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世尊容下的那一抹惊慌——《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读书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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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768年，也就是乾隆三十三年，在江南富饶之地的浙江省德清县，一位叫吴东明的石匠被另一位叫沈士良的农夫从位于城墙水门处的工地叫出。农夫偷摸着给了给石匠几张纸条，石匠虽识字不多，但依旧明白纸条上写的是人的姓名。农夫让他在第二天打木桩的时候，把纸条贴在木桩的顶部，工人们奋力锤击桩身入土，将纸条上的那几个不肖子孙打入地底永世不得翻身。
与此同时，在杭州城郊的萧山县，一位叫巨成的四十八岁的游方僧，在逐村化缘的过程中，停在村口的石凳上歇脚。他身旁是两位总角年纪的村童，他们好奇地把玩着和尚随身携带化缘所用的铜钵。巨成和尚半是好奇，半是逗玩地问他们：“两位小官人可识得钵壁上的刻字？当真好学文，将来必可谋得一官半职。小僧借问两位官人的名字，将来发达了，可不要忘记小僧。”
而在临省的江苏，在精致典雅的苏州园林外，偏安一隅的背街角落，一位名叫邱永年的衣衫褴褛的乞丐坐在草地上，整理自己的衣物，将身上的虱子和臭虫翻出来摁死。再隔半个时辰，他约好另外两位熟识的乞丐，同行到城北大运河边的一家当铺进行乞讨。他相信，凭借着这风和日丽的好天气，心情舒畅的当铺老板一定会打发点零碎散钱给他们。
本来这三则寻常巷陌的民间琐碎故事，根本没有资格记录在历史书页上，故事主角的名字也不配为后世学者所知晓。但一场风暴式的政治运动，将他们卷入了漩涡之中，其中有些人被撕碎，付出了性命。
故事继续……
石匠吴士良忌惮这样摄人魂魄的妖术，本分的他只想干老实活儿。于是他叫来了当地的保正，将农夫沈士良押送到德清县衙门进行盘问。
两位小官人并不领巨成和尚的请，他们叫来父母和庄客将和尚围住，盘问为何要打听小儿的名字，是否是来叫魂的妖僧。巨成和尚百口莫辩，被愤怒的人群殴打。
乞丐邱永年在当铺门口被捕役抓捕，从他身上搜出了一把刀子和字符。另外，在一旁有一位小孩告诉捕役，当天早些时候，他的辫子被人从脑后拉了一下。
我们通常认为愚昧和落后挂钩，即使是在封建时代，上述这些荒诞无稽的事情，不应该发源于富饶丰腴的两江诸省。此时，中国还处于被称为康乾盛世的时代，离悲剧般的近代史开端鸦片战争还有近百年。这里被称为鱼米之乡，也被称为中国资本主义的发源地，商业发达，让当地的人民从传统耕作中解放出来，置身于养蚕，纺织等行业中。另外，江南诸省文脉发达，文人雅士在积淀千年的儒家文化熏陶下，表现得温润如玉，君子克己复礼，不言怪力乱神。在这般经济和文化的背景下，1768年妖术大恐慌依然发生于此，我们必须承认这个事实，进而反思其缘由。
当然，在这幅盛世的尊容下，我们依然可以发现那些不易察觉的惊慌。位于江苏和浙江以西的安徽，近代资本主义的光辉似乎还没有照进皖南山区的零星村落里。山间贫瘠的土地让当地的人们寄托于看天吃饭，丰年勉强温饱，荒年落荒逃难。介于长江三角洲和徽州山区两者的差异，巨大的贫富差距迫使人口向东边流动。而这样的流动造就了不稳定的社会因素，诸如前面我们讲到了，叫魂案中的石匠、农夫、游僧、乞丐因为生计，需要离开故土四处漂泊的底层人群。一旦拥有了异乡陌生人的身份，不管是在村民还是官府眼中，就会受到天然的歧视，被认为是潜在的罪犯，成为妖术的载体。
