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博·日本江户时代的浮世生活（下）

《见立十二个月》之七月织女、八月中秋赏月
公元1854年4月
第三代歌川丰国 绘
东京都江户东京博物馆

画中描绘了七夕节和中秋节观赏满月的情景。

图中所描绘的就是织女形象（长着一张日本脸蛋，穿着日本服饰的织女还是第一次见到喔！），而织女的传说就是从中国传到日本。

日本赏月分为8月15日和9月13日两天。赏月当天，人们用芒草等秋天生长的草做装饰，并用豆馅儿做的米粉团和芋头等食物摆满桌宴，享受赏月的乐趣。

点击查看中国的月亮节 农历八月十五，中秋

《风流五节》之重阳节
公元1843年
第一代歌川国贞 绘
东京都江户东京博物馆收藏

到了江户时代重阳节又称菊花节，此时正是赏菊的最佳时节，菊业得到了更广阔的发展，各种菊会也开始盛行。这一天江户人除饮用浸泡了菊花的菊花酒之外还要做应景的粟子饭。

樱花是日本大众崇尚的花，樱花代表大众；菊花是日本皇室的家徽，皇室的象征，代表日本皇室。在平安时代菊花从中国传入日本后，因其吉祥、长寿的寓意而受到皇室的喜爱。到了镰仓时代，后鸟羽天皇因酷爱菊花，亲自铸刀并刻上了 “十六瓣八重菊纹” ，被称为 “菊御作” 。至此，“菊纹” 正式成为皇室的家徽，直至今日。

在画中可以看到瓶内插着黄色、红色的菊花。在重阳节这一天，日本人只用菊花进行插花，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视作一种特殊的仪式。

关于中国重阳节的小文，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点击 农历九月初九，重阳

《见立十二个月》之十一月寒牡丹
江户时期（公元1603—1867年）后期
长谷川雪旦 绘
东京都江户东京博物馆

这幅绘画表现的是一年当中的第11个月份，并以在夏冬两季开花的牡丹作为主题。为了抵御大雪和寒冷，冬季开花的牡丹那像草帽一样的花形被画家表现了出来。

冬天过后春天就会来临，画中的小鸟暗示着季节不仅仅在变换而且还在永远不断地循环。即描绘了自然景物的面貌，又表现了时间的流淌。

长谷雪旦是江户时代后期的画家，他不拘于流派，荟萃各种绘画风格于一身，其素描的功底也很出类拔萃，并以为江户地志杂志（江户名胜图绘）创作插图而享誉画坛。

===平民·教育===

儒家文化圈包括中国、日本、朝鲜和越南，中国是儒家思想的发源地。早在4世纪时《论语》就已传入日本，自6世纪中叶开始推行 “大化改新” 全面模仿唐代的政治制度，在公元8—12世纪日本模仿中国唐朝的科学制度，建立了用儒家经典培养官吏的 “大学寮” ，实行以贵族子弟为选拔对象的贡举制度。到了江户时代，程朱理学成为德川幕府的官学（原于德川家康个人十分偏好朱熹，历代德川将军也都是儒学的热烈拥护者），1797年在江户建立了昌平坂学问所，后称 “昌平黉”，是一所儒学的教学研究机构，现在一般称为 “圣堂” 。二战时毁于战火，战后又重新修建。

《绘本荣家种》中的私塾景象
公元1790年
胜川春潮 绘
东京都江户东京博物馆收藏

江户时代德川幕府提倡 “对孩子从小就要进行教育” 为正统子女教育观，同时町人阶层也深切感受到知识对于开展贸易活动的重要性，于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私塾兴起，给日本教育带来巨大的活力。江户时代共有2万多所私塾，遍布于都市、乡村的各个角落。

私塾又被称为 “寺子屋” ，就是将寺院或神社里的房间腾出来作为教室使用，主要为训练读写及算数能力的学习场所，类似现在的小学教育。其本质是民间自发性的私立教育组织，在这个氏姓制严密、中央集权专制很强的单一化国家，允许私学发展是平民教育最典型的代表，其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也体现了平民教育的发展水准，在日本教育中是一个值得重视的现象。

私塾学童年龄大都是六至十多岁，男生、女生同在一起学习。每天的学习，称做 “七习”就是从早晨7点半左右学到下午两点半左右，约7个小时。每月的朔日（初一）和逢五（五、十五、二十五）休息，或六天休息一次。私塾先生有男性也有女性，到了江户末期日本男子中有40—50%人识字，日本女子中有15%人识字。所以明治初期日本能够迅速实施义务教育，并能很快取得效果，就是由于在江户时代教育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普及的这个前提。

