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639年至公元640年唐讨伐高昌之战
贞观十三年（公元639年）至贞观十四年（公元640年），唐朝出兵攻灭高昌，此战作为唐太宗经营西域的开局之战，意义十分重大。本文在此将此战的资料进行简单汇总整理。
一、高昌概况
高昌，即汉代的车师国，地处西域，位于唐朝伊州以西，是丝绸之路上的一个重要国度。据《新唐书》列传25裴矩传记载，裴矩曾撰写《西域图记》三篇，将隋唐时期的丝绸之路分为北中南三道，其中的中道就要经过高昌，“中道起高昌、焉耆、龟兹、疏勒，逾葱岭，汗、苏对萨那、康、曹、何、大小安、穆诸国，至波斯”。
此外，高昌的物产比较丰盈，且汉化程度较高，据《旧唐书》列传148记载，“厥土良沃，谷麦岁再熟；有蒲萄酒，宜五果；有草名白叠，国人采其花，织以为布。有文字，知书计，所置官亦采中国之号焉”。是丝绸之路上一个很不错的绿洲国家。
高昌遗址
二、高昌与唐朝交恶
在太宗贞观初期，高昌与唐朝保持了较好的关系，贞观四年（公元630年），十二月，“甲寅，高昌王麹文泰入朝”，贞观五年（公元631年），正月，“甲戌，宴高昌王文泰及群臣”。（《资治通鉴》）
麹文泰剧照
但是，进入贞观六年（公元632年），高昌与焉耆交恶，“初，焉耆入中国由碛路，隋末闭塞，道由高昌。突骑支请复开碛路以便往来，上许之。由是高昌恨之，遣兵袭焉耆，大掠而去”（《资治通鉴》）。这为后来的唐军征讨埋下了伏笔。
贞观十二年（公元638年），高昌进一步入侵焉耆，“处月、处密与高昌共攻拔焉耆五城，掠男女一千五百人，焚其庐舍而去”（《资治通鉴》）。面对高昌的入侵，焉耆向唐朝申诉，“（高昌）又与西突厥共击破焉耆，焉耆诉之”（《资治通鉴》）。
这里面涉及到当时初步形成的以唐朝为盟主的天可汗体系。自贞观四年（公元630年）唐朝平定东突厥后，唐朝将周边诸小国纳入到天可汗体系之中，“四夷君长诣阙请上为天可汗，是后以玺书赐西北君长，皆称天可汗”（《资治通鉴》）。请注意，天可汗不是一个空头称号，而是具有管理权限的，凡承认唐朝天子为天可汗的国家，就需接受天可汗的管理。《新唐书》北狄传提到：“唐之德大矣！际天所覆，悉臣而属之；薄海内外，无不州县，遂尊天子曰天可汗。三王以来，未有以过之。至荒区君长，待唐玺纛乃能国；一为不宾，随辄夷缚”，说的就是唐朝在天可汗体系中的地位和权限。高昌国主于贞观四年入朝，焉耆于贞观六年遣使入贡，两个国家均加入天可汗体系，他们之间爆发冲突，焉耆有权向盟主唐朝申诉，唐朝相应有处置的权限。
唐太宗
高昌对焉耆的入侵，成为唐军出兵进攻高昌的重要原因。除此之外，高昌还犯下了其他一些错误，也惹怒了唐朝，据《资治通鉴》贞观十三年记载，主要有以下几件：
第一，“高昌王曲文泰多遏绝西域朝贡”。由于高昌是丝绸之路中道的重要通道，因此，高昌可以阻绝西域诸国向唐朝的朝贡。
第二，“伊吾先臣西突厥，既而内属，文泰与西突厥共击之”。伊吾内属，发生在贞观四年（公元630年），唐朝以其地置伊西州（新旧唐书均作“西伊州”）”，后于贞观六年（公元632年）正式更名为伊州。
高昌与周边
第三，“征其大臣阿史那矩，欲与议事，文泰不遣，遣其长史曲雍来谢罪”。
第四，“颉利之亡也，中国人在突厥者或奔高昌，诏文泰归之，文泰蔽匿不遣”。不但不遣返流亡的中国人，还将其罚作苦役，“途经彼境，皆被囚系，加之重役，忍苦遐外，控告无所”（《全唐文》卷6，太宗讨高昌诏）。