那么何为妖术？妖术，民间又称作为厌胜之术，我们最为熟悉的关于中国古代民间妖术描写的文学作品是《聊斋志异》。在科学还未普及的蒙昧时代，人们对于其无法理解的自然现象，试图以一种超自然的逻辑去解释，不过与其说解释，更像是一种精神层面的慰藉——那些治不好的疾病，突如其来的灾祸，都是因果报应或者蛊惑陷害造成的。尤其是妖术可以绕过肉体针对灵魂发起直接攻击，比如前文所提到的，贴纸于木桩底部，获取他人姓名进行诅咒，剪断脑后发辫等行为。人们由未知产生了恐惧，随即这份恐惧变成了一种无形无状，无时无刻的恐慌。现在，这份恐慌已经开始从富饶的江南之地弥散开来，沿着运河一路向北。
山东，中国另外一个文化之乡，孔孟儒家的发祥地，但遍布全省的孔庙似乎也不能阻挡妖术的入侵。
一名叫蔡廷章的乞丐将一包迷药投向了一个本地人，并企图用小刀割取他的发辫。
又一位叫靳贯子的乞丐以同样的手法，用迷晕了两位男童，并剪掉了他们的发辫。
接下来，落魄的读书人韩沛显和雇佣工李绍舜，也采用了同样的手法，割人发辫。
……
山东巡抚富尼汉此时头一定是肿胀的，在他管辖范围内，越来越多割人发辫的妖术案件被各地的州府呈报上来。而且这些案件有诸多相似之处，比如作案手法极其相似——企图用迷药致晕受害者，并趁机割掉发辫。有相似的教唆经历，原本的乞丐、破落户、雇佣工都是受到一些和尚、道士、术士的蛊惑和胁迫，参与到作案的团队中。而这些教唆者的身份模糊，采用化名，但唯一能确认的是，这些会法术的危险分子，他们都来自江南。
当一些零散琐碎的案件有了共通的元素，哪怕表现得再荒谬，官僚们在官场培养出的职业嗅觉，让他们不得不警觉起来。不过现在，相比于对案件的追溯，富尼汉有一件更为重要，也更为棘手的事情——如何向皇帝弘历汇报这件事。
向上级汇报，这在中国千年的官场中是一件非常微妙的事情，尤其是对于妖术这类看似荒谬，但又非同寻常的案件，其分寸的拿捏，火候的掌控，会直接影响弘历对他的看法，进而影响到他未来的仕途。若提前上报，在没有彻底调查出妖术案件的来龙去脉的时候，把案件呈递给皇帝，恐怕换来的是关于无稽之谈的斥责。若让令人烦恼的案件不为皇帝所知，就要冒着弘历从君主直属的情报网率先知道的风险。精于官场的富尼汉知道，在这样的君臣体系中，“无能”总比“欺君”更为安全，于是他选择了将案情上报。
我们无法得知弘历初见妖术案的心境，但从后续的反应上看，他显然是把妖术案当做帝国的头等大事来抓。
两江总督高静的奏章中，汇报到妖术的谣言主要来自杭州地区，而江苏并没有发现割辫的事件。弘历对这样的说辞是不可置信的，他批复道“江苏岂能独无其事？”，“化有为无之术实属可恶。”
于是江苏巡抚彰宝感受到了空前的压力，因为在山东割辫案中所抓捕嫌犯的供词中，均提到了其作案手法来自于江南某些会法术之人的传授。不过熟读圣贤书籍的彰宝还是认为，这些荒诞无稽的案件纯粹是村夫野人的一番信口雌黄。不过面对弘历的批评，他选择向弘历汇报了他认为更为重要的一个案件——扬州盐务舞弊案，已经水落石出，不久可以结案。他想以此挽回局面，但弘历无动于衷，斥责彰宝主次不分，本末倒置，“盐务案不过地方公事之一，况已查有端倪，无甚棘手。若匪徒潜匿肆其鬼蜮伎俩，扰害闾阎，民生之害最钜要。”