不过在这幅《绘本荣家种》中的私塾是老师自己家的住宅改成的教室，这种小型的私塾在江户时代比较普遍。

===娱乐·艺术===

相扑运动被誉为日本国粹具有悠久历史，更是日本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不仅仅是一项一对一对抗的格斗术，更不是追求胜利的体育项目。它讲究谦虚端庄的礼仪和殊死拼搏的精神。代表了日本民族好胜求强、又刚又忍的心理和性格。学者金舒莺说：“相扑不仅仅是一种纯粹的运动，它还蕴含着丰富的民族传统和独特的美术情趣，在深层意思义上，它更是民族始终不渝的一种热情，一种民族精神的体现。”

相扑古称素舞，相传在公元前就已出现，它源于日本农耕文化，是日本神道教用来占卜丰谦的宗教祭祀仪式。

劝布施大相扑比赛之入场仪式图
弘化年间 公元1844—1847年
第一代歌川国贞 绘
东京都江户东京博物馆收藏

吃！对相扑力士是一件最重要的事，因为相扑运动不分体重，丝毫不受国际通用的同级别竞技规则的约束，所以越重越有优势。关于相扑比赛的公正性，日本人有自己的判断标准，他们认为相扑力士后天的技道和意志的磨炼比先天给予的身体更加重要，而力量悬殊的对抗，比起势均力敌的较量更有兴味。

大部分相扑力士的体重在110—150公斤，平时除了常吃 “相扑火锅”，还需要吃大块的奶油蛋糕，吃完之后就可以长时间睡觉啦。哇！原来肥宅们最合适的工作在这里。除了吃吃睡睡和苦练相扑技术之外，他们还需要学习日本文化、传统歌曲等等。

到了江户时代，作为职业的相扑力士开始集结于江户，京都等大城市，出现了为相扑专门组织的 “相扑会所”。并制定了相扑场界线的圆形 “土俵” ，及四十八手技法与各种犯规限制，禁止临时参赛等规则。这在相扑史上是一次划时代的进步，职业相扑力士都必须隶属于某一相扑集团才能参赛。由于著名相扑力士的参加以及专供德川幕府将军御览的大相扑赛事的举办，江户逐渐成为相扑比赛的中心并得到繁荣发展。

图中描绘了大相扑开赛前在赛台上举行仪式的情景。在相扑比赛前，力士在入土俵时会撒些盐在土俵上，撒盐有二层意义：一、是为了驱邪，祈祷神灵保佑免于受伤；二、是认为盐可以消毒，撒盐在土俵上即使相扑受伤，也做好了防护措施。级别很低的相扑力士就没有这样的特权。

很多浮世绘都以这种构图方式描绘相扑力士以及相扑比赛的盛况，并且介绍拥有高级头衔的相扑力士，带有明星秀的意味。

仿照相扑赛台与相扑裁判指挥扇而制的烟具盘
江户时代（公元1603—1867年）
瓦雪斋久甫 铭文
东京都江户东京博物馆收藏

这件烟具盘就是把象征相扑的裁判指挥扇和相扑赛场的场景融入设计中，立体再现江户时期采用的赛场样貌。

歌舞伎是日本传统民族表演艺术，与狂言、能剧和人形净琉璃共同构成了日本四大舞台艺术，2009年正式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名录》。歌舞伎这个名字来自于日语单词 “ 傾く”（倾斜），其中歌，代表音乐；舞，表示舞蹈；伎，则是表演的技巧的意思。表演主题主要分为两类：一、历史武士的故事；二、男女情爱故事。

歌舞伎起源于17世纪江户时代，最早是由岛根县出云大社巫女（即未婚的年青女子，在神社专事奏乐、祈祷等工作）阿国创造了 “倾踊” 的舞蹈形式。阿国的名字最早记载于《时庆卿记》中，“ 庆长六年（公元1600年）菊女与阿国共舞。” 在梅玉本的《歌舞伎草子》中提到，阿国参与了庆长九年（公元1604年）丰臣秀吉七周年忌日的祭奠活动。歌舞伎后来在游女（上一篇有过详细介绍）中间流行开来，含有一定的色情成分。在宽永六年（公元1629年），德川幕府以败坏风化，放纵道德，扰乱社会秩序为理由，颁布了禁止 “女歌舞伎” 的禁令。由此 “若众歌舞伎” 应运而生，少年扮女装登台演出，甚至男女混演，这种表演使人神魂颠倒，造成 “男色” 当道，甚至僧人也将布施钱买了戏票。到了公元1652年，德川幕府又禁止了未成年男性演出歌舞伎，并且剧本内容必须健康，从此以后由成年男性演出这个传统一直延续至今。早期歌舞伎以舞蹈为主，配以说唱，表演过于简单，没有剧本，以口传形式传承。后期表演形式进化演变成为 “ 唱、作、念、打” 俱全的表演，除此开始了剧本创作，拥有了主题思想，逐渐演变为多幕剧形式发展。

