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说千秋功罪惟有“良知”
“诗佛”王维对于历史人物、历史事件，是有着自己独特的观点。
比如，在前面的美篇中，就曾经介绍了王维，对秦始皇、息夫人、楚文王，等等著名人物的个人见解。可以看出，“诗佛”写作很少人云亦云，有使命、有担当，更充满慈悲。
今天介绍的这篇《李陵咏》，就更具代表性。
我现在常常想：王维为什么要为李陵蒙冤“大声疾呼”？莫非时年十九岁的他，预感到了几十年后自己的“宿命”？！
再或者，一语成谶？
行笔至此，忽然想到这样一句话：对于历史人物，如果你看不到这个人的缺点，那说明你离“真相”很远。
我们先还是来看看这首诗，究竟写了些什么：
《李陵咏》
汉家李将军，三代将门子。
结发有奇策，少年成壮士。
长驱塞上儿，深入单于垒。
旌旗列相向，箫鼓悲何已。
日暮沙漠陲，战声烟尘里。
将令骄虏灭，岂独名王侍。
既失大军援，遂婴穹庐耻。
少小蒙汉恩，何堪坐思此。
深衷欲有报，投躯未能死。
引领望子卿，非君谁相理。
说实话，个人认为，这首诗在写作技巧上，并没有过多可圈可点之处，只不过是内容“敏感”。
关键词就是“李陵事件”。
先来看“李陵”其人吧：
李陵，字少卿，西汉名将李广之孙。善骑射，武帝以为有广之风，使将八百骑，深入匈奴两千余里……不见虏还，拜为骑都尉。天汉二年（前99年），李陵将其步卒五千人，出居延，北行三十日，至浚稽山，与单于相遇。单于以骑八万围击陵军，陵且战且走，杀伤匈奴万余人。后矢尽道穷，遂降匈奴。
请注意“遂降匈奴”中的“降”！
堂堂大汉帝国的将军，居然“投降”了匈奴！
据说，汉武帝“龙颜大怒”、“雷霆震怒”：你是名将之后，就是战死，也不能“投降”啊！这，关乎“气节”！
于是，汉武帝下令：夷其三族！
此举细想“极恐”，多少无辜且“鲜活”的生命啊，惨遭诛连！
不忍下笔……
谁也没有想到，这件事却对另外一个历史人物的人生，产生了重大影响！
谁啊？太史公——司马迁！
怎么回事？
当时啊，司马迁正在琢磨着如何“名垂千史”，在那儿动脑筋呢，汉武帝气吟吟地来了：真是气死寡人啦，爱卿，你来说说，李陵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作为史官，司马迁对于李陵战败投降匈奴之事，所得到的资讯，相对更多，且更全面一些。以他的智力，也明白，皇上只是想看看他的“态度”。
结果，汉武帝“失望”了！
司马迁显然没有“顺杆子爬”，而是据理直言：“陵事亲孝，与士信，常奋不顾身以殉国家之急。其素所畜积也，有国士之风。今举事一不幸，全躯保妻子之臣随而媒蘖其短，诚可痛也！且陵提步卒不满五千，深輮戎马之地，抑数万之师，虏救死扶伤不暇，悉举引弓之民共攻围之。转斗千里，矢尽道穷，士张空拳，冒白刃，北首争死敌，得人之死力，虽古名将不过也。身虽陷败，然其所摧败亦足暴于天下。彼之不死，宜欲得当以报汉也。”
司马爱卿，你在说什么呀！朕怎么觉得你是在为李陵开脱呢？汉武帝越听越愤怒。
司马迁的意思呢，主要意思似乎是，李陵已经“尽力”了；作为统帅的“贰师将军”李广利，没有尽到自己的“帅”责。
这里“剧透”一下：“贰师将军”李广利，是汉武帝宠妃李夫人的哥哥。地球人都知道，老虎的屁股摸不得啊。
何为“贰师将军”？
西域共有三十六个小国，星罗密布。其中，有一个大宛国，盛产一种名马，这马十分健壮，奔跑后能流出血红色的汗水，由此被称为“汗血宝马”。 大宛国盛产汗血马的地方叫“贰师”。担当此类征伐职责的指挥官，自然就是“贰师将军”。
我们接着回到大汉朝廷，看当时汉武帝为什么又“龙颜大怒”——
司马迁认为啊：李陵平时孝顺母亲，对朋友讲信义，对人谦虚礼让，对士兵有恩信，常常奋不顾身地“急国家之所急”，有国士的风范。
紧接着，司马迁越说越激动：“李陵只领了五千步兵，吸引了匈奴全部的力量，杀敌一万多。虽然战败降敌，其功可以抵过。我看李陵并非真心降敌，他是活下来想找机会回报汉朝的。”
说实话，作为局外人，司马迁痛恨那些只知道保全自己和家人的大臣，他们如今见李陵出兵不利，就一味地落井下石，夸大其罪名……据说，公孙敖还谎报，李陵为匈奴练兵，以期反击汉朝。
事实被证明“子虚乌有”。
司马迁的“直言”，触怒了汉武帝，把天“捅了一个大窟窿”。
刚愎自用的汉武帝，认为他是在为李陵辩护，讽刺劳师远征、战败而归的李广利，怒不可遏，下令将司马迁打入大牢。
最后，司马迁也以“欲沮贰师，为陵游说”，被定为“诬罔”罪名。
诬罔之罪，为“大不敬”之罪，按律当斩。