显然，弘历对于地方官员追查妖术案的工作态度和工作方式是不信任的，但这份不信任在通讯还是原始状态的封建社会，似乎又显得有那么一些独断专行。在电报还有百年才传入中国的时代，皇帝也只能通过地方官员呈递奏折了解帝国的运转情况。不过有别于明处的地方政府，弘历在江南官僚系统中有自己的暗线——苏州织造署。苏州织造署不仅负责丝织品的生产，还负责向皇帝提供地方上的相关情报。但对于妖术事件，时任织造署负责人的萨载，表示说他并未发现地方官员继续深挖这类案件，而他也未曾听说社会上有何人真的被割去辫子。但弘历对于眼线部门这样的回复，显然也是不满意的，他明确告诉萨载，织造署同样有奏事之责，不要想逃避，“岂畏惧督抚声势，恐将地方官底里显出，致招嫌怨耶？”
而妖术案的发源地浙江，时任巡抚的永德倒是竭尽全力地追查元凶，不过由于信息凌乱，缺乏逻辑关联，追查成效甚微。面对这样的结果，弘历依然用很严厉的口气斥责，说永德“不意汝竟如此无用。”
到了这里，我们发现了一个有趣的事情，这个事情可以让两百多年后的读者们，依然产生共情。先不谈弘历为何会对妖术事件如此敏感，并把它上升到国家头等大事的地步。我们可以从弘历对于奏折的批复上看，他对行省官员对于妖术事件的处理是非常不满的，不惜用严厉的措辞进行斥责。但从行省官员的视角来看，以他们的认知和官场经验，这些琐碎而凌乱的案件，纯粹是民间乡野随机发生的事件，并不值得花费太多的精力于其中。然而皇帝给他们的反馈，又让他们处于诚惶诚恐之中，迫使他们不得不竭尽所能地去追踪妖术事件，至少表面上得是。
这就涉及到了一个历史遗留问题，尽管我们历尽了数千年的封建制度，前后也建立了诸如察举制，九品中正制，科举制等官僚体系的选举，评判和考核制度。然而，一旦朝堂上遇到了戏曲小说中“龙颜大怒”的情形时，这些制度就会被皇帝的愤怒撕得稀碎。所以行省官员们，在面对来自顶层的压力时，不得不停下手中的公务或者他们认为重要的事情，而动用一切政府和社会的资源去平息上峰的怒火。而这种压力也会随着官僚系统自上而下，逐级传递给社会的各个阶层，所以我们就看到案件有了如下的进展。
萧山县的巨成和尚在刑讯过程中，脚踝被夹棍压碎，不得不承认了施展妖术剪辫的事实。
苏州府与邱永年同行的另一名乞丐张玉成，在关押期间，因为犯病发烧，最终死在了牢狱之中。
山东省的乞丐靳贯子供出了教唆他用迷药迷人并割辫的来自江南的算命先生叫张四儒，于是江南诸地开始逐村排除叫张四儒的人，最终官府抓捕了一位叫张四的乞丐，因为他名字与张四儒相近，且形迹可疑。
在中央和地方的全力追查下，妖术案件终于愈演愈烈，向西，向北蔓延，穿过河南进入陕西，迈过直隶来到京城。
最终，弘历对行省官员的忍耐底线被突破，他要求各地将嫌犯和疑犯统统押解到他度假所在的承德行宫内和京城北京，由军机部统一审理，这是中央对于地方极不信任的表现。这时那些疲于奔命的行省官员松了一口气，几个月来他们努力按照皇帝的标准去追捕妖术案，希望能够从那些来自底层民众的前后逻辑混乱的供词中，理清一条头绪来。皇帝的标准带有强烈主观意愿，他以帝王般的思考，认定为妖术案背后是一场席卷全国的政治阴谋。然而，官员们得到的事实却是乡野村夫们颠三倒四的胡言乱语，无法把这些杂乱头绪和谋反联系起来。但官僚体系让他们不敢也不能将得出的结论如实的奏报给皇帝，不是每一名官员都具有有直言劝谏的勇气，也不是每一名官员能享受到广开言路的君恩，一旦汇报中的成果、言辞、态度不符合皇帝的心意，他们所面临的轻则唾骂斥责，重则政治生涯的终结，甚至牢狱之灾。
现在他们把嫌犯连同着审判的权限上交给中央的军机处，让紫禁城内的大员们接手这一份烫手的山芋，虽然这意味着失宠，但总比直面皇帝的压力要轻松一些。
