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性与爱的轻或重，灵与肉的轻或重，孰重孰轻？

一、托马斯的“轻与重”

托马斯是一个寻求自身独立、不为某种世俗模式所裹挟的医生。为了摆脱婚姻的羁绊，十年前与妻子离婚。他在生活中践行自己的“性友谊”的原则，周旋于不同的情侣之间，但从不涉及爱情。

生活中的六个“碰巧”，让特蕾莎莫名其妙地成为了他的妻子，从此，他的性、爱之轻重产生了错位。婚姻，使托马斯感到了一种很不习惯的爱。身边有了特蕾莎，却无力控制自己不去品味其他女人，而生活的放浪不羁却又无法改变他对特蕾莎的感情。

一次次地出轨，又一次次地为不忠辩解，托马斯陷入了无法解脱的，尴尬的怪圈之中：在情人们眼中，他对特蕾莎的爱，使他背上恶名；在特蕾莎眼中，他与情人们的风流韵事，使他蒙受耻辱。托马斯的生活出现了两个世界，而他在其中双重曝光。建立家庭，显然爱不再是轻飘失重的了，但与特蕾莎的相守又不能阻止他与情人的频繁幽会，因此爱又变得很轻。

特蕾莎在身边时，他常常感到沉重；一旦离去，瞬间嗅到了自由生活的甜美气息，心情为之轻松，可随即袭来的则是难以承受的忧郁和沉重。独身与成家，情人与妻子，背叛与忠诚，性与爱。总之，轻松与沉重，托马斯就像一个钟摆，在二者之间回荡。他没有固定的一端，因此也就无所依附，他的生存只能是苦苦体验性、爱之轻与重的悄然转换。

良知的轻重在小说中所占的比重似乎不及性爱之轻重，但却是对存在的更深层的揭示。既然存在意味着人生的境况，历史也可以处理成放大了的存在境况。

在《小说的艺术》中，昆德拉归纳了自己处理历史的几项原则：“在历史背景中我只抓住那些能给我的人物创造一个有揭示意义的存在境况的历史背景”，“历史背景不应当为小说的人物创造一种新的存在境地，而且历史本身应当做为存在境况而被理解和分析”。

《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指向了特定的历史情境（苏联入侵布拉格），指向了特定的历史情境中人类本真的处境，并在言简意赅的叙事中精心解剖了纷至沓来的存在。历史事件使布拉格的春天弥漫乌云，人们的生活境况随即而改变。昆德拉借助小说这一载体，把对专制荒谬的抨击、讽刺与对人类本性、存在弱点的哲思与感悟联系起来，探寻现实背后的人性原因和存在之轻重。

在昆德拉的笔下，一向号称以国家为重，责任为重的“热情分子”却轻松地践踏生命；而一向游戏人生、及时行乐的托马斯则以不惜牺牲布拉格名医的位置沦落为窗户擦洗工为代价，发表文章，拒绝签字，唾弃妥协，用三年的时间捍卫沉甸甸的人格。良知的轻与重，道德的高与下，在历史的天平上顷刻间失去了平衡，留给人们的只是无尽的思考。

性爱的轻与重、良知的轻与重终将回归生命的轻与重。托马斯大夫是心智和情趣都远远超出普通人的捷克知识分子的代表。他清醒地意识到生命只有一次，时常回味“Einmal ist Keinmal”这句德国谚语的意思：只发生过一次的事就像压根儿没有发生过。

既然如此，生活就像一场永远不能成为正式演出的彩排，一张永远不能成为正式作品的草图。生活究竟还有多大价值？人类存在的意义何在？这种近乎“终极追问”的思索始终困扰着托马斯。他放纵生活，享受轻松，却又同时感到这种轻松难以承受。既放浪形骸又不随波逐流，这必然使托马斯陷入两难的境地。

托马斯就在这生命的轻与重之间徘徊，并痛苦地体验着，选择着。单身，结婚，误解，辩解，放浪，责任，当他涤荡尽这一切的纷扰时，最后选择了乡村，选择了平静而安宁的生活，选择了与过去一刀两断。漫漫迷途终有回归，这是生活本然的回归，是生命本体的回归。

托马斯生活在乡村之中，生活在大自然当中，被家禽家畜、被按部就班的春夏秋冬所怀抱；他没有了放浪之轻，拥有的是田园、农庄、卡车、卡列宁和特蕾莎，拥有的是生命之重，彩排顷刻间变成了一场正式演出，草图偶然中成就了一部完美作品。就在他尽情享受这从未有过的生命快乐的时候，一辆破车，几杯烈酒，万分兴致，无限憬，把他和他的妻子带向了不归之路，如此厚重的生命骤然变得虚无轻飘了。

