耕雪山房笔记丛刊 第一种 | 大难：灾害阴影下的晚明帝国——明末灾害与灾异政治研究（1）
耕雪山房笔记丛刊序
退模许久，沉疴不愈；垂死病中，惊坐而起。检视昔日为数会作背景文件数种，未尝不伏案叹息也。伏惟生死旦夕，福兮祸兮，殊难预料；或而谈笑在昨，已而长眠他日。空垂文牍与世，而世亦不尝观一二。
非也余妄图身后虚名，实恨心血东流，如是而已。陈思尝云：“辨时俗之得失，定仁义之衷，而一家之言。虽未能藏之于名山，将以传之同好，非要之皓首，岂今日之论乎？”百千世后，诚如斯言。
余观夫今日圈中种种，未尝不惮学术之弩末，模联之末世耳！然此身亦病，不得挽狂澜、树柱碣，不亦悲夫？痛定思痛，痛何如哉！又及自作数种尚有一二可检，顾自今日始，一一辑校点定，而惯以斋号，特此刊出。不立名、不求实、不以模联为囿。若他日幸弦歌未绝，后人寻访至此，发而视之，以为有一二助；则余身或湮灭久矣，亦不免长笑于蜮域！此何不若鲁壁获书之故事邪？余非狂谲而自比尼圣，但愿微波尚传而已矣！
余寒灯下作此，冀来日之知我者，可于抚卷恍惚之际，想余昔日应若何若何，则余愿已矣！
是为短序。
戊戌残秋廿五日草于姑苏耕雪山房。
此次推出PBSMUN2017天命：1644联动体系第二轮背景文件《大难：灾害阴影下的晚明帝国——明末灾害与灾异政治研究》第一部分
一、明末灾害简述与原因简析
（一）明末各种灾害概况及各自原因简析
1.水灾
首先再在此讨论水灾的次数。对此，各家看法不一，此处列出作为参考：邓云特统计为196次，且为灾害中最多[1]；陈高傭先生统计为496次，占总灾害数的41%[2]；高文学先生统计为722次，其中雨涝为208次，洪涝为255次，海潮为259次[3]。除此而外，鞠明库先生统计为1875次，其中明代最后27年水灾次数为374次[4]，最为详实可信。
[1] 邓云特：《中国救荒史》，商务印书馆，1998年，第30页。
[2] 陈高傭 等著：《中国历代天灾人祸表》，上海书店，1986年，附录：《明代各种天灾百分比图》。
[3] 高文学 主编：《中国自然灾害史》，地震出版社，1997年，第249-259页。
[4]鞠明库：《灾害与明代政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第3页。
从以上的数据不难看出，虽然各家统计有别，但是在有明一代，水灾十分频繁。以明中后期来看，虽然较之前期发生次数大幅减少，但是仍然平均每年会发生5次左右的水灾。由此可见，水灾为灾害中最严重、最频繁、破坏力最大的一种灾害。
除了时间分布十分密集之外，水灾的空间分布也值得细究。如将全国分为北方、江淮、华南、西南四大区域进行统计的话，水灾的空间分布十分不平衡，主要集中在北方地区和江淮地区，分别占总45％和42％。
在此略谈水灾空间分布不均衡的原因。首先，由于明代建立有十分严格的报灾制度，而江淮和北方又恰恰是朝廷最为关注的地区，国家税赋、兵役等多倚重这两个地区，故而对这两个地区的记载理应十分详尽；其次，这两个区域地势相对平坦，而且过境河流众多，长江、黄河、渭河、海河、淮河等巨流更是呈周期性泛滥的特点。
水灾对于国家的影响是巨大的。如上所述，明代水灾多发地多集中在北方和江淮地区。以后果最为严重的黄河水系为例，如果黄河一旦决堤，即有可能冲毁、淹没沿途大量的城市和农田，进而诱发其他如饥荒、疾病等灾难；同时，由于明代财政“多仰给于江南”，故而漕运的畅通与否成为国家财政体系能否正常运转的关键因素。一旦黄河决堤，其中的大量泥沙就会涌入运河，导致漕运的效率大大降低，甚至趋于停滞。根据统计，黄河在下游在明代决堤312次[5]，这还不包括其更具有灾难性的大改道。故而时人不禁感叹曰[6]：
“非假黄河之支流，则运道浅涩难行，但冲决过甚，则运道反被淤塞。利运道者，莫大于黄河；害运道者，莫大于黄河。”
[5] 陈志清：《历史时期黄河下游淤积、决口改道及其人类活动的关系》，《地理科学进展》，2001年第1期。
[6] 陈子龙：《明经世文篇》，卷184，中华书局，1962年，第1874页。
足见其害也。
2.旱灾
根据鞠明库先生的统计，明代的旱灾达到946次，其中最后的72年有168次，平均每年发生2.67次。这个数字虽然低于明代的平均值，但是恰恰实是在这个时期，明代进入旱期，百年一遇的大旱也几乎发生在1478年之后。其中非常值得一提的是1637-1643年大旱灾。这一场明代最严重的灾害，延续时间之长、波及范围之广、破坏力之大、受灾人数之多，都在我国灾害史上鲜见。在这七年的降水量达到了历史少有的低水平。以1640年5月至9月间的平均降水量为例，当时平均降水量仅有210mm，而为人所熟知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最极端低的降水量也有305mm，可见当时旱灾之严重。