一旦，中央军机处的大臣们接手了这件事，事情似乎出现了一些转机。和地方官员不同，位于权力中心的大臣们面对皇帝，多了一分“劝谏”，少了一些“执行”，其个中微妙的差异，也让军机处能够更偏向于追求事实的态度来审理妖术案。
于是，扰动了大半个中国的妖术恐慌，逐渐露出了它本来的面目。
那位被当做妖首算命先生张四儒的乞丐张四，被带到了北京，军机大臣看到因受刑而发炎化脓的两腿，已经明白了一些事情。
“堂下何人？”
“贱民，张四。”
“你不是妖犯张四儒吗？”
“小的，从小就叫张四，不曾改过姓名。”
“为何州府上呈的供词中，你承认自己就是张四儒？”
“小的吃刑不过。”
……
“你为何教授靳贯子以迷药割取他人的发辫？”
“小的从来都不认识什么靳贯子，也没有什么迷药。”
“大胆人犯，信口雌黄。前翻供词说认识靳犯，为何今日失语。”
“是那州府衙役的夹棍厉害，小的为保全性命，不得不顺从。”
……
同样的翻供，还来自于山东剪辫首犯蔡廷章，江南的游方僧，以及供出“张四儒”的靳贯子。他们皆受到刑讯逼供，而胡乱招供了一些自编的情节，甚至这份刑讯拷问，还不是来自政府的差人，而是来自民间害怕妖术迫害的民众。而那些作为剪辫证据的剪刀和发辫，待大臣们进一步核实之后，发现这些作案器具要么是村民和衙役栽赃诬陷，要么锈蚀钝拙，无法割掉头发。
越来越多的翻供和原本前后矛盾的供词，让军机大臣们相信所谓的妖术案彻头彻尾的是一件荒谬的事件。但，他们也明白一个事实——叫魂案自始至终的最高检察官是弘历本人，如果没有他在奏折批复中反复的怒斥那些没得到让他满意结果的官员，这些荒唐的案件原本只会止步于县衙门，甚至连州府都不会上报。
现在军机处的大臣们达成了共识，为了帝国和皇帝的颜面，不能再继续追查妖术案件。这时，他们推荐出了中央官僚系统中的佼佼者——首席军机大臣、东阁大学士，被弘历称为“真宰相”的刘统勋。当然对于刘统勋，我们更为熟知的身份是“宰相刘罗锅”刘墉的父亲。弘历对于妖术案再刚愎自用，也不得不听取亲近大臣的意见。而现在刘统勋所面对的是如何妥当的处理好妖术案，既要彻底清查案情，又要对不负责任的官员追责，还要安抚好民间的恐慌情绪，更要劝谏皇帝，避免陷入更大的窘迫。
于是，刘统勋利用去承德协助皇帝处理秋审的机会，当面向弘历汇报了他所代表的的军机处对妖术案的核查结果和看法，具体谈话内容属于历史机密，没有文献可查阅。但历史告诉了我们的结果，即弘历回到北京后，他就降旨停止了对妖术案的清剿。与此同时，弘历还是处理了一批在妖术案中，他认为办事不力，企图息事宁人，糊弄上级的官员。另外被抓捕的妖术嫌犯，那些乞丐，和尚，农夫，也在不久之后被一一释放，这些名字也如释重负地退出了历史的记录，尽管有些人的生命已经永远定格在这场漩涡之中。
现在我们不得不回顾整件事情，其核心的问题是——为何弘历要如此的重视这件看似荒谬的妖术事件，我们不妨从历史的尘埃中寻找一些相似的桥段。
历来引发社会动乱，导致朝代衰亡更替的事件中，包含了外族入侵，权臣篡位，藩王纷争，以及农民起义。而在农民起义中，我们不乏看到宗教的身影，比如东汉末年的黄巾起义建立的太平道，东晋末年孙恩起义依托的五斗米教。而在民间，最能让黔首黎明依附于宗教的就是一些奇门循甲的道术，而起义军的首领都是身怀异术的道士，符纸化水，撒豆成兵，能够蛊惑文化层度不高的社会底层人民。因此历代帝王都对民间非官方的宗教，持打压监视的态度。国家有官方的祭拜和祭祀，掌握一切精神层面的话语权，讲究的是洪钟大吕般的正典，而非荒庙野祠的异端。所以站在帝王的视角，弘历对于这样的事情是万分小心，生怕成为点燃帝国覆灭的燎原之火，他同样希望手下的行省官员们，能够理解他的这份担忧，把精力放在搜捕工作上，通过蛛丝马迹寻找到线头另一端的妖首，把潜在的叛乱起义扼杀在萌芽阶段。现在我们作为事后人，不得不感叹弘历对于民间宗教行为的谨慎是有道理的，在后续的白莲教，太平天国，义和团中，我们同样也看到了种种匪夷所思的妖术踪迹。
