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与命运》摘抄

既得神谕，世界遂因此美丽。

——瓦西里·格罗斯曼

它在俄国曾是一本禁书，

官方对格罗斯曼说：

两百年内，你都不要指望这本书能够出版。

格罗斯曼回复：

谢谢你承认我的书在两百年内都会对世界有所影响。

斯大林统治下的俄国，没有比这本书更为全面的描写。它让我们看到了苏联社会的全部细节。从斯大林、赫鲁晓夫这等史上留名的大人物，一直到大草原上的牧民与农夫；从前线红军在漫天炮火当中的日夜生活，一直到后方官僚体系的具体运作；这个帝国的每一条神经线乃至它最最末梢的毛细血管，全都被格罗斯曼一根根挑选出来耐心检视。

小说整体色调是阴郁的，大多数的陪衬情节都以主要人物的死亡作结，有时候死去的还不止一人。

格罗斯曼能够细腻地理解人的过错、人的疑虑、人的表里不一，理解道义选择是痛苦的、复杂的，这种理解给予他的作品非凡的价值。

本文作一些摘抄：

ps:阅读俄国小说要准备两个书签，其中一个给主要人物表

在年轻时候，朋友和同志身上的一切都是可亲的，容易理解的。敌人的每一种思想、每一种观点都是格格不人，毫无道理的。可是现在他常常在异己者思想中发现他在几十年前珍视的东西，而在朋友的思想和言谈中有时会不可理解地出现异已的东西。“这大概是因为在世上活得太久了。”

战前两年，两个年轻的德国人用中子分裂了重原子核，苏联物理学家在自己的研究中用另外的办法得到了相似的结果，忽然体会到十万年前穴居的人类第一次生起火堆时的心情……

后来，我们的诊所又开了，我和另一位犹太医生被解职了。我要求付给我本月的工资，可是新的所长对我说：“您在苏维埃政权下干的，让斯大林付给您工资吧，您可以写信到莫斯科向他要去。”

希望几乎永远跟理智没有什么联系，希望不是出自理智，我觉得，希望出自本能。

今天，一个熟识的农民从铁丝网外面路过，我们听他说，被派去挖土豆的犹太人挖的是一些很深的坑，在离城四俄里的地方，靠近飞机场，就在去罗曼诺夫镇的路上。维克托，你记住这个地方，将来你可以在那儿找到合葬的坟墓，妈妈就在那里面。

昨天夜里，我心里非常明晰，可以想象得到，这个由长髯飘飘、心事重重的老大爷和唠唠叨叨、做得一手好甜饼的老大娘构成的熙熙攘攘的世界，一切婚嫁习俗、民谚俚语、节日欢笑，很快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战争过后生活又会沸腾起来，可是我们不会再出现了，我们消失了，就像当年的阿兹特克人一样。

你要记住，在幸福的日子里，在痛苦的时候，都有母爱伴随着你，任何人不能把母爱杀死。这就是妈妈给你最后一封信的最后一句话。活下去，活下去，永远活下去.....

领导者对一件事、一本书、一部电影的态度都必须符合党性精神，因此，不论多么困难，在党的利益与个人喜好出现矛盾的时候，他都要毫不动摇地抛弃他做惯了的事情，抛弃他十分喜欢的书。但是格特马诺夫知道，还有更高水平的党性，其实质就是：这个人根本就没有与党性精神相矛盾的爱好与志趣；对于一个党的领导者来说，一切可爱的东西与可贵的东西之所以可爱可贵，就因为它代表党性精神。

一旦事关党性，就应该不讲个人感情，不动恻隐之心；长辈恩师，乡里乡亲，都不必顾及。在这种情况下，不必因为一些词儿，如“背信弃义”、“不够朋友”、“害人”、“出卖”等等而感到不安。但是，党性精神一旦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就不需要牺牲了。因为一切个人感情，如爱情、友谊、同乡情谊，只要与党性精神相背，就很自然地不再存在。

党的领导者不需要有科学家的才能，也不需要有作家的天赋。领导者的权力高于科学家的才能和作家的天赋。成百上千具有研究才能、歌唱才能、写作才能的人都要如饥似渴地听取格特马诺夫的指示和决定，虽然格特马诺夫不仅不会唱歌，不会弹琴，不会演戏，而且也不能鉴赏和深刻理解学术著作和诗歌、音乐、绘画作品。他的话所以具有决定性的力量，就在于党委托他代表党在文化艺术方面的利益。

像大地一样辽阔、一样长久的，是痛苦。

那盲人愣了一会儿，然后一下子站起来，用鸟叫般的声音叫喊起来。他的帽子歪到了一边，无可奈何地摇晃着棍子，他那一双瞎眼，大概也清楚地看见了自己的窘境。

他觉得，这种一模一样、没完没了的谈话要在押送站、军车上、劳改营的棚屋里，在成千上万的人中间持续很多年，年轻的都要谈女人，年老的都要谈吃的。等到老头子如饥似渴地谈起女人，年轻小伙子谈起不受限制的好吃的东西，那就特别糟了。

他很明白，驯顺不是微不足道的小事，驯顺来自经验，来自对劳改营规律的了解。如果大家都起来，把凶手制住，带刀的人还是比不带刀的人厉害。全屋的力量是一时的力量，而刀永远是刀。

走倒退的道路，从人回到肮脏、可怜、失去名字和自由的牲口，只需要几天工夫：而从动物到人的路，却走了几百万年。

现在索菲亚·奥西波芙娜觉得似乎懂得了生活与生存的区别。生活已经结束了，完了，可是生存依然继续着。虽然这种生存是可怜的、毫无意义的，但是一想到横死，心里就感到十分可怕。......