司马迁被推到了生死抉择“关口”：
面对大辟之刑，慕义而死，虽名节可保，然书未成，名未立，这一死如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之死无异。
回顾历史啊，许多伟大的人物，其实都是带着某种“使命”来的。
索性来数道数道：文王拘于囚室而推演《周易》，仲尼困厄之时著作《春秋》，屈原放逐才赋有《离骚》，左丘失明乃有《国语》，孙膑遭膑脚之刑后修《兵法》，吕不韦被贬蜀地才有《吕氏春秋》传世……
司马迁冥冥中觉得，自己的使命，就是一部“书”！
为了“使命”，屈原“向生求死”；
为了“使命”，司马迁决定“向死求生”!
最后的抉择，大家也看到了：司马迁毅然选择了以“腐刑”赎身死！
这一“抉择”，对司马迁的影响，超乎了所有人的“想象”！
首先，身份从此“另类”。司马迁原本是朝廷的一个官吏，接受“宫刑”以后，他成了一个不是太监的“太监”了。其一，成了一个男人的另类，他不再被认为是一个“男人”。其二，他成了一个士大夫的另类，他不可能被“士大夫”阶层所接受。其三，他成了一个“文化人”的另类。也就是说，最有资格被称为“文化人”的司马迁，被原来所归属的群体开除了！不承认他是男人，不承认他是文化人，不承认他是士大夫。
第二，终生陷入“羞辱”。司马迁在谈到自己接受宫刑的痛苦时说：行莫丑于辱先，而诟莫大于宫刑。为人一世，最大的错事，莫过于侮辱了你的祖宗。说一个人在社会上生活，你被人指责的最大的过失，莫过于你接受了宫刑。所以，司马迁后来在《报任少卿书》中说，是“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所如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唉，不堪回首，不堪回首啊。
第三，虽生犹“死”。人，终究是一种社会性的动物。作为一个社会性的人，他必须要得到社会的承认。司马迁保全自己生命的代价，是付出了作为一个人的尊严。所以，接受宫刑以后，作为男人的司马迁死掉了；作为一个封建士大夫的司马迁，也死掉了。在接受了精神与身体的双重折磨以后，司马迁被迫，从一个被人们看不起的社会最底层那个社会身份，去看待人，看待人生，看待历史。作为个体，是司马迁之大“不幸”！
但是，站在历史的角度，站在中华文化的角度，却是“大幸”！
因为《史记》！
在坚忍与屈辱中， 司马迁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识，创作了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完成了那个属于“太史公”的使命。
公元前91年（征和二年），《史记》全书完成。 全书130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余字。
鲁迅先生誉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关于《史记》的面世，据说有这样一个故事：
司马迁有一个女儿，嫁给了权贵杨敞，生有二子：大儿子杨忠，小儿子杨恽。
杨敞在汉昭帝时，曾官至宰相，权倾一时。
二子杨恽自幼聪颖好学，他的母亲把自己珍藏着的并且深爱着的《史记》，拿出来给他阅读。
杨恽初读此书，便被书中的内容吸引住了，爱不释手。杨恽成年之后，也常常把它当做案边书，读了好几遍。每读一遍，总是不觉热泪盈眶，扼腕叹息。冥冥中，觉得自己肩负着一种“使命”。
在汉宣帝的时候，杨恽被封为平通侯。
这时候啊，他看到当时朝政清明，忽然想：这正是外祖父司马迁这部巨著，重见天日的时候！于是，就上书汉宣帝，把《史记》献了出来……
啊哈，从李陵扯到司马迁，再到《史记》，话题似乎扯得有点远。
好啦，我们还是回到王维的《李陵咏》。
在此诗中，王维从“汉家李将军”首句切入，便如长河直泻，奔腾而至，夹叙夹议，把李陵重大事件“合盘托出”。
从李陵“三代将门子”的出身落笔，着重描写他对敌作战的勇敢精神，表现他对汉室的忠心，对他的不幸结局表示同情。
其实，看到这里，我们是不是觉得内容有些眼熟？
前文中，司马迁好像也是这么说的。
王维读史有感，为英雄李陵蒙冤所震撼。
呜呼，史上有多少英雄忍辱负重，有多少英雄蒙冤不悔，惟盼有人知情，有人替申辩，还自己一个清白。
李陵有幸：同朝，有司马迁；后世，有王摩诘！
面对李陵的遭遇，年仅十九岁的王维，无可奈何地发出了——谁雪英雄“穹庐耻”的呐喊!