在妖术案中，我们其实看到了种类繁多的民间厌胜之术，比如把名字贴在木桩上，诅咒用的人型木雕。然而弘历最为在意的，也是传播范围最广，最具有代表性的行为就是割掉脑后的发辫。当作为外族入侵者的满族，在用武力征服了关内的汉族后，需要在文化方面建立一个稳定且长期的压制状态。而满族文化和汉文化相比，过于单薄弱小，统治者担心经过几代人的演变，满族文化必然会被汉文化所同化和吞食。所以他们需要以一种象征性的表现，来时刻提醒被统治者的身份，保持长期的打压和俯视，于是削发令应运而生。开始的时候，汉人对削掉前额的头发表现出强烈的反抗，这倒并不完全是对前朝的怀恋，而是儒家文化烙在汉人灵魂深处的印记。“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汉人的文化精英阶层以这样经籍名言进行反驳，而这让以孝道治天下的清王朝颇为尴尬。但关外黑山白水之间靠武力建国的满族，这时候显露出血脉中野蛮残忍的一面，“留发不留头”多尔衮也扯下了统治者伪善的面具，于是在滚滚人头之中，汉人被迫留起了金钱鼠尾辫。所以到了1768年，当弘历再次看到各地上报的案情中，有割发剪辫的行为时，不得不怀疑这背后存在恶毒的政治隐喻，是对血腥往事的揭露疤痕，妄图激发满汉之间的民族矛盾，引起更大的社会动荡。
于是弘历把他的这份警觉和愤怒发泄到各地行省官员的头上，而在这些省份中，我们不难看出，他对江南诸省尤为重视，甚至有些偏见。现在，我们能在江南各地的民间小吃中，看到乾隆皇帝的身影，那些胡编乱造的故事中都提到了小吃起源于乾隆下江南的经历，给人的感觉就是乾隆对于江南充满了浪漫的民间传说。但在妖术案的文卷中，我们看到的是弘历对于江南的戾气。虽然此时江南诸省已经成为了全国经济文化中心，但是弘历对江南文人士族圈依然保持着敌视的态度。他认为江南文化圈层，喜爱桑间濮上的靡靡之音，这种习气和关外满人古朴尚质的风气形成了鲜然对比。他也警告那些在江南诸省任职的满族精英官员，如前文提到的，两江总督高静，江苏巡抚彰宝，苏州织造署萨载和浙江巡抚永德，让他们不要受江南淫靡的风气所影响，切勿“上和下睦，无事为福，逐致渐染日深”。终归到底，弘历是担心满族官员和江南本地的士族形成具有共同利益的圈层，逐渐脱离北方政治中心的管辖，对皇权形成暗中的对抗。所以我们更进一步推断，也许妖术案是一个很好的契机，是对江南的满族官僚的一次敲打，迫使他们以一种严苛的手段，让更低层的官员疲于奔命，有意激化不同阶层相互间的矛盾，而不是和当地士族形成一种和谐共生的生态圈。
现在，回到了故事的开头，当石匠们奋力一击把贴有姓名纸条的木桩锤击入土的时候，当化缘的游方僧向玩耍的孩童表达善意的时候，这些寻常巷陌里鸡毛蒜皮的事情，就已经脱离了他原本所能承载的意义。正如枯叶恰好掉落在湍急的溪水中，被裹挟着一路向东奔流。那些原本不会出现在历史记录上的名字，因为皇帝的警醒或愤怒，变成了整治官僚系统的楔子。而1768年清朝中叶的妖术大恐慌，与其说来自于底层人民的愚昧，更恰当的解释应该是官僚系统面对皇帝压力时的惊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