第五，对唐朝使者无礼，高昌王曲文泰曾对唐朝使者说，“鹰飞于天，雉伏于蒿，猫游于堂，鼠安于穴，各得其所，岂不能自生邪”。所谓“各得其所，岂不能自生邪”，意即高昌不必依仗唐朝，自己完全可以存在，不臣之意已非常清楚。
第六，挑拨薛延陀与唐朝的关系，高昌王曲文泰对薛延陀可汗说，“既为可汗，则与天子匹敌，何为拜其使（即拜唐朝的使者）”。另据太宗“讨高昌诏”（《全唐文》卷6）记载，曲文泰还挑拨西突厥各部之间的关系，“又西蕃突厥，战争已久，……文泰反道败德，幸灾好祸，间谍酋豪，交乱种落”。
以上几条汇总起来看，反映出一个突出的问题，那就是高昌国主麹文泰搞不清楚自己在天可汗体系里面的位置，不服从唐朝的管理，这使太宗颇为不悦。
面对焉耆的申诉，贞观十三年（公元639年），太宗派出大臣前去问罪，“上遣虞部郎中李道裕往问状”，同时警告高昌使者，再不悔改，就要出兵进攻高昌了。此时，首鼠两端的薛延陀也见风使舵，主动要求担任唐军向导。
但是，太宗这时仍旧给了高昌一个机会，征高昌王曲文泰入朝，以期避免军事冲突，但是曲文泰没有抓住这个机会。“上犹冀高昌王文泰悔过，复下玺书，示以祸福，征之入朝；文泰竟称疾不至”（《资治通鉴》）。
在这种情况下，太宗下定最后决心，出兵讨伐高昌，据《资治通鉴》记载，贞观十三年（公元639年），“十二月，壬申（初四），遣交河行军大总管、吏部尚书侯君集，副总管兼左屯卫大军薛万均等将兵击之”。唐朝讨伐高昌之战，正式拉开帷幕。
三、唐军讨伐高昌之战
1、作战时间
下面把唐军讨伐高昌之战的几个关键时间点整理一下。
(1)选将出征时间：贞观十三年（公元639年）十二月壬申（初四）
据上文所引《资治通鉴》记载，贞观十三年“十二月，壬申，遣交河行军大总管、吏部尚书侯君集，副总管兼左屯卫大军薛万均等将兵击之”。
《新唐书》本纪2太宗本纪的记载与《资治通鉴》一致。
但是，据《旧唐书》本纪3太宗本纪记载，“（贞观十三年）十二月丁丑（初九），吏部尚书、陈国公侯君集为交河道行军大总管，帅师伐高昌”，紧接着记载，“乙亥（初七），封皇子福为赵王”。本纪按时间顺序记载，丁丑（初九）不能在乙亥（初七）之前，因此，《旧唐书》的记载恐有误。
(2)抵达伊州时间：贞观十四年（公元640年）五月十日左右
据原位于新疆巴里坤县松树塘附近的《姜行本纪功碑》记载，“以贞观十四年五月十日，帅次伊吾时罗漫山”。“伊吾”，即为唐朝的伊州。
(3)从伊州出发进攻高昌时间：贞观十四年（公元640年）闰六月二十五日以后
《姜行本纪功碑》立碑的时间为贞观十四年闰六月二十五日。据《旧唐书》列传9姜行本传记载，“其处有班超纪功碑，行本磨去其文，更刻颂，陈国威德而去。遂与侯君集进平高昌”，据此看，是先有姜行本纪功碑立碑，后有唐军平定高昌。因此，唐军从伊州出发进攻高昌的时间，大约在贞观十四年（公元640年）闰六月二十五日以后。
(4)平定高昌时间：贞观十四年（公元640年）八月癸酉（初八）或者七月上中旬
据《资治通鉴》记载，贞观十四年（公元640年），八月，“癸酉，（高昌曲智盛）开门出降”，另据《新唐书》本纪2记载，八月“癸酉，侯君集克高昌”。据此看，高昌投降，是在贞观十四年（公元640年）八月癸酉（初八），但是，这个日期，是唐军实际攻灭高昌的日期，还是侯君集的奏报送抵朝廷的日期，笔者尚不确定。