托马斯选择特蕾莎，或许根本就不是他唤出了特蕾莎的灵魂，而是特蕾莎的灵魂唤出了他接近上帝的灵魂。他希望探索出一条精神之路，建立起“上帝的天国”。他的生存探索不是为一己之利，因为他已经开始背负人类的重担，所以他的步伐沉重。

在托马斯看来，要建立起一个精神天国，就需要对现实的人进行了解与关照。他一生不停地追逐各式各样的女性，把她们纳入自己的情感版图和认知范畴。他发现每个人都隐藏着神秘的不可猜想的独一无二的我，这是人仅仅与众不同的百万分之一。这是托马斯对人的理解，他迷恋的正是这独一无二的“我”。

这种“我”有如最好的解剖刀，既可以剖开女人的神秘，又能够剖开世界的神秘。托马斯正是通过发现这种神秘，达到认识世界、征服世界的目的，从而窥探出一种共同的永恒的真理，他的天国正是建立在这种认识之上的。

在托马斯构筑的“上帝的天国”中，他的性心理和爱情观所显示出的超现实的世界占主导地位。他的灵魂片刻都没有休息过，虽然他与两百多个女人发生过性关系，但这并不妨碍他爱情的纯洁性。

在托马斯看来，爱与性是两回事，爱情应该从愚蠢的性爱中解脱出来。在他构筑的乌托邦世界里，“男人因看见一只燕子而兴奋，托马斯对特蕾莎的爱情，不会被性爱的愚蠢干犯所侵扰”。在他个人的伊甸园中，他陪伴着自己的另一半：来自他爱情中的“非如此不可”的女人生活在理想的世界里。

二、特蕾莎的“轻与重”

在《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中，特蕾莎的形象始于托马斯的一个美妙的隐喻，“她是个被人放在涂了树脂的篮子里的孩子，顺着河水漂来，好让他在床榻之岸收留她”。

特蕾莎有过很多梦，这些梦承担了解释和说明特蕾莎在现实世界中所遭遇的种种不幸。特蕾莎掩藏于她深深迷恋的事物上，她对于书的迷恋，对垂死的乌鸦的拯救，她梦见卡列宁产下两只蜜蜂和一个羊角面包，以及她对情爱生活中灵肉一致性的认同等等。

特蕾莎一生逃离了两次母亲的世界，她第一次是从小镇上逃离出来，第二次是在布拉格被苏军占领之后。她惊讶地发现母亲的屋檐已经延展到整个世界，母亲的世界已经成为象征，象征一个集中营，肉体的巨大集合和私生活的完全灭绝是其第一特征，专制、粗野和强暴是第二特征，无时无刻不在充斥着人们的生活，毁灭着人性。

托马斯对存在之轻重的迷惘自然引出了特蕾莎对灵与肉的疑问。与托马斯不同，特蕾莎一开始就视灵肉为一体，但她也无可避免地经历了灵与肉搏斗和分裂的痛苦历程，从灵与肉的结合，到灵与肉的分离，再到灵与肉的回归。

灵与肉的结合是特蕾莎对情爱的美好向往，当她手捧《安娜·卡列尼娜》叩开托马斯的家门时，她是带着全部的自己和自己全部的希望走进托马斯生活的。

特蕾莎沿袭从小就养成的癖好：经常站在镜子前观看自己的身体。特蕾莎试图窥视自己的灵魂，渴望与托马斯达到灵与肉的双重交融。但在共同的生活中，托马斯乐此不疲的猎艳行为使特蕾莎心灰意冷，妒忌、羞辱、噩梦、慌恐成了一种永远无法排遣的生活状态。

特蕾莎的生活是分裂的，灵与肉在抗争。起初，她本能地憎恨托马斯的不忠。当托马斯依然如故，她便开始与他一起不忠，幻想着成为他一夫多妻生活中的另一个自我，与他融合成两极人，共同玩弄其他女性。当一切努力成为泡影，特蕾莎就有意识地积极抵抗他的不忠，毅然离去，她想以此来维护自己灵与肉结合的美好愿望。

灵与肉的分离是特蕾莎一次次失望之后的无奈选择。她站在镜子前审视自己的身体，感到了厌恶：这个身体无力成为托马斯生活中的惟一的身体，它挫伤和欺骗了她。她突然希望，能像辞退一个佣人那样来打发自己的身体：仅仅让灵魂与托马斯呆在一起，把自己的身体送到世间去，表现得像其他女性身体一样，表现在男性身体旁边。

