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训与惩罚（第一章 犯人的肉体）1
1757年，法国巴黎，一个罪犯叫做达米安因为谋刺国王失败而在巴黎教堂门前，明正典刑。通过折磨罪犯的肉体示众，达米安的惨叫不绝于耳。
八十年后，巴黎少年犯监管所有一份规章制度，里面详细规定了每时每刻要干的事情。
这两幅画面意味着什么呢？从表面上看，前者更为血腥，后者更为人道。前者是传统社会常用的明正典刑，通过折磨肉体，来警示人们不要挑战权力，这种惩罚方式其野蛮程度，不亚于犯罪本身。
而后者则表达出，惩罚越来越成为刑事程序中的隐蔽部分，这样就产生出了几个后果
1、脱离了感性领域，进入到抽象意识领域
2、效力来源于必然性，而非来源于可见的强烈程度
3、受惩罚的确定性，而不是公开惩罚的可怕场面
4、惩罚的示范力学改变了惩罚机制。
如此一来，惩罚或司法不在于“暴力”相关联，如此一来，惩罚不再是制造令犯人无法忍受的肉体痛苦，而是成为了暂时剥夺权利的级数，肉体痛苦是感性，直接，剧烈的。而剥夺权利，则是间接，抽象的。
于是行刑者的角色也变化了，不再是刽子手，不是折磨肉体的粗鄙形象。而是一个知识群体，即技术人员大军，包括看守，医生，牧师，精神病专家，心理学家等等。这些人成为了独立的部门，如此一来，责任也就分散到各个技术人员之中。由于官僚机构对于刑罚的遮盖，所以司法就逃脱了责任。
与传统的酷刑不同，这种新的形式的惩罚方式，不再直接作用于犯人的肉体，而是作用于精神。针对精神的刑罚体系，不仅仅局限于肉体的痛苦，首先在于精神的痛苦，所以惩罚不再是酷刑的折磨，还包括判决和犯罪预防等多个环节。并且刑罚不再针对于犯罪行为本身，还针对于人的情欲，本能，疾病，环境和遗传等等方面，犯罪不再是偶然的事情，而是被视为是社会，心理多种因素综合的产物。
如此一来，惩罚就从感性的折磨，转变为暂时剥夺权利的机制。在19世纪中期，惩罚的重心就从制造痛苦的酷刑，转变为剥夺财富和权利。
而这样的现代处决形式证明了双重进程：示众场面的消失和痛苦的消除。
死刑不再是折磨，而是在瞬间完成，事后不再对尸体有更多的处理。
现在的问题是，在惯常的看法中，这样的转变标志着更为文明和人道。但是实际上，这里变换的只是惩罚方式的转变，那么这种转变，是否意味着惩罚强渡减轻了呢？我们只能说，惩罚的对象改变了，从肉体转化为灵魂。
在这样的转变中，一些原来被视为是弥天大罪的行为不再是被视为犯罪，比如说亵渎神灵。而一些原本无足轻重的事情，反而成为了法律要管控的对象，比如说侵略性格（而非行为），性变态，凶杀的欲望等等。
人们在这里赋予了惩罚机制一种合理正当的权力，即不仅仅控制犯罪，而且控制个体。不仅仅控制行为，而且要控制将来可能的状态，所以必须控制灵魂。
现在惩戒手段，不仅仅关注这个人的犯罪行为，还需要要问，这种行为的性质是什么？是一时糊涂，是精神病，还是变态行为？而且犯罪的根源是什么？是潜意识，是环境，还是遗传呢？并且我们不再仅仅问哪个法律惩罚这种犯罪，还要问，这种措施是否合理，是否能够让罪犯在未来改造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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