演员服装多为和服，质地华丽、造价不菲。伴奏乐器有小鼓、竹笛和三味线（一种日本独有的三弦乐器）。

在歌舞伎鼎盛的元禄时代（公元1688-1704年前后），江户的歌舞伎戏院有四座（号称江户四座）。猿若座（堺町），市村座（葺屋町，今天的人形町）、森田座（木挽町，现在的歌舞伎座所在地区，后改名为守田座）和山村座（木挽町），这也证明歌舞伎得到了德川幕府的肯定。

中国京剧大师梅兰芳先生初次与歌舞伎的相遇时说：“我第一次看的时候，使我很惊奇的是不但不觉得陌生，而且很亲切、很熟悉。歌舞伎和中国的京剧有很多共同点比如：京剧的男旦和歌舞伎的女形都是男扮女装来出演女性角色，并且像京剧的生旦净末丑一样，歌舞伎角色分成 “立役” 、“女形” 、“敌役” 、“娘形” 、“二枝目” 等等，还都会用到夸张的脸谱表现性格。。。歌舞伎剧中人只有“念做”，唱则由乐队方面来担任，和我国高腔系统地方戏的帮腔是属于一种性质的，乐器方面也都是和中国所共有的。。。他们所表演的故事类型和情节和我国古代故事结构思想内容差不多如出一辙。”

戏剧大繁盛之图
公元1815—1842年
歌川丰国 绘
东京都江户东京博物馆收藏

这幅图取材于文化十四年三月首演的《樱姬东文章》中的歌舞伎舞蹈，《樱姬东文章》（大多数剧名都是由奇数的汉字所组成）取自江户剧作家鹤屋南北的名剧《东海道四谷怪谈》。

舞台中央左侧画的人物是江户时代最出名的市川团十郎（第七代），专门表演遭受苦难的没落贵族的歌舞伎艺人。

市川团十郎是日本一个从江户初期开始就饰演歌舞伎的世家，采用世袭制。一般由儿子、养子、兄弟或者有实力的徒弟继承衣钵，他们不仅继承歌舞伎这门艺术，也继承了这个家庭的艺名，到2013年为止已经传承12代。

这个名字具有某种性格和价值，几乎接近于一种人格，并且不断超越个体价值被一代一代的不同个体传递继承下来。不是新人取代旧人，而是不断叠加在旧人之上，是作为 “形” 一直流传下去。

观众席上从盛装打扮的女子到单手拿食物看戏的平民，各色人物布满画面，说明当时的歌舞伎艺术受到各阶层的广泛喜爱。

在文献中记载早在江户时代就陆续有中国戏剧在日本上演的记录，并非为1919年梅兰芳先生首次访日公演为开端。

虽然在17世纪中期以后日本进入了闭关锁国的时代，但是日本留有长崎做为唯一对外通商口岸，但只许同中国、朝鲜、荷兰等极少数国家，这里也成为日本最为开放、对外交往最活跃的地方。当时就有不少中国人到长崎去做生意，聚居在此。当时著名学者大田南亩（公元1749—1823年）在日记中就记载了文化二年（1805年）二月二日至四日，在唐人（聚居在长崎的中国人）宅邸看了敬奉土地神的中国剧，并详细地描述了中国商船主在长崎举办酬神剧的场景，包括戏台、演奏乐器、酬神供品，上演剧目，演出情景和故事情节，他的记录成为中国剧在日演出记录的珍贵文献资料。在当时别的文献资料中还记载了1709年、1722年、1734年，长崎政府曾邀请唐人戏剧到政府官邸去举行招待演出的。