特蕾莎想捕捉性爱的轻松和消遗的乐趣。她开始到处寻找，开始与生活调情。与工程师的冒险，宣告了灵与肉的正式分离。没有了灵魂的肉体变得轻飘，它赤裸着，堕落着，灵魂则冷眼旁观背叛灵魂的肉体。这次经历，究竟能告诉她什么，轻浮的性欲与爱情毫不相关吗，那是一种无所负担的轻松吗？尝试的结果，使她感到了更大的痛苦，但也恢复了灵魂的知觉。

灵与肉的回归是本性的回归、自然的回归、生命的回归，灵与肉的回归也是特蕾莎追求的终极目标。特蕾莎的生活中有太多的猜疑、妒忌、焦虑、痛苦，唯有两次经历成了她最大的慰籍。一次是在布拉格事件的第一周，她兴奋地到大街上到处摄影，沉浸在一种类似快乐的状态中，享受了少许几个欢乐的夜晚，梦得以中断，焦虑得以消解。一次就是最终选择乡村生活。灵与肉的彼此失落使特蕾莎意识到她与托马斯的爱永远是一个不对称的畸形建筑，注定会坍塌，挽救她的唯一出路就是搬到乡下去。

田园和自然，净化了人的肉体，提升了人的灵魂。正当特蕾莎渐渐摆脱灵与肉的困惑，渐渐体味到爱的真谛，同托马斯驱车到小镇上尽兴喝酒、跳舞，体验奇异的快乐时，却也遭遇了同样奇异的悲凉。悲凉意味着，他们处在人生的最后一站；快乐意味着，他们在一起。快乐深深地注入悲凉之中。他们驶向了不归之路，生命随风而去，灵与肉达到了真正的融合。

特蕾莎情感经历的三个阶段神奇地昭示出灵与肉的离合，轻与重的交替这样一种人类生存状态。灵与肉的结合暗示着生命之重，灵与肉的分离显示了生命之轻，灵与肉的回归又展示出生命之重；当厚重的生活回到人的身边时，生命却又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轻飘得不可捉摸。

沉重的轻，轻的沉重，这就是米兰·昆德拉带给人们的思考。生活是沉重的，生命是凝重的。但是，如果肉体的纵欲与灵魂的圣洁是一回事，如果崇高与低贱之间没有区别，如果快乐注入悲哀之中，如果“Einmal ist Keinmal”（只发生过一次的事就像压根儿没发生过），那么人类存在便失去了空间度向，成为了不可承受之轻，生命个体便会在失去度向的世界里被无边无际的轻所承托。

在托马斯与特蕾莎最后的日子里，一次偶然的车祸，一辆破旧的卡车带着他们灵肉一体的美好感受和厚重的人生希望驶向了生命之轻。他们生命的终极感受是轻松的，但他们不是没有沉重而轻松，恰恰是因为沉重而轻松。

特蕾莎所构筑的天堂，是失落的灵与肉的和谐。她妄图用传统的价值来标量人生的原则，为人找到精神的慰藉。但“一首牧歌就是留在我们心中的一幅图景，像是对天堂的回忆”。对美好过去的回望在灵魂找不到寄宿的今天注定是要失望的，天堂牧歌式的和谐是特蕾莎永远追寻不到的。

特蕾莎是昆德拉珍爱的一个女性人物形象。在昆德拉的男性视角下只有特蕾莎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女人，是拥有“女性气质”的女性，而脱离这一范围的女性便成了出离女人生存境界的中性人。在“灵肉观”的体认上，她认为是灵魂升华为爱欲，而不是爱欲升华为灵魂。在与托马斯的爱情生活中，她所渴求的是一个男性的身体所承载的重量带来的贴近大地的安全感。她在爱情中追求的是自己的独一无二的、不可取代的个体性特征。

而当托马斯一次又一次的迷恋于别的女人的身体时，特蕾莎因身体感觉受到的伤害，让她产生了放纵自己的愿望，她和工程师无爱的交欢，让她终于再一次明白：“重”的命运，“灵肉合一”的命运是她所无法逃避的。肉身已不再沉重，是身体在现代之后的时代厄运，身体轻飘起来，灵魂就再也找不到自己的栖身之所。

特蕾莎将性视为确认生命的体验，当然也包含了她自己的一切美好与神圣，不仅是爱情的所在，更是自我存在的所在。然而托马斯性爱两分的价值观和无数的谎言却给她带来了无尽的痛苦，分裂了她建构的唯一。灵肉统一是特蕾莎自我满足完整性的本质体现，然而她的本质始终是破损、分裂的。

