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业者说|为文学青年创造了空间，但走得太超前 ——榕树下网站创始人朱威廉先生访谈
导言
如果从1997年底榕树下网站建立算起，到今年年底，网络文学走过了20年的传奇历程。为了全面回顾这段已然开始淹没的历史，也为了撰写《中国网络文学发展史》做准备，本研究团队自2016年起，陆续走访了数十位重要网站的创始人、管理者、一线编辑，积攒了上百万字的第一手资料，从中精选出这组 “创业者说”系列访谈。网络文学是怎么发生的？如何从美猴王长成齐天大圣？媒介革命给予其怎样的七十二般变化？戴上金箍能否修成正果？让我们听听这些“教父”“教母”们怎么说。
受访者：朱威廉
采访人：邵燕君 李强
采访时间：2017年11月11日
整理者：肖映萱 李强
☎受访人简介
访谈对象简介：朱威廉，英文名will，美籍华人，1971年3月7号出生在美国南加州的一个海滨小镇，双鱼座，AB型，加州大学洛杉机分校毕业，主修法律，曾服务于美国洛杉机市警察局一年，1994年来到上海，创办联美广告中国有限公司，1997年底创办榕树下全球中文原创作品网站。朱威廉早些时候离开盛大，成为首位离开盛大的高管。朱威廉现任天联世纪总裁，很高兴遇见你联合创始人。
★要点
☞从小就爱好阅读非虚构作品
✰榕树下突出“生活、感受、随想”，具有包容性
☞榕树下的目标并不是要做网上的“纯文学”
✰“文学青年”有很大的写作、阅读需求
☞榕树下也有可能做类型小说，但会为散文随笔留下空间
✰中国互联网发展迅速，但缺乏人文精神
一、从小就爱好阅读非虚构作品
邵燕君（以下简称“邵”）：我们正在进行《中国网络文学发展史》的采访和写作，我们把中国网络文学发展史的起点定在1997年底榕树下的建立。榕树下的诞生、成长的整个历程都和您个人完全分不开，或者说您个人的性格、文学喜好在相当程度上塑造了这家作为中国网络文学起始的网站。所以我们想先请您谈您自己。能先介绍一下您从小在美国的生活吗？您父母在美国是做什么的？
朱威廉
朱威廉（以下简称“朱”）：他们在美国开了几十年餐厅。我爷爷他们是第一代移民，我父母是美国长大的。
邵：您母语一直是中文吗？
朱：也不是，我家里人讲中文，但我英文比较地道。
邵：您大学学的是什么专业？
朱：法律专业。
邵：一家三代都已经在美国扎根了，您当时为什么想到要回国呢？
朱：我觉得回中国是一个机遇，可以去开辟一个新天地。我喜欢那种不安分的生活，在美国就是日复一日的轻轻松松的生活，这不是我想要的。我的人生必须充满挑战，或冲上云霄，或跌入谷底。
李强（以下简称“李”）：您回国之后很短时间内就把广告公司做得特别成功，跟互联网有关系吗？
朱：没有，那时候多数地方还没网络。我还是很有商业头脑的，而且有韧性，可以不吃不喝地去做一件事情。
李：在接触电脑之前，您的文学阅读和写作情况是怎样的？
朱：我高中时候写作文拿过奖，是我们郡的第一名，州的二等奖。但这只是英文写作，我并没有中文写作方面的基础。你看我的文章，从来不会引经据典，中国四大名著我都没看全过。我没有受过任何文学训练，无论是中文的还是英文的都没有过。
李：在回上海之前，您在美国有没有接触过当时网上的方舟子这些华人留学生？
朱：没有，我1990年高中毕业，是高中开始使用电脑的。那时主要是进美国的一些聊天室，其实那时网上也没什么好玩的，网站很少。我家里的电脑主要就是用来打游戏，当时游戏是电脑的第一大需求。游戏也是单机版的，买了光碟回来安装。我也会在电脑上写文章，写作业。但从来没在网络上跟中国人有过接触，那时也没接触过中文互联网。
邵：您在阅读趣味上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偏好？您爱看类型小说有吗？您自己平时爱看什么中文或英文书？
朱：我爱看散文札记类的，就是记录生活的点滴。美国的作品主要分成两大类，fiction（虚构）和non-fiction（非虚构）。我喜欢看non-fiction（非虚构）的，但又不是那种名人传记，比如林肯的故事这种我并不太喜欢。我就想读普通人的生活，想了解在我身边的那些人是怎样生活的。我上小学的时候，每当班上有新同学过来，特别是来自不同州的同学。我就会很好奇去问他那个州是什么样的，他们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我对生活中的事物充满好奇，这可能也是一种情结。