这也说明日本在江户时代虽然在外交上实行锁国政策，严格限制民众和外国的贸易往来，但在文化层面其实还是有一定的交流。

贵族府邸内外游乐图屏风
江户时代（公元1603—1867年）
菱川派 绘
东京都江户东京博物馆收藏

这幅屏风描绘了人们春天赏花聚会的场景。

四季每一年的变化与特定季节结合的年度仪式在日本人的日常生活中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也是常常被描绘的题材。日本作家高阶秀尔在《看日本美术的眼睛》中写道：“以敏锐的感觉捕捉每年有规则地轮回的四季，并从那里感觉出深深的共鸣，日本人的这种感受性在美术以及文学、演剧等领域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障屏绘在日本桃山时代最为发达，到了江户时代绘画流派十分活跃，更是推动了其的发展，如这幅画中弯曲的膝盖和腰肢展现了女性柔韧的身姿，是典型的菱川派画法。它随着建筑领域中大型书院式建筑的发展而产生，配合建筑内部装饰。

菱川派的代表人物为菱川师宣（公元前1618—1694年）早年在京都学画，1670年起已经是江户有名的插图画家。他的插图内容十分丰富，包括逸闻书、御伽草子、名胜游记等等，而流行着的典型美女形象被俳句称为 “菱川的东面影” 。

随着时间的不断循环，美是易变而易逝的。对逝去东西的爱惜之情是日本人对美意识的重要因素。

===交通·旅行===

就在关原合战获胜的次年，德川家康便开始逐渐修筑五条交通要道，起点都是江户，从而形成了一个以它为中心、向外发散的交通网络。 五条要道中，东海道与中山道通往天皇所在的京都。前者从江户出发后往南走，沿着海岸线往西；后者从江户出发后往北走，途中经过内陆的山区，最后抵达京都。另外三条则以路线的终点命名，分别称为甲州街道、奥州街道和日光街道。并逐步确立驿站的管理条令、宿驿制度——传马制度。

江户交通体系在三代将军家光时代基本完成，修整后的交通干道，不论让大名前往江户，还是让商人在各地运送货物，又或者各阶层的人到各地旅行（当时旅行成为重要产业，平民需要得到村一级的登记许可，获得出行证明。）都更为容易，而按规则的间距设置关卡，又令道路更加安全，也令关卡周围小镇和客栈相伴而生。在这五条干道中，最大的东海道因为沿途风光明媚，所以格外有名，成为旅行的代名词，也刺激出不少艺术作品，如：日本版画家开始描绘各地名胜，常成套绘制特定地区的风景。

旅行分为二类：一类以到达目的地为最终目标；另一类以感受旅行中的过程为目的；对于日本人来说，行旅是在一种不同于日常生活的环境下，去与自然、与陌生的风士人情进行接触。所以在日本风景浮世绘绘画中，就是连续地用各种形体和色彩表现出旅途中各种各样的体验，情形的艺术，旅行本身就已经是非常重要的了。

东海道线全长53个驿站沿线的名胜 原站之富士山的清晨
天保时期（公元1830—1844年）中期
第一代歌川广重 绘
东京都江户东京博物馆收藏

天保三年歌川广重首次以东海道线为题材创作了《东海道五十三次》，描写了东海道的明媚风光而一举成名。该系列绘画共55帧，包括53帧描绘驿站周边的风景及江户和京都风景的浮世绘在。在他的风景画中通过西洋画的写实方式来描写具有浓郁情调的日本民族的四季景物，以唤起时人的共鸣，又蕴含着一种升华了的情感和超凡脱俗的美。

在这幅风景画中，浮岛原站所看到的富士山山体高大、姿态匀称而优美。从画面的整体布局来看，画家突出了山顶的部分，着重显现出富士山的高度，同时也着实再现了那些驻足回望、对富士山风景流连忘返的旅行者的形象。这和日本人亲近自然，“与自然对话” 并且把自然作为 “获得开悟的场所” 有关。

东海道线全长53个驿站沿线的名胜 蒲原站之夜之雪
天保时期（公元1830—1844年）中期
第一代歌川广重 绘
东京都江户东京博物馆收藏

虽然在画中看不到那些弓着背走路的行人的脸，但是整幅画面中却充满了悲伤的情调。

随着浮世绘版画越来越精致，色彩增多，出现了 “锦绘”、“云母摺”，使得奢靡、浮华、及时行乐的生活被鼓吹，大家纷纷向 “钱” 看齐，等级制度摇摇欲坠引发了政府的不满。于是德川幕府下达各种禁令，浮世绘用色不准超过三种，不准再用云母粉作 “云母摺” 等等，还下令关闭了不少印刷厂，这使浮世绘遭到了重创。直到江户末期的天保年间，以葛饰北斋和歌川广重为代表的画家把浮世绘内容从人物向风景转型，这也是浮世绘最成功的一次华丽蜕变。

