪跑者”也会引发大众的讨论，虽然这些优秀作家没有得奖，但是会有更多人借此噱头去读一读他们低调的作品，这不失为一种反向效应。加拿大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便是诺奖遗珠的一员。从她的小说和诗中，读者可以寻到加拿大文学发展的轨迹，女性作家独有的洞察力与强大思想，以及对自我与未来的拷问。
就像2017年德国书业和平奖颁给阿特伍德时的所述理由，“在危险趋势的暗涌之前所体现出的政治直觉与穿透力”一样，抛开在诺奖上差一点的运气，她文字背后的力量值得被更多读者发掘。
自然为灵感之母
探讨人与自然的关系是贯穿玛格丽特·阿特伍德作品的重要主题之一。阿特伍德回归原始生活的童年经历对她后来在作品中体现的“敬畏自然，警告后人”的思想影响深刻。
阿特伍德的父亲是一位昆虫学家，为了方便父亲研究，一家人不是在城市生活，而是到了加拿大边远地区。那里没有电，没有自来水，没有厕所，他们完全脱离现代人的生活方式。
可能从我们的角度来看，非常不方便的生活就等于自找苦吃，但是与自然的亲密接触保证了阿特伍德和哥哥无忧无虑的童年生活，他们没有城市孩子的烦恼，同时，大自然教会了阿特伍德尊重万物。当她看到一只老鼠在房间跑时，其他孩子会吓傻了，但她会从容地把老鼠抓住，再把它放生。
阿特伍德对自然的一切保持好奇心，但也敬畏它。四季更迭带给人类馈赠，大自然不仅会展现美好的一面，它也会让阿特伍德看到可怖的试炼。人类与这片土地有着怎样的联系，是阿特伍德在《生存》中围绕幸存者探讨的问题，也代表了加拿大文化独树一帜的关切。
正如她在《生存》中想要表达的想法一样，每种文化都有它独特的意义，而对于加拿大来讲，核心思想为“生存”。他们的故事可能是源于恐怖的经历，北方、暴风雪、沉船事故让很多人丧命，幸存者不是胜利者，他们只是庆幸活了下来。
当读者将眼光从英语文学的主流——英国文学与美国文学转向以阿特伍德为代表的加拿大文学时，我们会发现这些作家在20世纪英美两国文学日益成熟时所思考的问题依旧停留在如何凭借个体的文字与思想书写属于自己国家的文学历史。
相对于当今各个国家风格鲜明的文学代表，阿特伍德那一代的作家似乎肩负了更重的责任感，写作不是作家私人化的艺术表达，而是成为了意识形态范畴的定位，是其他国家认识加拿大的一张名片。
现在，加拿大文学不是作为英美文学的附属定格在大众认知中，而是囊括了“加拿大文学女王”玛格丽特·阿特伍德，2013年诺奖获得者爱丽丝·门罗等通过文学作品勾勒出加拿大文化与思想全貌的作家，它在世界文坛已占领了一席之地。
爱丽丝·门罗与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合照
与大自然同呼吸共命运是阿特伍德童年的日常，这让她对人类与自然的理解更为透彻。不管是生态危机，还是自然环境中人类的生存与幸存，阿特伍德借自我的感悟在小说与诗歌中启迪或警醒更多人有关生命意识的重要性。
记录与预见女性的遭遇
20世纪50年代，女性不再需要弥补战时生产时男性的空缺，她们的主要任务是回归家庭。随着婴儿潮的到来，结婚后拥有四个孩子是女性们理想的状态。但是，阿特伍德走了一条不同寻常的路。
最初，阿特伍德并没有立志成为一名作家，为了养活自己，她原本想当记者，但由于那时女性职业的限制很多，家里从事新闻业的亲戚告诫她，如果女人当媒体人，就只能写写讣告或者女性专栏。阿特伍德明白现实环境让自己的理想成为了奢望，所以17岁的她选择了到大学充实自己。
现在，有很多人将阿特伍德看作是女性主义作家，但她说自己只是把当时大部分女性的状况如实写了出来，因为每个女性都有相同的遭遇，所以才能产生共鸣。
1969年，阿特伍德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可以吃的女人》讲述了女性作为男性附属品的社会环境下，加拿大工薪阶层女性玛丽安在工作和爱情的无形压力中逐渐觉醒的故事。这也成为了阿特伍德用文字将社会对女性的不友好暴露在公众视野的开始。
真正让阿特伍德被女性主义者推崇的作品是1985年出版的《使女的故事》，它也被称为女性主义的《1984》。
这部反乌托邦小说讲述了一个由男性极权统治的基列共和国，使女奥芙弗雷德是这个国家为数不多有生育能力的女性之一，所以像她这样的女人被当作“生育机器”派到指挥官家里生育孩子。她们的一举一动都会被监视，没有自由可言。在那个世界里，女性没有人权，完全沦为“行走的子宫”。
