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教士杨格非说：中国人最需要的不是上帝而是医生
公元2020年7月14日0时，本号在“天眼查”网站上搜索“协和医院”，检索结果报告全国共有2095家以“协和医院”冠名的企业。
在这2095家”协和医院“中，排序第一的“协和医院”是创办于2015年的“唐县协和医院”，这是一家民办医院，注册资本三万元。
这是一家“正版”的“协和医院”么？北京协和医院的陈明雁曾对此做出过回应：除了北京协和医院，只有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武汉协和医院）、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与“协和”有历史渊源。
北京协和医院虽然是三所正版协和医院中成立最晚的，却是第一个使用“协和”这个名字的医院。
协和，译自英文的UNION，即联合之意。其名来自1906年，英国伦敦会与英美其他五个教会合作开办了协和医学堂，为协和医学院的前身。名为Union，被雅致地译成中文，称作协和。1915年，由美国的基督徒，老洛克菲勒的洛克菲勒基金会收购协和医学堂。随后，洛克菲勒基金会投入资金进行新校建设，1917年，北京协和医学院落成。
北京协和医院是洛克菲勒基金会于1921年创办的。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其前身是由福州圣教妇孺医院和马高爱医院合并成立的福州基督教协和医院）是由美国基督教会于1860年创办的。
而此次抗击武汉肺炎的最前线——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亦称武汉协和医院（原汉口仁济医院）则是由英国基督教伦敦会传教士杨格非于1866年创立的。
杨格非，一个很中国的名字。
说到格非，你会想到谁呢？我想到的是李清照的父亲，也是苏东坡的学生李格非（见拙文《自古无双李易安》）。格者纠也，非者错也，格非者，改过而自新也。如果没有深厚的中华文化底蕴，你相信一个洋人会给自己起这样一个名字么？
1831年12月14日，杨格非（本名格里菲斯·约翰，Griffith John）出生于英国威尔士南部海港城市斯温西(Swansea)的Greenhill 区Llangyfelach街14号，一个公理会基督徒的家庭。他是家中的幼子，也是唯一的男孩。他的父亲是当地一家名叫雄威安的公司的监工，薪水不高，所以日子过的并不宽裕。他家所住的街区污水横流、霍乱肆虐，这使得他从小对医疗和卫生就有了比常人更加深刻的认识。
八个月大时，他的母亲死于霍乱，他被自己的姑母抚养。他的姑母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所以他说“我是从摇篮里就在宗教的气氛中长大的……到我大约八岁时已成为对宗教有深刻印象的孩子了。”
也就是在8岁那年，杨格非被公理会教堂接纳为正式成员。
由于家庭经济条件不好，12岁时杨格非就到离家20英里外的一家杂货铺当童工。
14岁时他在一次祷告聚会中进行了第一次讲道，此后，他就成了当地最年轻，也是最受欢迎的布道者。16岁就开始正式在教堂里定期讲道。随后进入威尔士和英格兰学习神学。
18岁时，他的父亲也因霍乱去世了。
1850年，19岁的杨格非靠完全自学考入布雷肯大学。1854年1月，他转入布雷德神学院，这是一所专门培养派出海外传教士的神学辽。1855年3月，他被按立为牧师。同年5月，他携新婚妻子玛格丽特登上远洋客轮前往大清国的上海。
按立是指持有圣职权柄的教会成员们，将手按在另一个成员的头上，凭借其所持有的高级圣职权柄，将较低级的圣职权柄授予这个成员的过程。
在海上漂泊了127天之后，1855年9月24日，杨格非夫妇抵达上海。到上海之后，他开始努力地学习中文，只用六个月的时间，他就达到了很高的汉语水平，说、写中文都非常流利。
次年，也就是1856年，杨格非开始单独传教。1856年6月30日，杨格非写信给伦敦教会，汇报了他在传教过程中的困惑，他说：
清国人似乎是我所见到和了解到最漠不关心、最冷淡、最无情、最不要宗教的民族。他们全神贯注于这样的问题，我们将吃什么？我们将喝什么？或是我们拿什么来蔽体？他们也留心听道，但听了也后会说，很好。仅此而已。
1861年后，西方国家获得在中国内地建立教堂的权利，杨格非成为最早的被派往华中地区的传教士之一。
1861年6月9日，杨格非与威尔生牧师一同乘上了“赫勒斯邦”号汽艇溯江而上，在船上，他十二分的激动和兴奋，他说：
感谢上帝，是你让这条宏伟而美丽的河流成为十字架使者们的阳关大道。
1861年6月21日，杨格非到达汉口，为了更加靠近平民，他没有住在英国租界，而是穿着长衫、拖着一条假辫子在在汉口的大街边上，设摊布道，直到有了自己的教堂。
此时的大清国，鸦片战争硝烟未散，英国商人继续将鸦片大量输入中国，国民继续被鸦片荼毒，终日生活在烟榻上，了无生气，健康日见低落，体质更趋羸弱。杨格非认为这种致命的鸦片贸易存在非常不光彩的劣迹，将会导致中国人抵制传教。于是他一边苦口婆心提醒中国人，吸食鸦片有百害而无一利，应拒诸千里之外，切勿接触为上；另一方面，多次透过传媒，向英国政府上书，谏议停止对大清的鸦片贸易。
但由于当时英中贸易存在很大的逆差，而大清的市场只对英国的鸦片感兴趣，故一切如旧。杨氏的谏言虽未能即时遏止英政府的鸦片贸易，但他维护中国人福祉的勇敢言行，深受人们敬佩。
在中国传教几年后，这个传教士竟然说：
中国人最需要的不是上帝而是医生。
于是他向在华的商人发起募捐，他要建几所医院。
从1861年到到1865年，杨格非共向西洋商人募捐了八千多两白银，其中有一个西方商人一次就向他捐款白银二千五百两。用这些钱，杨格非建若干个传教点，还有多所学校和多所医院。创立于1863年的武汉四中，就是他创建的七所学校中最早的一所，而一度处于抗疫最前沿的武汉协和医院，其前身就是他创立的十所医院中最早的汉口仁济医院，时间是1866年9月。
杨格非所建的学校和医院占用了英国在武汉租界的一半以上的土地。
1889年，出于对杨格非在中国传教工作的赏识，爱丁堡大学授予他神学博士学位。
1912年初，大清退出了历史的舞台，杨格非也退回了英国。
1912年7月26日，杨格非染疾而终。在他的家乡，有两千多人参加了他的葬礼。
杨格非81年的一生中有55年（美国基督传教士司徒雷登也是55年）是在中国度过的。在1905年教会为纪念他来华宣教五十周年而举办的感恩会上，这位“华中使徒”充满深情地说：
如果上帝再给我五十年，我仍将全部献给中国。
尽管杨格非穷其一生为中国建了许多的医院和学校，感化了许多的信徒皈依基督，但在他身后的相当长的时间里，我们对他的评价一直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马前卒。并在随后，消除了一切与之有关的印迹。
今天的中国人，也许没有几人会知道这个伟大的基督徒的名字，但无人不会体会到这个圣徒的光辉带给我们的温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