李：所以强调书写感受随想，主要还是出于您个人的这种情结？
朱：也不仅是个人的趣味，我觉得当时社会上对于感受随想类的文字是有强烈需求的。1990年代中期，中国处在快速发展时期，那时人心还是比较浮躁的，大家都忙于赚钱。我想创造一个地方，在那里大家可以静下心来，仔细记录生活中的点滴感想，对人生的见解，对生命的认知，把这些东西分享出来。对于普通人来讲，把身边的事情以真挚情感写下来，是最能引发共鸣的。如果要说我对于文学的认知，我认为文学应该亲近生活，这也是榕树下当时的立足之本。
互联网刚兴起时有很多论坛，但那时我没去论坛互动。我当时的想法是，互联网新技术可以赋予文字全新的力量，让文字传播更快捷，可以让更多的人拿起笔去写。
李：在您开个人主页的时候类似的主页多吗？
朱：当时个人主页不太多，BBS很火。最初有人不看好我的个人主页，因为当时的BBS是不需要审核的，一点按钮，一秒钟就发表。而个人主页上，我还要审稿，帮忙改错别字，改一天之后才发表。当时他们认为这不会持续下去的，但后来证明他们错了，我的个人主页的作品比BBS还要火爆。多的时候每天有几百篇投稿，我坚持每天更新。如果哪天没更新的话，会有很多邮件会发过来问“will（朱威廉早期的网名——整理者注）你是不是生病了？有什么问题吗？”
我后来明白原来这些作者也是需要呵护的，当他们知道有人在认真审阅他们的文字的时候，甚至帮他们改标点符号、错别字时候，他们会觉得这是一种关怀。榕树下品牌有这么大的吸引力，这种关怀感可能是一个很重要因素吧。
20年前的朱威廉
李：榕树下从个人主页到建立网站，中间的过渡时间大概是一年吗？您决定成立网站的时候主要的考虑是什么呢？
朱：对，中间经历了一年多。成立网站主要原因是我实在撑不住了。我那时已经把每天睡眠时间压缩到三四个小时了。我当时的广告公司客户在全国各地，我出差在机场里，在飞机上，出租车上，在酒店都在做编辑。
李：把广告公司完全卖掉然后去做榕树下，这个取舍对您来说艰难吗？
朱：当时全球排名前三名的广告集团都找我了，他们都想进入中国，都没想到我能把一个外资广告公司这么快建立起来。当时外资广告公司进中国是非常困难的，我不但拿到执照，而且还做到了一定的营业规模，他们想跟我合作，希望我一直继续经营下去。
后来我完全放手，是因为我真的没时间了。1997年的时候，我一年的年薪是50万美金，还不包括奖金。我找他们辞职的时候，我们集团的董事问我说“你疯了吗？你现在二十几岁，一年拿着50万美金。辞职去做什么？”我说要做文学网站，做网络文学，Online Literature。他觉得我是疯了。这可能是我比较神经质的地方吧。
邵：您当时是怎么想的？
朱：我没怎么想，就觉得这是我的使命，我就是要去做这件事情。可能是“走火入魔”吧。
邵：真了不起！我们也特别惭愧，中国的文学事业需要您这样的出国第三代的人回来辛苦做起来。
朱：可能就是冥冥之中安排好的吧，就觉得这是自己的使命，我是听从了召唤。《使命召唤》（Call of Duty）也是我最喜欢打的游戏。有时跟一些朋友谈这件事，我都会觉得有点无厘头。怎么会是由我来做这件事呢？中国的“文学青年”千千万万，怎么轮得到我来做这件事呢？
邵：如果当时没有您投这么多钱和精力，聚集起来这些文学力量，恐怕这一脉就出不来。因为当时也有很多论坛，上面也都是在做通俗文学类型小说，可能就是他们先出来了。
朱：如果不是我一开始就做那么好，要是没那么多人来看的话，我也不会掏那么多钱去坚持的。所以这就是命中注定的，只能无奈地笑一笑。
二、榕树下突出“生活、感受、随想”，具有包容性
李：您成立编辑部时招聘编辑的标准是什么？
朱：当时标准相对比较宽泛的。首先，我招聘的是榕树下个人主页的作者或读者，这就已经帮我确定一个范围了。其次，我希望他们的文学观念是包容的，当时对所谓的网络文学、传统文学有不同的认识。记得我后来在第一届网络文学颁奖大赛的时候，还问过余华什么是文学，是“文字的学问”吗？其实没有人说清楚什么是文学。我当时的想法就是编辑应该对文学有宽容的看法，不要把文学放到一个至高无上的地位，觉得要写得多么深奥，多么让人看不懂才算是“纯文学”或真正的文学作品。