在这个时期暴露出来的人类天性最惊人的一个特点就是顺从。有时候，前往行刑的地方要排很长的队，等待被杀的人就自动排队。有时候，等待受刑要从早晨等到深夜，在长长的炎热的一天中，已经知道这件事的母亲提前带着水和面包为儿子准备着。成千上万的无辜者感觉到自己快要被逮捕了，提前把衣服和手巾包好，提前和家里人告别。千百万入住在巨大的集中营里，这些集中营不仅是他们自己建造的，而且自己守着。

法西斯制服人的手段之一，就是使人完全地，或者近乎完全地丧失理性。人们不相信会被消灭。说来奇怪，已经站在坟坑边上，竟是那样乐观。

在这些盔形皮帽底下的一个个头脑里有许许多多各种各样的想法。其中有跟全体人民一致的，如痛恨战争，热爱自己的土地；但也有惊人的不一致，正因为不一致，人类的一致才显得美好。

历来争论着一个问题：人是不是为星期六活着？答案就在这里面的什么地方。想着靴子，想着被扔掉的小狗，想着偏僻小村子里的房子，痛恨夺去心头所爱的同志......这些思想多么渺小啊。可是，人生的实质就在这里面。

人与人是否联合，这种联合是否有意义，决定于是否能达到唯一的主要目的，这主要目的就是：为人们争取权利，做各自不同的人、各有特性的人，各人有各人独立的感情，都能独立地思考，独立地生活在世界上。

为了争取、保卫和扩大这一权利，人们必须联合起来。而这却产生了可怕的、很难打破的偏见：这种以民族、上帝、党、国家为名义的联合，说这是人生的目的，而不是手段。不对，不对，不对！为了人，为了人的微不足道的特性，为了使人拥有这些特性的权利——才是人在为生活而斗争中唯一、真正和永久的目的。

小猫很老实，既没有什么要求，又不抱怨，认为这轰炸声、饥饿和战火是世间正常的事情。

我们所有的人首先是人。明白吗？首先是人，人，人！人就是人，然后才是僧侣、俄罗斯人、小店老板、鞑靼人、工人。要明白，人的好与坏不是因为他是僧侣还是工人，是鞑靼人还是乌克兰人，人都是平等的，因为都是人。

诸位可知道，好人与坏人的区别在哪儿？好人做卑鄙事不是心甘情愿的。

党之所以永远正确，党的道理或者没有道理之所以能战胜其他任何道理，党的哲学之所以能战胜其他一切哲学，主要靠国家秘密警察的工作。这真是一根魔杖！要是失手掉落了，魔力就消失了，伟大的演说家就会变为牛皮大王，学术巨著就会变为异端邪说。万万不能放下这根魔杖。

战争的秘密及其悲剧性，就是一个人有权力叫另一个人去死。这种权力所依靠的基础是：人们为了共同事业，可以赴汤蹈火。

革命的目的以道德的名义摆脱了道德，借口为了未来，证明今天的伪君子、告密者、两面三刀的人是正确的，还要宣传，为什么一个人为了人民的幸福应该把无罪的人推入陷坑。

有罪的人掂量了集权制国家的威力，知道国家是无比强大的。这种可怕的力量用宣传、饥饿、孤苦、集中营、死的威胁、落魄和屈辱把人的意志束缚住。但是，一个人在贫困、饥饿、集中营和死亡的威胁下走的每一步，在受制约的同时，也表现出一个人的不受约束的意志。命运带着人走什么路，一个人跟着走，是因为他愿意；他也可以不愿意。命运带领着一个人，这个人会成为毁灭性力量的工具，但是他可以从中捞到便宜，而不是吃亏。他知道这一点，于是他便去捞便宜；可怕的命运和人有不同的目的，但是二者走的道路是一条。

国家与人……有时把人抬得很高，有时毫不费劲儿就把人扔进深渊。

有一种权力，大于不加考虑就叫人去死的权力，那就是在叫人去死的时候深思熟虑的权力。

胜利者是不受审判的。

老一代的人一定需要信仰一点儿什么：克雷莫夫信仰列宁和共产主义，爸爸信仰自由，外婆相信人民和干活儿的人，可是我们新一代认为这都是愚蠢的。总的说，信仰就是愚蠢。应当过没有信仰的生活。

物理学是统一的，不分美国物理学、德国物理学、苏联物理学。

渺小的人和高尚的人都有不足之处。他们的区别在于：渺小的人做了好事，就要夸耀一辈子；高尚的人做了好事，一点也不注意，而长期记在心里的是他所做的坏事。

也许，最有权势的一些人正是最没有主见的人，是时代和环境的奴隶，是当今的驯服而恭顺的奴仆，见到新时期来了，就恭恭敬敬地打开大门。

有一些没有过惯贫苦日子的女子，一遇到艰难的环境就憔悴下来，不再注意自己的容貌。她很喜欢那些做季节工的姑娘们，那些干童活儿的女工，军事调度员姑娘们，她们住在棚子里，在灰土和泥水中干活儿，却还要烫发，照镜子，往脱了皮的鼻子上搽粉。有些顽强的鸟儿就是在刮风下雨的天气，也要不顾一切地唱自己的歌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