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之金陵十二钗
说起《红楼梦》想必大家都知道，即使没看过原著，也大概看过相关影视剧，道听途说过相关故事。该书以女娲炼石补天剩一石未用弃在青埂峰下受日精月华通灵为引，描述它被和尚茫茫大士、道士渺渺真人送到“昌明隆盛之邦、诗礼簪缨之旅、花柳繁华地、富贵温柔乡走了一道”所发生的各种故事。故事虽为虚构，但是涉及的各种礼法制度、风俗习惯、楼阁建制、诗词歌赋等再现了古代封建社会的生活环境，为现代人窥探古人、研究历史起到了一个很好的窗口作用。当然，作为一名普通的吃瓜群众，文化功底不够深厚，大多落入一个“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的凡夫境界，能留下印象的大抵只有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之间的恋爱婚姻悲剧，以及金陵十二钗红颜薄命、命运蹇劣令人同情。
除此之外，通篇读来，品读判词，想必大家一定会有我一样的疑问：为啥大家闺秀、聪明伶俐、才思敏捷的金陵十二钗竟无一能善终呢？是作者故意为之，还是历史的真实写照？如果是历史的真实写照，那么又是怎样的一番光景硬生生地在制造各种人间惨剧？要想解答这一疑问，自然要先从历史真实环境说起。自从私有制产生依来，世界各地不约而同、先后进入父系社会，男性成为社会财富的主导者。至于为啥会出现这一必然性，恩格斯在他的名著《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说得很清楚，这一切都是生产力、经济条件发展的必然结果，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家庭作为社会的最小单位，随着社会制度越来越多地受劳动的发展阶段和所有制的支配，自然也逐渐由男性主导，承担生存与繁衍的责任。由于女性在社会发展过程中逐渐丧失与男子平等地发挥重要作用，自然在经济话语权上丧失了与男子一样的平等权利。如果说最开始是自然演化的结果，那么到了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这种不平等就被社会制度进一步巩固和加强，人为因素也在逐渐增强，以至于最后几乎女子都退出外部的生产活动，只负责家庭内部事务的处理。试想想失去了外部生存能力，一切仰人鼻息，又怎能决定自我命运？对于占据社会财富中心的富贵之家，周围虎视眈眈，男子尚不能在竞争中永保已有地位，作为依附者的女子，这种命运就显得更为漂泊零落了。吟诗作赋只是优渥生活的锦上添花，绝不是对抗命运的雪中送炭，因此金陵十二钗的命运，是各种竞争、权利交替中的惊鸿一瞥，随社会关系浮沉。她们形而上的才思敏捷，不触及实际生存问题的解决，终究只是小智，一旦涉及到命运抉择，就显得幼稚肤浅，不堪一击。
这让我想起了挪威剧作家易卜生的《玩偶之家》，主人公娜拉在经历了一场家庭变故后，终于看清了丈夫的真实面目和自己在家中的“玩偶”地位，在庄严地声称“我是一个人，跟你一样的一个人，至少我要学做一个人”之后，娜拉毅然走出家门。娜拉“离家出走时的摔门声”很酷，惊动了整个欧洲，成了当时激进女性的效仿对象。然而人生不是剧本，虽然娜拉走出家门是全剧的结尾，但是并不是人生的结尾。作为一个不参与社会事的女性，娜拉摔门而出之后会怎样呢？剧作家可以不用考虑，也没有义务考虑，但是作为活生生的社会存在个体，为了生存，她必须去考虑。那么当时娜拉出门之后的出路在哪里呢？诸位仔细想想就不难得出答案：不是堕落，就是回来。如果堕落，她的命运将更为悲惨；如果回来，那么她的斗争将毫无意义。因此，针对这一问题，鲁迅曾经还特地发表《娜拉走后怎样？》的演讲警示当时积极探索中国命运和出路的知识分子，只有妇女真正掌握了经济大权，参与了社会生活，不把自己局限在小家庭里，不把婚姻当成女人唯一的职业，才有可能真正获得“解放”和“自由”。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也提到：“女性参与社会事务的程度直接决定了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女性地位的最终改变仍需要通过女性更多地参与社会事务的方式来实现”。因此除了要求在制度上保证现代生产体系为女性参与社会生产提供条件，还需要女性自己主动去参与社会事务活动。
如果说金陵十二钗和娜拉的悲剧来源于社会制度没有提供给女性相应之的职位让她们参与社会事务而寄命于他人，祸福由天，那么在今天，在“女子与男子拥有同样权利参与社会事务”被写入法律的今天，很多女子好逸恶劳，贪图享受，只想占有平等权利而不想付出对应劳动、大搞性别对立，就显得愚昧幼稚，贻笑大方。
贾宝玉考取功名，固然有能力改变红楼梦中各女子的命运，但是谁知道考取功名后的贾宝玉不会退变成新的贾赦、贾政呢？把命运交给自己才是最大地善待自己。如果“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那么需要做的是尝试去改变制度，修改规则，而不是在零和博弈中耗尽自己以及和自己一样的他人。
文章被以下专栏收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