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使女们都将头发遮住，穿着一件具有视觉冲击感的红色衣服，这样的颜色有什么隐喻？
首先，清洁剂包装上一身蓝色，脸被帽子遮住的女人是幼小阿特伍德内心恐惧的女性形象。因为脸被遮住了，它就好像一个不见底的深渊，让阿特伍德感到不快。红色是女性性别的代表色，使女的装扮也由阿特伍德的童年阴影暗示了女性神秘危险的一面。
其次，以前加拿大的战时犯人所穿囚服的颜色就是红色，只为有犯人在雪地逃跑时一眼就能被看到。同理，醒目的红色就是为了让人及时抓住逃跑的使女，这是她们失去自由的暗示。
红色这一既象征强大女性力量又充满压抑色彩的矛盾意象成为了女性主义的涡旋。虽然这部小说的内容为虚构，甚至有些极端或魔幻，但是它确实具有预见性。
如果只把女性当作繁衍工具，那么这个世界会是怎样？脱离书中的基列共和国，当今现实中很多西方国家都有严格的反堕胎法。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维护每一颗受精卵的生存权，但无法保证那些因强暴受害而怀孕的女性权利。这是一个残酷且复杂的权力问题，也是现状。阿特伍德借《使女的故事》在几十年前给出了警告，意义深刻。
纵观阿特伍德关于女性的文学作品，她仿佛一个时间观测者。她不仅是每个时期女性生存的记录者与观察者，还是她写作中未来，我们现在的预见者。我想，这也是她的小说与诗可以与每个时代契合，得到回响的原因。历史是一个轮回，她的作品在记录过去和现在，也是在以这种形式讲述未来。
想象力是预言的秘诀
阿特伍德经常被评价为“近乎预言式的先见之明”，这何尝不是她强大想象力的体现？而这种想象力不是像浪漫主义时期柯勒律治借鸦片的幻觉，凭运气创作的诗歌一样，阿特伍德的想象力更贴近现实，有理有据。
《可以吃的女人》中有关于厌食症的细致描写，也让很多人怀疑这是阿特伍德的真实经历。面对这样的疑惑，阿特伍德非常酷地表示，不是所有作家的作品都要来源于他们自身经历，阿加莎·克里斯蒂写了这么多杀人案，不代表她亲身实验了这么多犯罪手法。
我认为，虽然她们的作品与传记式记录脱离开来，但又能凭文字组合赋予整个故事真实感，用“障眼法”模糊了读者关于作家经历与虚构世界的界限，才能印证了人类想象力的惊奇。
阿特伍德创作科幻小说也和她的童年经历分不开，就是因为远离世俗，在大自然中人的各种感知更加敏锐，所以她和哥哥用漫画形式才能创造了很多地球外的国度。
童年阿特伍德的想象力是来自于对现实存在的疑问。当时关于复活节兔子的故事描述都是用“他”，而小小的阿特伍德有了问题，那么复活节的彩蛋是哪儿来的？所以她画过一只彩蛋，旁边的复活节兔子是女生。
小时候的阿特伍德将想象力的据地设置在了地球之外的星球，而成为作家的她，返回了地球，将科幻小说的背景定位在近未来，人类利用科技去做一些糟糕的事，自食其果，加快自身的灭亡。
2004年的《羚羊与秧鸡》与2016年《洪疫年代》是阿特伍德“末世三部曲”的代表作。分别讲述了人造病毒大爆发与人为瘟疫如同洪水一般毁灭人类的故事。2020年的我们回头看，阿特伍德在书中的“预言”是否和我们此时的经历重合？她的科幻小说设定在离我们不远的未来，不能否认的是，这个未来已经在今天来临。
不管是赫伯特·乔治·威尔斯所代表的20世纪科幻小说，还是21世纪的阿特伍德，他们书中的灾难已经不再是存在于虚构世界，如果我们严肃对待这些时空派来预见者的先见之明，也许可以扭转结局。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可能不是属于相信文学改变世界的那一类作家，她很早就认识到小说没办法改变社会，但它会对个体产生影响。读者读完作品之后会有反思：书中的未来是不是自己想要的。我想，引发更多人对于社会问题与人类命运的思考，是阿特伍德作为历史的见证者与未来的预见者继续写作的动力与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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