我需要的编辑就是对“生活、感受、随想”这六个字有比较清晰的认识，能帮助我们作者们修正标点符号、错别字，会用编辑器，能辛勤的工作的人，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标准。
陈村老师提供的当年榕树下栏目截图
李：在成立编辑部的时候，作者和读者大概有多少呢？
朱：那个时候，你想想看，每天几百篇投稿。写的人是一部分，但是来看的人更多，看的人总数至少得上10万人了。我一天到晚一点娱乐都没有，什么都不做。除了工作就是睡觉，睡觉三个小时，吃饭是十分钟之内。
李：我看到一个材料是陈村先生那边出来的，2000年2月的《榕树下网站编辑工作细则》，确定细则的时候是您和他一起讨论决定的吗？
朱：对。
李：根据那个工作细则，您从一开始就有意识要对小说从严把关，对“生活、感受、随想”随笔类的相对从宽的处理？
朱：对，因为“生活、感受、随想”肯定是从宽的，你怎么能说他的生活就不真实或者不精彩呢？每个人的生活都是真实精彩的啊。对于小说，我当时把关是比较紧的，认为不能出现乱七八糟的东西。例如伦理道德、政治方面不能出偏差，否则网站就可能会被关掉。从个人主页开始，榕树下从来没被什么部门点名批评过，这方面我们把握得很好。
邵：您那时就感觉到了监管方面的压力吗？
朱：榕树下是发表文字的网站，不是图片社区。图片会简单很多，只要防“黄”就行了。文字是相当复杂的，每一篇文章发表之前必须要审读。里面如果有问题，网站可能就会被关，在这方面我是非常非常小心的。
邵：您是在美国长大的啊，这种警觉意识是怎么来的呢？
朱：1997年的时候，我来中国已经三年多了。创业了三年，对整个社会环境有比较深刻的认识，最关键的就是当时我自己很清楚这是一个美国公民在做一个文学的网站，可能有关部门也想不通这是怎么回事吧。我自己要提高警惕。
邵：是美国公民的身份让您格外警惕？
朱：是的。
邵：稿件的审查标准，您会参照当时的传统期刊杂志的标准吗？
朱：我不知道这些杂志的标准，也从来没有学习过这种标准，但以我审核观点来看基本上是差不多的，我们从来没有出过问题。我可能是有与生俱来的政治觉悟或者道德觉悟，确认不能发的坚决不发。
邵：您还记得有什么稿子是被您退掉的吗？
朱：我记得有篇文章里有太多描写性爱的段落，我觉得写得蛮有趣。但我告诉作者，如果翻译成英文放到国外去发表是可以的，18岁以上才能阅读的那种。但我不能帮你在这儿发，他问修改一下行不行，结果改出来后尺度还是比较大。我说还是不行，然后他说那对不起，也不再改了。这是我印象比较深的一篇。
还有些政治敏感性的东西，也是不行的。最初稿件还没那么多的时候，我会跟作者商量应该怎么去改。后期我就直接说对不起你请你自己改一下，如果不能改的话，我不能帮你发表。
邵：在您印象中，政治方面是什么内容是特别敏感的？
朱：就是呼唤制度改革之类的，这些东西我没有办法发表的，发了可能网站就会消失的。我所坚持的大方向就是不谈政治，当时榕树下就是一个文学网站，如果把它变成一个时政类网站，寿命肯定会非常短，在政治方面我是异常敏感的。而且我当时也知道有关部门是在关注榕树下以及我个人的一些言论的。榕树下有员工说被请去吃饭，但我从来没有接触到过。
邵：他们从来没正面接触过您吗？
朱：还真没有，这么多年我从没被找去谈话。我后来也意识到自己外籍身份的敏感性。如果我是中国国籍的话，榕树下可能又是不一样的情景了，可能会成为中国的一个标杆网站。
邵：如果您不是外国人而是中国人身份，会有什么不同？
朱：确实会有不同的，例如来自政府的助力，榕树下有可能作为中国网络文学的大旗被竖立起来。我们当时一点补助都没有。后来看到这些企业，动不动就成百上千万的资助。我就感叹自己当时创业那么艰苦，投那么多钱，注重于精神，呵护文学艺术，结果反而一分钱资助都没拿到过。
三、榕树下的目标并不是要做网上的“纯文学”
邵：您怎么理解“纯文学”？
朱：写出来之后20%的人能看懂，80%的人看不懂的，就是“纯文学”吧。我跟陈村老师开玩笑说“陈老师您写的是纯文学”，《鲜花和》是“纯文学”。
邵：对，听您刚才这么说，感觉榕树下的文学观念也挺“纯”的。