穹庐，是指用毛毡制作的大型圆顶帐篷。穹庐耻：遭遇同居“穹庐”，即指投降匈奴的耻辱。
王维的呐喊，确实是一种无可奈何。
此诗末四句，让人强烈地感受到这样的情绪：“深哀欲有报，投驱未能死。引领望子卿，非君谁相理？”
诗中的“理”，就是“申辩”。这、这、这，没有办法说啊！
当年李陵降匈奴后，汉武帝甚怒，问太史司马迁。司马迁替李陵辩解，从而触怒汉武帝而下狱，受到宫刑。
写到这里，又引出一个大名鼎鼎的历史人物：苏武。
苏武，字子卿，天汉元年（前100年）出使匈奴，单于多方胁降，武皆不为所屈，遂被留匈奴凡十九年，昭帝时还汉，拜典属国。陵与武素厚，单于尝令陵说武降，武不从。后武归汉，陵曾置酒与之诀别，泣下数行。
这《苏武牧羊》啊，是一个流传千古的故事。
故事是说啊，西汉时期，汉武帝派大臣苏武等为使者，出使西域同匈奴单于修好。由于汉朝降将鍭侯王的反叛，单于大怒，扣押了苏武等人，劝其投降。苏武宁死不屈，坚决不降，被迫沦为匈奴的奴隶，在茫茫草原上放羊，19年后才回到汉朝。
有史料说，李陵曾经受命劝说苏武投降，但是，被拒绝了。
据说，李陵和苏武，还是有过一段交情的。但是，他却羞于和苏武见面。因为，李陵投降匈奴，最初实乃权宜之计。可是，剧情急转，汉武帝杀光了他全家，使得李陵再也了无牵挂。
这个时候，匈奴单于一直想方设法，劝说苏武“变节”。可是，苏武始终不为所动。所以，单于就想到，让李陵去劝说苏武。
据说，李陵烹牛宰羊，为苏武举办了一场丰盛的宴会。期间，他便按照单于的意思，劝降苏武。尽管李陵的说法，被认为还是很有说服力的。但是，终被苏武拒绝。
李陵是打内心佩服苏武，对比自己，确实感到羞愧。
人各有志，互不相劝。双方约定，喝酒就是喝酒。此后，李陵又与苏武痛饮了几天，然后，惜惜而别。
苏武的坚守，终于有了圆满的结局，被“礼送”回汉。。
回到汉地以后，苏武受到了汉昭帝的各种礼遇。朝廷给苏武加官进爵，赏赐金银，以表彰他的这种气节。
可以说，苏武已经成为大汉朝的灵魂人物，那是“气节”的象征。
写这首诗时，王维年仅十九岁。
王摩诘所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数十年后的“安史之乱”中，自己竟遇到与李陵一样的窘境！
这，也成为他引以自悔的人生污点！久久而陷入赎罪的深渊，直到“往生”。
莫非，他是未卜先知？
抑或，是一语成谶？
真所谓“穷途悲歌，沉郁苍凉。”
客观而论，王维与司马迁，有着类似的“历史观”， 评说千秋功罪惟有“良知”。
何为“良知”？
先看儒家。孟子提出了“四心四端”说，分别是：“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
与之相对应，佛家讲“四无量心”，即“慈悲喜舍”。
老子在《道德经》中说：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
所以，“良知”即天理、即天道，与“本心”合一。
对于李陵其人其事，司马迁对汉武帝“仗义执言”，正是基于“良知”；王维诗叹《李陵咏》，也是基于“良知”！
这，其实就足够了。
行笔至此，忽然想：一个文人的活法，除了出仕兼济天下，化笔为史，将自己永远地镶嵌在史书中，也是一种活法。
对一个文化人来说，若干年后，在一个寒冬的夜晚，若还能有三五个人，聚在一起，红泥小火炉，或煮茶、或温酒，谈论着关于“自己的故事”，那就还是挺值得的！
不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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