从地域上进行考察，以这场旱灾中的崇祯十三年为例，干旱范围包括整个华北地区，以及西北、江淮的大部，甚至波及江南地区。其中北方地区由于气候干燥，旱灾十分频繁。其中北直隶地区发生次数最多，山西次之，陕西又次之；江淮地区中，南直隶发生最多，湖广次之。就地域而言，旱灾的空间分布十分不平衡。
3.蝗灾
除了水灾和旱灾以外，蝗灾在明代末年的发生频率和破坏力也十分引人注目。徐光启在《农政全书》中论述蝗灾时表述[7]：
“凶饥之因有三：曰水、曰旱、曰蝗。地有高卑，雨泽有偏被。水旱为灾，尚多幸免之处；惟旱极而蝗，数千里草木皆尽，或牛毛幡帜皆尽，其害尤惨，过于水旱者也。”
[7] 徐光启：《农政全书》卷44，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1299页。
可见蝗灾的破坏力之大。并且，蝗灾不仅仅引起粮食歉收、饥荒、人口减少等问题，甚至可以激化社会矛盾。明末陕西、山西一带的许多支农民起义军，即因为蝗灾引发的饥荒而揭竿而起。
关于明末蝗灾发生的次数，依旧以鞠明库先生的统计较为可信。在其统计之中，明朝最后72年共发生蝗灾89，平均每年发生1.24次。同旱灾一样，虽然次数较之早期和中期较少，但是在严重程度上却远远超出早期和中期，而崇祯朝尤以为最。《明史·五行志》中载[8]：
“崇祯八年七月，河南蝗。十年六月，山东、河南蝗。十一年六月，两京、山东、河南大旱蝗。十三年五月，两京、山东、河南、山西、陕西大旱蝗。十四年六月，两京、山东、河南、浙江大旱蝗。”
[8] 张廷玉：《明史》，中华书局，1979年，第2193页。
可见在北方地区，蝗灾的肆虐十分严重过，并且呈现出明显的周期性。除此而外，明末南方地区，如江淮、江南、西南地区的蝗灾发生次数已经给占到了全国的29％，远高于宋朝和元朝打的水平，蝗灾南扩的趋势愈加明显。
除了空间和时间的分布外，蝗灾还有一个分部规律，即按照季节分部。具体而论，其主要繁盛活动期在夏、秋两季，其中六、七两个月最多。
4.雹灾
雹灾与水灾、旱灾、蝗灾相比，其破坏力和规模都要相对较小，但是雹灾具有持续时间短、来势急、局地性强的特点，尤其是对于古代的人来说，对于雹灾几乎束手无策。《英宗实录》中对其就有记载：“自夏迨秋，雨雹大作，霜降不时，伤害禾。”[9]又如崇祯三年四月庚午：
“凤阳府属虹县、颍州、太和、宿州、怀远、盱眙、泗州、灵璧、五河，淮安府属海州、沭阳、安东诸州县……是雨雹如砖、如鹅卵、如鸡子、如杯、如碗、如斗、如拳，麦穗禾苗击尽无余，有伤人死者。”[10]
[9] 《明英宗实录》卷33，“中央研究院”1962年点校本，第851页。
[10] 《崇祯长编》卷33，“中央研究院”1962年点校本。第1952页。
可见其瞬间的破坏力之大，且有伤人之虞。
从时间分布上考察，明代的雹灾主要集中在中后期。根据鞠明库先生的统计，明朝最后的72年发生雹灾的次数为134次，平每年发生1.86次，高于整个明代分的平均值。
由于雹需要较低的温度与较大的湿度以形成这一特性，故而雹灾也具有明显的季节性特点，其高发季节为农历的三月到八月，其中又以四月和五月最为明显，其原因在于这一时期冷暖锋面的交锋最为激烈。根据王双怀先生的研究[11]，明代降雹区自春至夏、由南向北、由东往西推移，并且大致比雨带早一个月。考察《明实录》的记载，三月至八月共发生雹灾177次，其中四、五两月发生91次，显然王说是确凿可信的。
[11] 参见王双怀：《明代华南自然灾害及其时空特征》，《地理研究》1999年第2期。
冰雹属于中小尺度天气系统内的气象事件，与纬度、地势、地形等关系也很大。一般而言，中纬度地区高于高纬度地区，山区多于平原，内陆地区多于沿海地区。
具体到明代各个地区，依旧以北方地区为最多，雹灾平均发生率占到了68.2％。其原因在于北方地区处于中纬度且多丘岭，地形复杂，使得冷暖气团交汇频繁，故而降雹十分频繁，其中又以山西、北直隶两省为最。
5.震灾
地震是明代所频发的又一十分重大的自然灾害，其发生的次数由于当时没有精密的仪器进行检监测，故而各家莫衷一是，但是大多在上千次左右[12]。
[12] 需要指出的是，邓云特先生在《中国救荒史》中统计为165次。笔者认为这一数字过于保守，值得商榷。详见邓云特：《中国救荒史》，地震出版社，1997年，第281页。