朱：我们的“纯”，在于它写的是很真实的生活，很纯粹的个人体验，并不是写作技巧方面的新奇，和“纯文学”是不一样的。
邵：如果以“小清新”的概念来形容榕树下，您觉得合适吗？
朱：我觉得榕树下比小清新要牛，“小清新”是青年人的，中年人不喜欢。榕树下当时实际上影响着许多年龄层的人，比如老人，他们上不了网，会写好让小孩帮他上传，我觉得这要远远高于“小清新”啊。当时在榕树下的创作是许多人都参与其中的潮流，形成了一种广泛的价值认同。
邵：“文青”这个概念呢，您认同吗？
朱：是“文化青年”“文学青年”？我当时开玩笑把自己定义为“文学青年”，我有篇文章叫《文学青年朱威廉》（陈村：《青年作家》2001年第5期——整理者注）。定义我觉得是OK的。
邵：您怎么定义“文学青年”？
朱：“文学青年”就是对生活有着积极向往，对未来充满憧憬，愿意去努力拼搏，而且善于发现身边的点点滴滴，可以拿起笔去记录的年轻人。
安妮宝贝
邵：可是当时有好多作家，比如像安妮宝贝，给我们的感觉反而是对生活的灰暗有独特体验的，并不完全是积极乐观的。
朱：其实没什么不同的，她是给生活安了一个滤镜。就像我们平时拍出来的是彩色照片，她就故意把它过滤成黑白的，让某些元素变得更加突出，这是她的手法。她本人跟我们其实是差不多的，也有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邵：在榕树下那些年发表的作品中，您最喜欢哪些作家的？或者您觉得哪些作家的作品最能够代表您心目中榕树下的风格？
朱：我觉得榕树下是变得越来越包容和多样的。我没有特别喜欢谁，我觉得榕树下需要的就是海纳百川。有爱情小说，还有现代诗歌、古体诗歌，从这儿也走出了好多文学青年，成就了自己的文学事业。我读过一些不错的作品，例如今何在的《悟空传》。但在榕树下，我还真没有特别偏好哪一部作品的。能激发我共鸣的，以质朴手法来表达自己感悟的作品，我都喜欢。凡是绕弯的，我就没什么兴趣了。
我们当时也有一些所谓的“纯文学”，但是从阅读量来说，跟其他的文章差很远。我们当时也花了很多钱，几十万吧，买了很多作家的文章，陈村老师也帮忙买过。最后都打了水漂了，根本就没有办法。
邵：所以真正受读者喜爱的还是新作者，不是那些已经成名的老作家？
朱：不是老作者和新作者的区别，受欢迎的是不那么“纯”的文学吧，能获得绝大部分人共鸣的作品，一定是比较质朴的写作。一看就懂，很简单的那种。
邵：我记得当时有一个说法，“榕树下想办一个网上的《收获》”（例如《原创文学网站，他们都在做什么》，《中国图书商报》2004年10月15日——整理者注），您觉得有道理吗？
朱：我不知道这说法是谁提出来的，榕树下跟《收获》唯一的相似之处就是两个都比较干净吧。《收获》在那时可能尺度方面比榕树下还开放一点，其他方面我觉得没什么可比性。榕树下的量级是《收获》没办法比的。《收获》最好的时候发行量也不过是一个月十万吧？
邵：号称十万。
朱：榕树下每天的阅读人群就有上百万。
邵：所以说“朱威廉想办一个网上的《收获》”，这是人们的猜想？
朱：是猜想，可能《收获》想办个榕树下还差不多吧。（笑）
四、“文学青年”有很大的写作、阅读需求
邵：您能再为我们详细描述一下当时榕树下的作者和读者数量吗？
朱：那个时候互联网还没有这么普及，我走到中国有互联网的地方，只要问到你上网一般去什么网站呢？他一般会说搜狐、新浪、天涯、榕树下的。有一天我在昆明机场在等飞机，在那里更新榕树下。后面有人拍我肩膀问：“哇，你是榕树下的？”那天，我突然认识到原来它已经这么有名了。
邵：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文学生产机制培养了大量的文学青年，但却没法为他们提供发表的渠道。可以说是榕树下吸收了当时那些传统文学生产机制无法安置的那些文学青年吗？
朱：嗯，我同意。
邵：刚才您说的作者量、读者量数据，咱们能找到确切的证明吗？
朱：我没有办法证明，但是我们当时Alexa网站排名很高。
邵：当时也没有截图什么的？20年过去了，咱们当时没有做文学史的意识，保存这些资料，哈哈。
朱：是啊，我当时没想过这会写进历史的。
邵：您能描述一下榕树下的核心作者群和读者群是什么样的人吗？