查贞观十八年（公元644年）唐军征讨焉耆之战，八月下旬唐军就已击败焉耆，但是奏报是在九月辛卯（二十一日）才抵达长安的。从唐军攻灭高昌的具体过程看，唐军的这次进攻速度是很快的（下文详述），若从闰六月下旬就开始进攻，直到八月初八日才攻灭高昌，前后达到40多天，时间有些长，因此，笔者更倾向于八月初八日是奏报送抵朝廷的日子，如果此次奏报与唐军讨伐焉耆时的奏报送抵所需时间大致相当，则唐军实际攻灭高昌大约应在贞观十四年（公元640年）七月上中旬。
这里说明一点，据《旧唐书》本纪3太宗本纪记载，贞观十四年（公元640年），八月“癸巳（二十八日），交河道行军大总管侯君集平高昌，以其地置西州”，此处的“癸巳”恐为“癸酉”之误。
2、行军路线
高昌
本文论述的唐军的行军路线，从进入伊州开始。唐军的行军路线大致如下：
莫贺延碛——碛口——伊吾时罗漫山——柳谷——田地城——高昌都城
唐军行军路线
下面分别加以说明。
(1)莫贺延碛——碛口
据《旧唐书》列传19侯君集传记载，高昌王曲文泰对其国人说，“唐国去此七千里，涉碛阔二千里，地无水草，冬风冻寒，夏风如焚。风之所吹，行人多死，当行百人不能得至，安能致大军乎？”此处的“涉碛阔二千里”，很可能是指莫贺延碛。
据严耕望先生《唐代交通图考》第2卷记载，“由瓜州西北取第五道经莫贺延碛，九百里亦至伊州。……然取莫贺延道为多”。可见，在唐代，由瓜州经过莫贺延碛进入伊州是一条重要通道。
另据崔融《拔四镇议》（《全唐文》卷219）记载，“但莫贺延大碛者，伊州在其北，沙州在其南，延袤向二千里，中闲水草不生焉”，此处的“延袤向二千里，中闲水草不生焉”，与高昌王曲文泰所说的“涉碛阔二千里，地无水草”极为类似，据此也可以判断，唐军当时需要通过莫贺延碛。
通过莫贺延碛之后，唐军到达碛口，据《旧唐书》列传19侯君集传记载，“君集次碛口”。
(2) 碛口——伊吾时罗漫山
唐军通过莫贺延碛碛口之后，进入伊州，并在此驻扎，修造攻城器械，据《姜行本纪功碑》记载，“以通川公（即姜行本）深谋简出，妙思纵横，命前军营造攻具，……以贞观十四年五月十日，帅次伊吾时罗漫山”。时罗漫山，亦作折罗漫山，查《旧唐书》志20伊州记载，“天山，在州北一百二十里，一名白山，胡人呼折罗漫山”，其具体位置可查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唐朝陇右道西部地图。
(3) 伊吾时罗漫山——柳谷
唐军在伊州修造攻城器械后，进入柳谷。据《旧唐书》列传9姜行本传记载，“及高昌之役，以行本为行军副总管，率众先出伊州。未至柳谷百余里，依山造攻具”。其中，“未至柳谷百余里”，说明唐军当时的下一个行军目标就是柳谷。另据《旧唐书》列传148高昌传记载，“既而君集兵奄至柳谷”，也说明唐军从伊州出发后，向柳谷行进。
关于柳谷的地理位置，据严耕望先生《唐代交通图考》卷2考证，“唐史所记高昌东境之柳谷隘道，又称长谷者，盖即自今西盐池以西之山峡迤东至东盐池山峡百余里间仄隘难行之谷道也”，“道经谷地，似当行天山南麓，即前述南北两道之北道”。
(4) 柳谷——田地城——高昌都城
唐军通过柳谷后，进入高昌境内，先进攻田地城，进而进攻高昌都城，据《旧唐书》列传148记载，“进趋田地城……进逼其都”。
据严耕望先生《唐代交通图考》卷2考证，“赤亭西行约九十里至白力城，又约四十里至柳中县，即古田地城，……又西约四十里至西州治所高昌县，即古高昌城也”。
3、参战将领
唐朝方面参战将领主要有以下几位：
(1) 侯君集，时任交河道行军大总管（《旧唐书》列传19）。
侯君集
(2) 薛万均，时任交河道行军副大总管（《全唐文》卷6讨高昌诏）。