因为在江户时期旅行作为一种文化风尚在民间传播开来，普通百姓把到伊势神宫朝圣作为人生中一件快乐的事情（到江户中后期，每次前往伊势参宫甚至有接近日本总人口十分之一的民众参与。），所以浮世绘风景画在这种普通百姓热衷旅行的背景下盛极一时。但浮世绘的核心思想其实并没有内容的改变而有变化，依旧是一种人生短暂无常，追求片刻欢娱的奢靡态度。

伊势神宫位于日本三重县伊势市，被定为神社本厅之本宗，即神社本厅所属所有神社的中心。日本史学界认为其创建于天武天皇（日本第40代天皇，公元673年—686年）时期，主要由内宫（皇大神宫）和外宫（丰受大神宫）构成，内宫祭祀天照坐皇大御神（据传天照大神令天孙琼琼杵尊带稻种植大地上，并与大和民族约定生生世世务农。），外宫祭祀丰受大御神。由于天照大神被视为日本皇室的氏神，因此伊势神宫自古以来便与日本的皇室与朝廷的权威紧密结合，直到1957年后才对外国人开放。

伊势神宫这个被称为神殿的宗教建筑物，每隔几十年就会被完全一模一样地重造一次，共经过了60次建造，一次都没有留下实际建造年代的印记，但每次都会被分毫不差地重建起来，在它重造完成的那一瞬间即成为 “原建筑” ，与一千几百年前完全是一样的价值。在日本文化理解中，不把他们的信赖感建立于物质的永久性上，如同伊势神宫重要之处并不是在这座作为物质存在的建筑本身，而是认为原来的 “形” 才是永久的，这才是保证了他们的记忆传承。

隅田川景物屏风
公元1826年
鸟文斋荣之 绘
东京都江户东京博物馆收藏

该屏风描绘了流经江户城的具有代表性的河流——隅田川的景色。屏风右翼展示的是河流入海的河口处；左翼描绘的是从此河口处顺流而上，经两国到浅草寺再到待乳山周边。屏风记录下隅田川沿岸的名胜，还附带有标注出该名胜名称的小牌，是一幅体现各风景区的全景图。

最后，再说一件特别有意思的木版画。

一生用度之测算
江户时期（1603—1867年）后期
东京都江户东京博物馆

这幅木版画印刷品逐一记录了江户时期一个人从出生到六十岁隐居生活为止所需花销的费用。

古希腊哲学家伊壁鸠鲁把人的需要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属于人的天然和迫切的需要，比如：食品和衣物；第二类同样是天然，但却不是迫切的需要，比如：性欲；第三类既不是天然的，也不是迫切的需要，比如：奢侈、排场、铺张和对成功的追求。而满足上面这些，人这一辈子到底需要多少钱呢？

这让我想起前二个月前看沈腾主演的国产电影《西虹市首富》结尾，本来打算裸捐三百亿，但王多鱼和夏竹突然考虑到需要给未来孩子的生活留下一些钱。那到底又需要多少呢？两人整整算了一个晚上，那张长长的清单，即爆笑又现实。也许人与动物之所以表现不尽相同，首先就是因为人想到了不在眼前的和将来的事情吧！

=== 结 尾 ===

最开头写到日本和中国都经历了闭关锁国的时代，那为什么同样面对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这两个国家却做出了不同的反应和选择？日本从农业社会自主地向现代工业社会成功转型，真的只是明治维新的一蹴而就吗？

学者黄仁宇在《中国与日本现代化的分野》一文中写道：“日本的现代化以明治维新为最主要的里程碑。然则维新之前的一百年，社会体制已向商业化的路途上演进。德川幕府管制之下，全国承平，武士阶级已失去他们原来的用途。明藩大名则在各地成为带有竞争性的农业生产者……及至十九世纪初期，幕府和各藩之间展开了所谓的‘天保改革’。各处减轻赋税，扩充公卖，以特产作为担保，发行票据，整理公债，使商业化的取向愈为明显。因之明治维新之后顺着这历史上的潮流，新建设和新设施持续展开，已成为一种有组织有体系之运动，所以事半功倍。”

维新之前的一百年就包括了18世纪中叶的江户时代，在这个展览中所展示当时人与政权、人与家庭、人与人、人与宗教之间的关系，活色生香的商业、文化、艺术等等，都可以看到中产阶级商人、町人阶级及其赖以生存的社会边缘人随着德川幕府政权自上而下的松绑、放权的转变而开始转变，也萌发了使日本顺利走向现代转型的自觉。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