朱：在1997、1998年的时候，还是“60后”和“70后”吧，“70后”为主，“60后”为辅。他们是一些受教育程度比较高的，首先接触电脑、互联网的人。而且他们是对生活对未来有着美好愿望的。一个人能执笔写作，肯定是有积极的因素的，写作是需要一些底蕴的。
这里面的白领非常多，还有一大批学校老师。如果一个小学老师能在榕树下发表1篇文章的话，他在学校会受到很多关注的。一个学生的文章在榕树下发表，他就有机会在全班面前朗读这篇文章。如果这学校只有一台电脑，而且连着网的话，它上网频率最高的前两个网站中一定有一个是榕树下。后来我才发现榕树下的影响力甚至能到三四线城市，还是蛮吃惊的。
邵：性别方面呢？
朱：男的多，在那个年代上网的肯定是男的多。男女比例应该是七三开。
邵：这是读者群的比例？作者群呢？
朱：是一样的。
陈村老师提供的当年榕树下栏目截图
李：当时榕树下的作品中感受随笔类的比重大概是多大呢？
朱：早期个人主页的时候要占到80%吧，到后面可能就占到了40%—50%，我要让它必须占相对大的比例，我觉得这是榕树下的动力所在。如果没有感受随笔的话，它的精神就没有了。
李：但随笔好像是一种比较尴尬的类型，我看到榕树下后来出版的书，随想类的好像不是很多。
朱：对，从商业上来讲，随笔类的确实是不能卖钱的，但是它对人文精神，对积极生活状态的建设是有非常大的促进作用的。一个人把他对生活点滴感悟，对于美好生活的愿望写了出来。确实没有让读者掏腰包的欲望。但写这些对整个社会的发展是有着深远作用的，所以国家应该补贴啊。
五、榕树下也有可能做类型小说，但会为散文随笔保留空间
邵：您一直是以个人的财力支撑着榕树下？
朱：对，我基本上把所有可调动的现金和资产都投到榕树下了。我公司那时的前台小姐都在上海买了四栋楼，已经变成了亿万富婆了。当时她劝我“朱总啊，你买个楼啊。你一天发的工资就可以买三个房子啊。” 但是钱在我心中始终是没有分量的，宁财神、路金波那个时候，我给他们开到月薪两万的工资。我给宁财神租着上海的花园洋房，给他一个月提供一张往返北京的机票，他第一次住五星级酒店，第一次坐头等舱都是我带着他的。我给员工都是最好的待遇。
邵：对，我们当时“盘问”过陈村老师的工资，也觉得很吃惊。
朱：是的，我对他们都是很大方的。我觉得钱是最不值钱的，最值钱的是人，他们才是真正能创造价值的。
邵：我看了《好奇心日报》对您的采访，您说正是由于您走的太超前了，当时付费系统完全跟不上，榕树下也没赶上一个好的发展时期。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榕树下的散文随笔类型，就算赶上后来的付费系统，可能也无法建立一个长久的能够维持生存的商业模式吧？
朱：如果赶上付费的话，我们散文随笔这一块可以少做。也有可能会做玄幻之类的。不过我们当时做得太早，走得太远，当时没有任何的标准。比如我们会花几十万去买作家的文章放到网上，这在当时就是没有道理的事。那时我们版权意识多么强啊。
邵：您觉得假如挺过来了，赶上收费制度以后，榕树下是不是大部分会变成类型小说网站？这就跟您的初衷不一致了啊？
朱：我要挺过来的话，整个中国互联网的历史会改写的。当时韩国的传奇游戏在找盛大之前是找过榕树下的，如果我们当时作战力更强一些，互联网历史会改写。我也有商业意识，但对赚钱的渴望一直不足，这可能就是所谓的“文学青年”的问题吧。当时是少年得志嘛，太早功成名就，二十几岁就有千万美金。
邵：您把少年得志挣的钱都砸在榕树下了吗？
朱：大部分吧，而且还有我的时间，我具有商业头脑但没有去赚钱。但这就是人生的奇妙之处，你永远不知道下一个拐弯在哪里。你要是问我今天后悔吗，我一点都不后悔，因为我知道后悔是没用的，只想说：下一生再好好弄吧。
邵：但当时盛大收购起点中文网，实际上是起点中文网自己先实行了那个付费制度。他们成功了，但很不方便。如果榕树下接入那个商业模式，像那种散文随笔会保持吗？
朱：如果榕树下能变成一个有着强大商业模式的网站，我会在确保它有巨大营收的同时还把巨大的社会价值、人文价值体现出来。我觉得现在这些文学网站在这方面做得不够，那些年在整个中国互联网世界里，我是最有责任感和使命感的。作为先烈，我看见后面的人脑子里面就是钱、钱、钱，除了钱就没有其他东西。
邵：如果是您做的话，您会用那些类型小说挣到的钱把散文随笔给养起来？