(3) 薛孤吴仁，时任交河道行军副大总管（《全唐文》卷6讨高昌诏），同时兼任行军总管（《姜行本纪功碑》有“交河道行军总管右骁卫将军将军上柱国□□□□□萨孤吴仁”字样）。
(4) 姜行本，时任交河道行军副大总管（《姜行本纪功碑》，碑文有“副总管左屯卫将军、上柱国通川县开国男姜行本”字样，虽称之为 副总管，但是与“副总管左屯卫大将军、上柱国永安郡开国公薛万钧”并列，说明姜行本应为副大总管。
(5) 牛进达，时任交河道行军总管（《全唐文》卷6讨高昌诏）。
(6) 契苾何力，时任葱山道行军副大总管（《旧唐书》列传59），同时可能兼任行军总管（《旧唐书》列传148记载，出征唐军中有“突厥、契苾之众”）。在此说明一点，贞观十四年（公元640年）唐军发起的是交河道行军，但是，这里出现了葱山道，查《资治通鉴》永徽六年（公元655年）记载，五月，“癸未，以右屯卫大将军程知节为葱山道行军大总管，以讨西突厥沙钵罗可汗”。据此看，葱山道的作战区域，应该在天山以北的西突厥地区，则贞观十四年（公元640年）时，契苾何力可能也是负责对西突厥的作战。
契苾何力
(7) 阿史那社尔，时任交河道行军总管（《新唐书》列传35）。
(8) 曹钦，时任交河道行军总管（《全唐文补遗》大唐故左骁卫大将军上柱国云中县开国公曹府君墓志铭并序）。
(9) 赵元楷，时任行军总管（《资治通鉴》贞观十四年）。
(10) 刘德敏，时任高昌道行营总管（《全唐文》卷185，常州刺史平原郡开国公行状）。笔者认为，这里的行营总管，应当就是行军总管，查《旧唐书》列传146吐蕃传记载，贞观十二年（公元638年），“太宗遣吏部尚书侯君集为当弥道行营大总管”，这里的“行营大总管”，就是行军大总管。
(11) 丘行恭，具体职务不详，据《旧唐书》列传9丘行恭传记载，“因从侯君集平高昌，封天水郡公”。
(12) 曹通，具体职务不详，据《全唐文》卷194，唐昭武校尉曹君神道碑记载，“（贞观）十四年，诏兵部尚书侯君集为行军大总管。……君缅怀高义，思报国恩……饮至策勋，抑惟恒授，诏除上柱国。”
(13) 辛獠儿，中郎将，唐军进攻高昌都城的先锋（《新唐书》列传146）。
(14) 姜行本麾下唐军前军诸将。
据《姜行本纪功碑》记载，姜行本麾下的唐军前军诸将，除了上面已提到的刘德敏之外，还有以下几位：
右监门中郎将、上柱国淮安县开国公衡智锡，左屯卫中郎将、上柱国富阳县开国伯屈日方，左武候中郎将李海岸，前开州刺史时德衡，左监门府长史王进威。
唐军此次的出阵将领，是相当有分量的。讨伐一个小小的高昌，何以让太宗派出了这么多将领，其中还有多位名将？笔者认为，原因大致有三：
首先，征讨高昌，是太宗经营西域的开局之战，其成败对唐朝此后在西域的发展至关重要。
第二，当时唐军面对的不仅仅是高昌，据《资治通鉴》贞观十四年记载，“先是，文泰与西突厥可汗相结，约有急相助”，则唐军很可能要与西突厥发生战争，需要配备较强的将领。
第三，唐朝此次有在西域宣扬国威和军威的意思，因此阵容相对强大。
4、双方兵力
先看高昌，据《旧唐书》列传148记载，“胜兵且万人”，《新唐书》列传146记载一致，“胜兵万人”。
再看唐朝。记载唐军兵力的史料如下：
《旧唐书》列传148高昌传：“率左屯卫大将军薛万均及突厥、契苾之众，步骑数万众以击之”。
《新唐书》列传146高昌传：“率突厥、契苾骑数万讨之”。
《姜行本纪功碑》：“交河道行军总管右骁卫将军将军上柱国□□□□□萨孤吴仁领右军十五万；交河道行军总管左武卫将军上柱国□□县开国公牛进达领兵十五万”。