在这些地震之中，有的震级十分巨大，有的则可以忽略不计，但即使里氏4级以上（有震感）的地震就发生过171次。其中最为著名的应属嘉靖三十四年十二月壬寅陕西华县大地震（按：又名中原大地震或嘉靖大地震）。以下引用二则对此场地震的记述来进一步说明：
“山西、陕西、河南同时地震，声如雷，鸡犬鸣吠。陕西渭南、华州、朝邑、三源等处，山西蒲州尤甚。或地裂泉涌，或城墩房屋陷河……压死官吏军民奏报有名者八十三万有奇……其不知名未奏报者，复不可数计。”[13]
[13] 《明世宗实录》卷430，“中央研究院”1962年点校本，第7429-7430页。
“乙卯冬，地震渭南、华州等处。余自蜀出陕，经渭南县，中街之南北皆陷下一二丈许。东郭外旧有赤水山，山甚至高大，渭水旋绕山下，每出郭时，沿山傍水而行。今上冈陷入平地，高处不盈寻丈，渭水北徙四五里，渺然中望矣。过华州华阴，觉华岳亦低于往昔。陵谷之变迁如此。山西猗氏、蒲州、潞村、芮城等州县地震四五日，有一日四五动者。平地疏忽高下，中开一裂，延袤数丈，惟闻波涛奔激之声，近裂处人畜坠下无算。房屋振动，皆为倒塌，压死宗室、职官、居民以数万计。”[14]
[14] 张翰：《松窗梦语》卷5，中华书局，1985年，第100页。
现代研究发现，华县大地震可能达到里氏8.3级，烈度达到11度。这次地震导致先后有近九十万人死亡，成为人类历史上有记载以来死亡人数最多的地震，其规模也和清初莒县大地震（里氏8.5级）相当。
地震的发生和地震带的分布有着莫大的关系，故而地震的地理分布在明代和在现代其实基本一致。按照地震学的理论，我国主要分布在23条地震带上，其中高发地区有台湾岛及附近海域、藏川地区和云南中部、河套走廊、太行山、阴山-燕山两侧和汾渭河谷等地区。参考明代地震的地理分布，是基本吻合的。其中依旧以北方地区最多，达到932次，占总次数的56％，其中又以陕西和山西最多，各达到285次和242次。
7.其他灾害简述
除了上述的灾害以外，明末还存在着许多不同种类的灾害，在此试举二例。
一是霜雪之灾。根据鞠明库先生的统计，在明朝最后的72年之中，发生的霜雪之灾为24次，大致的周期是3年一次。其中主要表现是损伤禾苗，但是也有极端的如冻死人畜的情况发生，如万历四十六年“陕西等处大雨雪，冻死营马、羸驼共一千九百九十九匹头只。”[15]在地理分布上也以北方地区为最多，次数占到了71.2％。
[15] 《明神宗实录》卷570，“中央研究院”点校本，1962年，第10743-10744页。
二是风灾。由于古代并未像现代一样对风灾进行详细分类，故而现代气象学中的台风（飓风）、气旋、龙卷风、暴风雪、海风（引起的海啸等次生灾害另计）等都应该归入风灾的范畴。风灾的危害主要在于三点，一是摧毁房屋树木，二是损毁禾稼，三是掀翻舟船。但实际上，风灾造成的破坏更加大，只是这些被计入另外的灾害统计项目之中（如因海风而产生的海啸）。明后期是风灾多发时段，每年平均1.35次。
8.对自然灾害的概说
明代的灾害数量之多史无前例。根据鞠明库先生的统计，明代各类灾害总计有5614次之多[16]。并且灾害空间分布广，几乎全国各处各段时间都有灾害发生。但即使如此，其也呈现出严重的地域不平衡，北方地区发生灾害最多，几乎占到了灾害总数的一半；其次是江淮地区，再次为华南地区而西南地区。但需要注意的是，考察如今华南地区和西南地区的灾害情况基本可得出结论，明代华南地区和西南地区并非真的灾害数量较少，而是一是因为这两地距离京城路途较远，各级官吏瞒报情况严重；二是这两地的许多常见区域性灾害，如泥石流、山洪、塌方、海啸、赤潮等，当时的人们并未将之计入灾害，或者是未加重视。具体到各个省而言，在北方地区中，北直隶的灾害数量最多，其次是山西和山东；江淮地区最多的是南直隶，为第二湖广和第三浙江数量的总和。总的来说，还是北方灾情要重于南方。
[16] 鞠明库：《灾害与明代政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第65页。
从上述的论述不难发现，灾害频繁的地区也是当时人口稠密的地区，尤其是江南和河套地区这两大明朝的粮仓，常年受到灾害的困扰，从而加重了政府的财政困难。另外，崇祯朝北方大部旱、灾、蝗一体，使得社会矛盾急剧升级，最终成为了农民起义的导火索，关于这一点，下文还将详细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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