朱：当然会的，我觉得今天我们整个网络文学走入了不健康的道路，这就是因为榕树下的缺席。我对历史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当年我操作更好一些的话，不会是今天这个局面的。
邵：当初散文随笔有那么多读者，但您为什么觉得需要养着它们，这些读者不会付费吗？
朱：我没说他不会付费啊，只是说相对于那些玄幻小说，散文随笔读者的付费欲望要弱一些。现在年轻人或许也会看榕树下的文章的。对于连载的玄幻小说，他们可能看得更欢，付钱也更勤，但无论如何，我觉得那种文学情怀是不会消失的。榕树下曾经唤起了中国几代人的文学梦想。不过因为我们工作的不力，最后没能坚持下来。
邵：您做了非常了不起的贡献。您觉得散文随笔那种类型，不能完全用商业的模式来套它？它有自己的文学价值和社会价值。
李：榕树下出版的那些书大概的收益是多少？
朱：赚钱是有的，但是赚得相当有限，对于我每个月的开支来说，是杯水车薪，一个月的收支都维持不了。
李：当时出版是给作者稿费的吧？分成比例大概是？
朱：有的，具体分账数字我记不清了，但我们给作者的稿费都是很高的。榕树下版权意识从一开始就非常强，给作者都是最高的。按当时陈村老师所说的，我们的稿费标准比传统文学的还要高。
李：我查了当时榕树下出版的书的版权页的印数，最早单本都是1万册起印，在2001年的时候下滑特别明显，就是在2001年在出版方面就已经出现问题了吗？
朱：2001年底的时候，我就在跟贝塔斯曼办交接了。我们那时的想法是榕树下到贝塔斯曼之后，销量都会上去的，因为他们有书友会嘛。结果他们没做到这些，这也让我非常失望。
李：当时选择出版的时候，所挑选的那些文章在榕树下是有代表性的吗？
朱：代表性这个说法是比较主观的，可能我觉得有代表性，你觉得没有。当时我们编辑部挑选的是觉得最有可能获得大众市场认可的作品，首先也要出版社认可才可以。有些文章我们觉得好，出版社不一定会要。
2000年08月16日的“安妮宝贝工作室”
李：安妮宝贝当时在榕树下建了个人工作室，您能介绍一下基本情况吗？
朱：这是榕树下的尝试之一，我们是想做电子杂志，由安妮宝贝工作室来负责。他们的电子杂志做的还不错，非常精美的，也把最好的技术、最好的创意都用上去了，图文并茂。我和读者也非常认可。但还是那个问题，我们走的太靠前了，市场没有接受。
李：电子杂志主要是他们自己写的文章，还是在榕树下挑的文章？
朱：有些是采访，有些是自己写，有些是挑的，多种形式都有。强调一下，当时榕树下的个人主页就相当于后来的新浪博客。我们首创了很多模式，后来有些也被证明了是正确的。但因为我们太小太弱，最后没办法坚持了。这就是先行者所要付出的代价吧。
李：您能聊一聊当时宁财神、李寻欢和邢育森这“三驾马车”吗？
朱：“三驾马车”中，邢育森我不是特别熟，我和宁财神和路金波共事过。当时宁财神来找我，我对他也不了解，他的一些作品我也没看过。他当时跟我描述他是在芝加哥炒期货快破产了，被迫回到中国，想重新生活，希望能在榕树下获得一个机会，我就把他给招了。
安妮宝贝是自己来的，当时是到我的广告公司面试，她穿得很朴素，我面试了五分钟就把她录取了。路金波是在一个即将倒闭的网站里工作，后来他说他的人生因我而改变了，我把他弄到上海，他的人生从此豁然开朗，走向了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
李：他们主要负责哪些内容？
朱：宁财神主要负责网站设计，他的设计挺好的。他是色盲，看不到绿色，所以每次绿色还让别人帮他调的，他是真的蛮有才的。路金波是主编，负责整个网站内容的协调，包括编辑等。
李：路金波参与过榕树下的出版吗？后来他在出版方面显示出了才华。
朱：他是从榕树下出来之后做出版的，在榕树下才开始接触出版。有意思的是，这三个人在公司是面对面坐着的，他们在一起开会的时候场景特别搞笑，各有各的性格，各有各的表达方式，但彼此还能很好合作。这种奇观也只有在榕树下才可以出现，以后都没办法重现了。邵：你们在一起工作了几年啊？
朱：两年左右吧。
李：当时榕树下转手给贝塔斯曼的原因是？