综合上面几种史书记载，我认为，《新唐书》的记载，可能是对《旧唐书》记载的简化，结果简化错了意思。《旧唐书》之意，是指唐军一共是“步骑数万众”，而《新唐书》则改成了仅唐军中的突厥、契苾的军队就有“骑数万”，至于唐军总数不得而知。至于《姜行本纪功碑》的记载，则过于夸张，不可能是实指。
姜行本纪功碑
笔者在此对唐军兵力做一个简单测算。
笔者在上文列出了唐军主要将领，其中担任或兼任行军总管的将领有：薛孤吴仁、牛进达、契苾何力、阿史那社尔、曹钦、赵元楷、刘德敏，共7人。
唐军每位行军总管所领兵数，不同时期不同战役不尽一致。
据《唐六典》卷5记载，“凡诸军、镇每五百人置押官一人，一千人置子总管一人，五千人置总管一人”。据此看，每位总管领兵5,000人。
但是，在显庆五年（公元660年）苏定方讨伐百济时，唐军共有13位总管，总兵力十万人（《三国遗事》援引乡记的记载是十二万二千七百十一人），则每位总管领兵约10,000人。
按照上述2种情况，7位总管领兵合计当在3.5万人至7万人。
以此来看，《旧唐书》列传148记载的“步骑数万众”相对合理。
高昌文书
5、交战过程
贞观十三年（公元639年），十二月壬申（初四），唐朝正式命将出兵，“遣交河行军大总管、吏部尚书侯君集，副总管兼左屯卫大军薛万均等将兵击之”（《资治通鉴》）。
当时，朝中不少大臣都劝阻太宗出兵，据《旧唐书》列传148高昌传记载，“时公卿近臣，皆以行经沙碛，万里用兵，恐难得志；又界居绝域，纵得之，不可以守，竞以为谏。太宗皆不听”。这表明了太宗经营西域的决心。
高昌王曲文泰在得知唐军出兵之后，不以为意，对其国人说，“唐去我七千里，沙碛居其二千里，地无水草，寒风如刀，热风如烧，安能致大军乎！往吾入朝，见秦、陇之北，城邑萧条，非复有隋之比。今来伐我，发兵多则粮运不给；三万己下，吾力能制之。当以逸待劳，坐收其弊。若顿兵城下，不过二十日，食尽必走，然后从而虏之。何足忧也！”（《资治通鉴》）
但是，大约在贞观十四年（公元640年）五月，唐军穿过二千里的莫贺延碛，到达碛口。当然，曲文泰的分析其实是有道理的，唐军虽然成功通过莫贺延碛，进入伊州，但是其成本是很高昂的，据褚遂良“谏戍高昌疏”（《全唐文》卷149）记载，“王师初发之岁，河西供役之年，飞刍挽粟，十室九空，数郡萧然，五年不复”。
高昌王曲文泰得知消息后，在惶恐中去世，其子曲智盛继为高昌王，“及闻唐兵临碛口，（文泰）忧惧不知所为，发疾卒，子智盛立”（《资治通鉴》）。
唐军到达碛口，进入伊州后，并未立即向高昌进攻，而是在伊州修造攻城器械。
据《姜行本纪功碑》记载，“以通川公（即姜行本）深谋简出，妙思纵横，命前军营造攻具，乃统沙洲刺史、上柱国望都县开国侯刘德敏，右监门中郎将、上柱国淮安县开国公衡智锡，左屯卫中郎将、上柱国富阳县开国伯屈日方，左武候中郎将李海岸，前开州刺史时德衡，左监门府长史王进威等，并率骁雄，鼓而行进。以贞观十四年五月十日，帅次伊吾时罗漫山，北登黑绀岭”。
《新唐书》列传16姜行本传也有相应记载，“高昌之役，为行军副总管，出伊州，距柳谷百里，依山造攻械，增损旧法，械益精。其处有汉班超纪功碑，行本磨去古刻，更刊颂陈国威灵”。