特蕾莎为了寻求自我眼中的“灵肉一致”耗尽了一生，却在“卡列宁的微笑”中读懂了牧歌的意义。牧歌，是女性在终有一死的生存境遇之中重新追寻自我形象而奏响的挽歌，这样的情调发出的是生命失语后余音。

特蕾莎，唤醒托马斯的灵魂走近上帝的人，把他托回沉沉的大地，她激起他深深的共苦感。与她相伴，意味着托马斯响应自己灵魂的某种召唤，保持精神的完整性，即背负人类的重担，为人类寻找道路。

如果单纯地进入理想的天国，他就没为人类寻找到出路，使特蕾莎陷入更深重的苦难中，所以他就牺牲自己，不得不丢下自己构筑的天堂，实现从人到神的转变，背负上帝带给人的苦难而给他人带来幸福。

三、萨宾娜的“轻与重”

作为小说里的另一女性人物，萨宾娜有着与特蕾莎完全不同的生命体验。如果说特蕾莎体验的是不能承受的生命之重，那么萨宾娜则是顺从自我感觉，完全卸下生命背负的重担，体验的是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

与特蕾莎不同，萨宾娜探寻自我生命存在的方式是背叛，是反抗媚俗。但她们有一点是相似的，即肯定肉身服从于灵魂，只不过她肯定了肉身的认知力，而特蕾莎否认了，肉体永远成为了灵魂的附属物。因而对传统价值的蔑视与颠覆，奠定了萨宾娜反叛的基础。

萨宾娜探寻自我存在的方式就是背叛，从小到大她成长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背叛的过程，投身未知对她来说是一件最美妙不过的事了。她就像在旷野中不停奔跑的人，脚步越疾越轻，她离世界也就越远。当她像局外人站立在这个世界边缘时，她才发现最终的一切是虚无。

如何在灵与肉之间保持平衡的关系，是困扰特蕾莎一生的问题。但在萨宾娜看来似乎不值一提。灵魂属于灵魂，肉体属于肉体，它们用不同的认知方式认识不同的层面，赋予萨宾娜不同的感情。萨宾娜灵魂的核心是背叛，而她的肉体则在她背叛的途中给了她最真的领会。

在萨宾娜那里，没有任何既定的原则和伦理价值标准，因而她的脚步是轻松自由的，竭力走到了世界的另一边，展示给我们的是一条全新的探索之途。正与她的艺术一样，以美为最高准则，而这些美的法则源于她的心中。在早期，她就认为背叛即美。首先她背叛了作为血缘上、思想和清教主义的父亲，与一个二流演员结婚；双重曝光的艺术作品，背叛了沉闷的现实。之后她又开始背叛自己，每一步都离原点越来越远，脚步也不由自主地轻飘起来。

萨宾娜作为一个张扬个性、怀疑一切、嘲讽世俗的叛逆者，她自发地担当了反叛媚俗的历史重任。背叛就是她抵抗媚俗的方式，她背叛了父亲、艺术、丈夫、国家以及情人，斩断一切世俗联系，令秩序无从形成，媚俗无处依附。

萨宾娜宣称她的敌人只是媚俗。年轻有为又英武的弗兰茨却始终走不进她的生活。他们对于生活的理解存在着很大的隔膜。当她离开了祖国，放弃了家庭，离开了情人；当她背叛了所有她认为媚俗的行为之后，她同样陷入了深深的迷惘当中，因为已经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背叛。她突然意识到，生命中的轻也是如此的沉重。

作为与特蕾莎对立的萨宾娜，她更看重的是通过性爱，走向反叛，她的灵魂漠视着身体的狂欢与呻吟。在灵肉观上，她是带着对于身体自立自根性的欢愉去享受这一切的，然而，灵魂的缺场，身体的偶在性因缺乏来自天堂的灵魂的维系因而变得不再具有区别的意义。萨宾娜身体在生，影子在死。

因而萨宾娜流落他乡，形单影只，飘零寓居的自身遭遇便具有了宿命论的悲怆意味，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看作是灵魂对身体的无所维系所导致的。于是，无根的肉体最终化为岁月的洪流和汹涌的奔跑中的一抹瘦弱的落日余晖，什么都没有能留下来，甚至连一声生命的低吟和有关琐碎日常的疼痛感都没有，留下的只是无休止的空洞和对生命疼痛的想象和戏仿。