朱：上次《好奇心日报》采访可能遗漏了一点，当时是2001年“9·11事件”之后整个互联网一下遭遇重挫，对榕树下打击也蛮大的。当时几个正在谈的大的投资，都遇到了重大挫折，其实那个时候整个互联网被摧垮了。
我记得还是陈村老师第一个给我打电话的，我在回家路上，陈老师电话给我说“威廉，不得了，纽约世贸大楼倒了啊！”我就回去看电视，后面陈老师和路金波两个人极力劝我及早放手榕树下，那个时候我顶的也蛮辛苦的。陈村说你不能让榕树下死在你手上，不能撑到你最后什么都没有的。路金波可能有一些私心，但他在并购过程中也帮了我很多。我也非常理解这种态度，因为大家总要闯一条出路，就怕在我手上全毁了。如果勒紧裤带坚持的话，我能挺过来的，但这也是废话，就这么说只是说好玩而已。
当年我最大的失误是对贝塔斯曼判断的失误，我原来以为所谓的全球最大出版集团能让我的品牌、我的心血得以保存和继续发展，最起码保存吧，但是没想到贝塔斯曼的一系列操作，就是两个字：混蛋。
邵：您对他们特别失望？我看采访说那时他们承诺了很多，但没有做到。
朱：对，而且贝塔斯曼是明显趁人之危的。我当时就表态，如果并购达成，我是绝对不会去贝塔斯曼的，我不认同他们这种作为。你可能要问那为什么要卖给它呢？我那是负责的表现啊，我要让整个团队生存下来。
邵：能透露一下他们给了多少钱吗？
朱：钱其实挺少的，数十万美金。它里面有很多条款。那个时候钱对我来说根本不重要。在这之前我们有过几次数百万美金的并购机会，我都给拒绝了，钱对我来说并不重要，但那是“9·11事件”之后了，就是所谓的“Post-9/11”。整个互联网就是坟墓一样的。
起点中文网
邵：我们去采访起点中文网的时候，也问过他们关于榕树下的问题，你们之间互相认识吗？
朱：我认识吴文辉，我当时在盛大是副总裁，他是起点的创始人。在那之前，他们还没有做出来，我们不认识。
邵：您在做榕树下的时候，跟论坛上那些看类型小说的人有过交往吗？
朱：没有交流过。我就是一个宅男，不爱出去社交的。这么多年我都没打过自己的名气，现在“朱威廉”三个字不够响，因为当年我都是用“will”这个网名的。
邵：你们和当时类型小说的读者是两路人，对吧？
朱：是两路人。
邵：我们在写网络文学发展史的时候，以“文学青年”来命名榕树下的这批人，把起点中文网那批人称为“故事群众”。
朱：或者“玄幻小伙”也是可以的。
李：您在盛大的时候，因为之前有网络文学相关的经历，陈天桥没有让您负责文学方面的事务吗？
盛大收购后的新版“榕树下”
朱：主要负责的是市场、公关和新业务三大块，跟文学一点关系都没有。当时陈天桥授命我跟唐骏去贝塔斯曼谈收购榕树下，结果也没谈成，我挺郁闷的。我估计在他们看来，榕树下对他们而言是没什么价值的。后来我离开了盛大，他们以盛大文学的形式把榕树下收回来了。
邵：盛大那边，陈天桥、侯小强和吴文辉他们团队好像也有龃龉，您怎么看他们？
朱：这我不能发表评论。
邵：那您怎么看盛大想把游戏和网络文学做到一起的尝试？
朱：陈天桥当然希望把文学做进去。他一直觉得游戏是上不了台面的，文学是可以的，他也是“文学青年”。他也很关注榕树下，早就认识我了，他认识我的时间比我认识他的时间长。
邵：陈天桥也算是“文学青年”，在文化气质上和您比较接近吧？
朱：陈天桥、侯小强和我这三个人中，我最接近“文学青年”吧，最有情怀（笑）。其次是侯小强，第三是陈天桥。
邵：我们两边都采访过，我觉得有些遗憾，大家当初没有能更好的合作。
朱：嗯，人生就是充满遗憾的吧。
邵：如果更好地合作，今天的网络文学会更加平衡。
朱：对，会更具有理想气质。
邵：您觉得合作里边除了商业的问题，是不是也有文化气质的问题
朱：嗯，这个不好说，因为我跟陈天桥、陈大年也都是好朋友，所以不好说。
六、 中国互联网发展迅速，但缺乏人文精神
李：您经历了中国互联网早期发展的历程，后来从事的行业也跟中国互联网有密切联系。请您谈谈对中国互联网的看法。
朱：我是1994年回到上海来的，在美国经历了互联网早期，那时美国互联网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总的来讲，中国互联网发展我经历的更多一些，中国互联网发展其实也是整个世界互联网发展的一个缩影。我觉得在开局的时候非常棒，我们没有完全做copycat（即模仿者——整理者注）。