姜行本督率前军，很快造成了攻城器械，“未盈旬月，克成奇功。伐木则山林殚尽，叱咤则山谷荡薄。冲样踅整，百橹冰碎，机槽一发，千石云飞”（《姜行本纪功碑》），从“机槽一发，千石云飞”来看，唐军成功修造了抛石车。后来，这些攻城器械在进攻高昌的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因此，太宗对姜行本赐玺书褒奖：“攻战之重，器械为先，将士属心，待以制敌。卿星言就路，躬事修营，干戈才动，梯冲暂临。三军勇士，因斯树绩；万里逋寇，用是克平。方之前古，岂足相况”（《全唐文》卷10）。
攻城器械修好后，大约在贞观十四年（公元640年）闰六月下旬，侯君集率领唐军主力向高昌进发，“大总管运筹帷幄，继以中军铁骑亘原野，金鼓动天地，高旌蔽日月，长戟拨风云。自秦汉出师未有如斯之盛也”（《姜行本纪功碑》）。
唐军出征后，侯君集还约焉耆与唐军协同作战，焉耆王欣然从命，“侯君集之讨高昌也，遣使约焉耆与之合势，焉耆喜，听命”（《资治通鉴》）。
唐军从伊州西进，到达柳谷，当时，高昌国人正在安葬曲文泰，诸将建议趁机袭击葬礼现场，被侯君集拒绝，“君集率兵至柳谷，候骑言文泰克日将葬，国人咸集。诸将请袭之，君集曰：“不可，天子以高昌骄慢无礼，使吾恭行天罚，今袭人于墟墓之间，非问罪之师也。””（《旧唐书》列传19侯君集传）
侯君集命令大军击鼓前进，进攻高昌的田地城，“于是鼓行而前，攻其田地”（《旧唐书》列传19侯君集传）。
面对唐军的进攻，高昌军队先是出城迎战，并与契苾何力发生交战，“将军契苾何力为前军，与之接战而退”（《旧唐书》列传148高昌传），《新唐书》列传146高昌传记载，“契苾何力以前军鏖战”，说明战况还是比较激烈的。
此后，唐军主力赶到，高昌军队退守田地城，侯君集命其投降，遭到拒绝，“贼婴城自守，君集谕之，不行”（《旧唐书》列传19）。
这时，唐军的那些攻城器械派上了用场，据《旧唐书》列传19记载，“先是，大军之发也，上召山东善为攻城器械者，悉遣从军。君集遂刊木填隍，推撞车撞其睥睨，数丈颓穴，抛车石击其城中，其所当者无不糜碎，或张氈被，用障抛石，城上守陴者不复得立”。
此战中，唐军用攻城器械作了以下几件事：
首先，“刊木填隍，推撞车撞其睥睨，数丈颓穴”。刊，砍伐；隍，没有水的城壕；睥睨，城墙上锯齿形的短墙。则唐军伐木把田地城的城壕填了，推撞车把城墙的短墙撞坏了。
撞车
第二，“抛车石击其城中，其所当者无不糜碎，或张氈被，用障抛石，城上守陴者不复得立”。则唐军使用抛石车向城内抛掷石块，城内阻挡石块者均被砸碎，高昌守军有人张开氈被，用来阻挡石块，结果很多石块被拦在城墙上，城墙上守卫的人都无法站立了。
抛石车
当天夜里，天象也发生异动，“是夜星坠城中”（《新唐书》列传146高昌传）。
第二天，唐军毫无悬念的结束了战斗，攻克田地城，“明日拔其城，虏七千馀人” （《新唐书》列传146高昌传）。
这里需要说明一点，《资治通鉴》记载进攻田地城所用的时间更短，只有不到一天，“诘朝攻之，及午而克”。
攻克田地城后，唐军马不停蹄，连夜向高昌都城进攻，“中郎将辛獠儿以劲骑夜逼其都” （《新唐书》列传146高昌传）。
据《资治通鉴》记载，唐军抵达高昌都城后，高昌军队再次出城迎战，被击败，“高昌逆战而败；大军继至，抵其城下”。
在此情况下，曲智盛致书于侯君集，向其求饶，据《旧唐书》列传19记载，“智盛穷蹙，致书于君集曰：“有罪于天子者，先王也。天罚所加，身已丧背。智盛袭位未几，不知所以愆阙，冀尚书哀怜。”君集报曰：“若能悔祸，宜束手军门。””
面对侯君集的劝降，曲智盛犹豫不决，侯君集因此下令攻城，“智盛犹不出，因命士卒填其隍堑，发抛车以攻之。又为十丈高楼，俯视城内，有行人及飞石所中处，皆唱言之，人多入室避石”（《旧唐书》列传19）。