作为一个被政治边缘化的人物，特蕾莎向往的是回归，回归于大地深处，而萨比娜却在自我的苦苦追求中走向了自我毁灭。 萨宾娜是一名流亡女性知识分子， 她是一个悲剧式的人物。回归与乡愁，这种最根在的维系，在萨宾娜的生命中却成为了空白。当她背叛了亲人，国家，爱情，一无所有时，还有什么值得背叛呢。

萨宾娜的人生所背负的是“背叛”的命运。在一次又一次的背叛中，她的个体属我的意义便显现出来，她所要摆脱的是他者的目光凌驾于自我存在之上的媚俗，是一种“自由自为的存在”。

对萨宾娜而言，性并不是爱情的佐证，而是作为一种反对媚俗的武器。因此，她不愿意因为公众的存在而接受谎言，更不愿意在公众的包围中扮演“萨宾娜”这一角色。

四、弗兰茨的“轻与重”

弗兰茨是一个纯真、健壮、睿智的大学教授，从结婚、爱上萨宾娜、离婚至死亡，他的一生虽然短暂却充满反讽意味。他没有犹豫、空虚、混杂，始终是追寻着目标，用孩子般纯真的心境生活着。

弗兰茨一生经历了四个女性：母亲、克劳迪、萨宾娜、学生情人，而真正重要的只有母亲和萨宾娜。每一次对她们虔诚的追忆便得到人间的另一位女人。在他的前半生，他生活在对知识和母亲的追忆中，这奠定了学者生涯和与克劳迪的结合。

在后半生，萨宾娜取代了母亲的地位，在这里母亲的影子已不存在，他爱她并且崇拜她，像一个孩子一样地依偎她。即使是萨宾娜的不辞而别，他也不感到特别悲伤。他从内心里将爱纯洁，将爱升华，尽管萨宾娜离去了，但她的眼睛却穿越了时空在关注他、期盼他、引导他，所以他平静地生活着。

弗兰茨虽然为了揭示媚俗的真实存在而暴死街头，但他本人从生到死却是在宁静和谐中度过的，这一点是托马斯、特蕾莎和萨宾娜都做不到，也追寻不到的。

总结

昆德拉说，人生所不能承受的不是存在，而是作为自我的存在。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时间的亲和性被割断，人的生命不再与大地相依偎的时候，在宇宙广袤的空间他性和无限上，这与萨宾娜由“生命之轻”导致的生命悲凉的结局在某种意义上，并没有本质的区别。生活本身就是模棱两可的，具有着无法消融的暧昧性；消解主体的力量正是来源于自身，存在的本真意义具有超出人自身所不能承载的一种分量，因而更具探索的意味和可能性。

从《生命不可承受之轻》中可以看出，昆德拉从政治、历史、哲学集中到对人类的瞩目，对人类的生存状态进行了切实的考察，如萨宾娜的孤独、托马斯的焦灼、特蕾莎的追寻，为生活而思考，为人类而探索。在昆德拉看来，人生存在于一个巨大的虚无的空间中，面临的可能性是别无选择的、宿命般的悲剧处境和前景。

特蕾莎与萨宾娜构成了昆德拉《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的女性世界，她们各自探寻着其存在的可能性。灵与肉的和谐、软弱成为特蕾莎自我存在的实证，而萨宾娜却在背叛媚俗的过程中建构着自己的女性话语世界。两者都倒向了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成为失落的女性存在，但又不失其确认自我存在的生命意义。特蕾莎的情感世界更成为当代生态女性主义思想的真实写照，预示着女性探寻自我存在的可能与不可能。

于是，在昆德拉笔下，凭着理性的智慧，托马斯幻想通过对人的神秘部分的了解窥见一种共同的永恒的真理；特蕾莎执着于“天堂牧歌”式的过去文明；萨宾娜循着“金色号角”去探索另一边未知的美，展现出不同的生存方式，体验到不同的生命感觉。他们虽以失望告终，但渴望返回自己理想王国并付诸努力，这本身便赋予了人和人生以意义。昆德拉对生存意义的阐释使人在黑暗中依稀看到了阳光，这是理性的眼光所看到的结局。

昆德拉给他笔下的这些丰富感人的女性人物赋予了一种诗意的栖居状态。透过昆德拉极具张力、优雅、圆舞曲式的语言维度，我们共同经历了欧洲小说文明史上一个最克制的放纵，最冷静的狂欢，最野性的彷徨的苦闷时代。而昆德拉的雄心是要建立一个人类未走出伊甸园之前的、纯然、寂静而甜美的梦幻田园，他的小说深处隐藏的正是这样一个虚构的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