当然，当时也有很多还是copy国外模式的。一些有志青年在各自的领域将具有中国特色的互联网做了出来。我记得那时候东京早稻田大学还有一个专家组来到榕树下学习调研了一段时间（李：调研哪些内容呢？），他们就很奇怪文学跟互联网是怎么结合的，到底是怎么回事，他们在日本都闻所未闻的，在中国却蓬勃发展起来，他们专门就过来了解一下。
2000年的榕树下
在商业模式方面，因为我们庞大的人口基数，还有特殊的社会情况，互联网的商业发展更加迅猛，很多国外办不到的或者他们需要很久才能办到的我们中国很快都办到了。但是中国整体的互联网的人文精神欠缺，现在就是钱、钱、钱。如果把时光往回倒回20年前，那时的互联网更加让我振奋、欣赏。虽然那时连支付问题都没有办法解决，我饱受折磨，但那时更纯粹，更具有人文精神。
邵：陈村老师当时说网络文学在商业化以后，他觉得“网络文学最好的时代过去了”。您当时是反对他的？
朱：对，我当年反对他这个观点，后来也还是反对的。我当时觉得最好的时代还没有到来啊，一定会来的。我认为社会的发展是圆圈式的，往往是起点变终点，终点变起点。我不知道下一个好时代什么时候来，但一定会来的。
李：这种“最好的时代”很多时候还是靠商业来推动的呀。
朱：社会总是会往前发展的。我不否认现在商业的便利性，但我所说的是在精神价值方面，这些年来根本就没有什么大的建设。
2017年12月1日，朱威廉(中)、陈村(左)、李强（右）在上海陕西北路网文讲坛 "当年榕树下"网络文学20年回顾活动现场
李：我看到有新闻说您在2008年的时候还是有机会回到榕树下的，但是后来没有成功，那时候没有施展您的抱负或弥补当年那个遗憾吗？
朱：2008年我们确实正式谈判过，但对方开出了一个我根本没办法接受的价格。
李：其中有没有您对当时网络文学市场前景的预判，您觉得可能不值那个价？还有没有其他的顾虑？
朱：它的价值肯定是大的，这我是清楚的，但开出的价格是不友好的，我根本没有办法负担，后来就走人了。
李：看报道说您自己那时也打算做一个新的榕树下网站的？
朱：有的，但我后来又不忍心，是出于两点考虑。第一，我不想再做一个网站去取代榕树下，毕竟这是我挥洒了青春与汗水的地方，是我们这么多人共同维护的精神家园。第二，我也老了，如果让我一天再干20个小时的话，我怕英年早逝，撑不住啊。
李：您可以引入资本，然后找专业团队来做啊。
朱：我要做的话，一定是要按照我的想法来的。我一创业就是最极致的状态，会花大量时间。我的精力方面会有问题，当时我还有其他的公司，如果这样做的话，就会牺牲其他公司，对我来说也是不大现实的。
邵：您的想法，还是认为文学网站一定要有一个很强大的编辑系统吗？
朱：我觉得是要有的，像现在有些头条新闻，错别字多的离谱。20年前，像这种水平的编辑，我肯定早开掉了。我觉得底蕴是要有的，对文字应该有敬畏之心。如果没有严谨态度，就这么随意发表的话，是非常不负责任的。
邵：但您说的编辑系统更像是原来纸媒的审核系统，这种审核会不会跟互联网的自由形态相悖？
朱：所有的系统，不管是哪个年代的，后面最关键是人文精神。我觉得今天很多人是不具备人文精神，出现那么多错别字，说明他们并没有全身心投入其中。
邵：错别字是一方面，但现在互联网的精神恰恰是自由的啊，是草根民主精神，可能不太需要编辑来审核筛选。
朱：现在的互联网精神是赚钱吧，我没看到什么自由精神。最开始还比现在好，那时整个中文互联网处于生长阶段，但现在你看都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也难怪像榕树下这类的网站不会再出现了，谁那么傻呢？当年我给榕树下投那么多的钱，现在连VC、PE（VC是Venture Capital的缩写，即风险投资。PE是Private Equity的缩写，即私募股权投资——整理者注）都没那么傻吧！
邵：这跟您成长于美国的经历有关系吗？
朱：跟我个人对生活对金钱的认知有关系吧。换成别人不一定会这么做。
邵：这真是很难得的，中国网络文学当时有您的支持也是幸事。好，时间关系，今天我们就到这里。特别感谢您在百忙之中接受我们的采访。
（文/李强 邵燕君老师 本文发表前已经过朱威廉先生审阅确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