面对来势汹汹的唐军，曲智盛的高昌军队显然不是对手，曲智盛所以还在抵抗，可能主要寄希望于西突厥的增援。据《资治通鉴》贞观十四年记载，“先是，文泰与西突厥可汗相结，约有急相助；可汗遣其叶护屯可汗浮图城，为文 泰声援。”
但是，西突厥的表现实在令高昌失望，“及君集至，可汗惧而西走千余里，叶护以城降”（《资治通鉴》）。
西突厥可汗跑了，手下的叶护投降了，在此情况下，曲智盛已毫无希望，只得投降。
但是，开始时曲智盛还心存侥幸，希望以一种较为体面的方式屈服，据《新唐书》列传146高昌传记载，“智盛令大将曲士义居守，身与绾曹曲德俊谒军门，请改事天子”。据此看，曲智盛本人虽然束手军门，但是高昌军队并未放下武器。
这时，副大总管薛万均率军继续进攻，曲智盛无奈，只得全军投降，“君集谕使降，辞示屈，薛万均勃然起曰：“当先取城，小儿何与语！”麾而进，智盛流汗伏地曰：“唯公命！”乃降”。据《资治通鉴》记载，高昌守军开门投降的时间为贞观十四年（公元640年）八月癸酉（初八）。至于该时间是否为高昌军队实际投降的时间，笔者在上文已有分析。
攻克高昌都城后，侯君集分兵攻略高昌其他各城，高昌全境平定。据《唐会要》卷95记载，“（贞观）十四年八月十日，交河道行军大总管侯君集、副总管牛进达，平高昌国”，这里的八月十日，笔者不确定是《唐会要》误将八月初八记为八月十日，还是侯君集最终平定高昌全境，确实在八月十日。
关于唐军的战果，史书记载不尽一致：
《资治通鉴》贞观十四年：下其二十二城，户八千四十六，口一万七千七百，（考异曰：旧传，“户八千，口三万七千七百，”今从实录。）地东西八百里，南北五百里。
《通典》卷191：下其郡三、县五、城三十二，户八千四十六，口万七千七百三十，马四千三百匹。
《唐会要》卷95：下其郡三、县五、城二十二，户八千四十六，口三万七千七百三十八，马四千三百匹。
《旧唐书》列传148高昌传：下其三郡、五县、二十二城。户八千，口三万七千七百，马四千三百匹。其界东西八百里，南北五百里。
《新唐书》列传146高昌传：凡三州、五县、二十二城，户八千，口三万，马四千。
《唐会要》和新旧唐书的记载基本一致，只是新旧唐书去掉了部分尾数。《资治通鉴》采用实录的记载，与《通典》记载一致，人口数只有一万七千七百，如果人口这么少，则高昌胜兵万人恐怕就比较困难了，因此，笔者认为，人口数三万七千七百较为合理。综合来看，唐军战果为：三郡、五县、二十二城、户八千四十六，口三万七千七百三十八，马四千三百匹。
高昌全境平定后，侯君集“勒石纪功而旋。其智盛君臣及其豪右，皆徙中国”，至此，高昌灭亡，“麹氏有国，至智盛凡九世，一百三十四年而灭”（《旧唐书》列传148高昌传）。
唐军此役，威震西域，据《唐会要》卷95记载，“国威既震，西域大惧，焉耆王诣军门请谒”。对此，侯君集也对焉耆进行了安抚，“及高昌破，焉耆王诣军门谒见君集，且言焉耆三城（《新唐书》列传146作“五城”）先为高昌所夺，君集奏并高昌所掠焉耆民悉归之”（《资治通鉴》）。
此后，侯君集率军返回。据《资治通鉴》记载，贞观十四年（公元640年），“十二月，丁酉（初五），侯君集献俘于观德殿。行饮至礼，大酺三日。寻以智盛为左武卫将军、金城郡公”。
至此，唐军讨伐高昌之战胜利结束。恰如《旧唐书》列传148高昌传记载的高昌童谣所言：
高昌兵马如霜雪，汉家兵马如日月。日月照霜雪，回手自消灭。
6、唐军将领的众生相
高昌钱币
平定高昌后，大总管侯君集亲身违反军纪，导致唐军将士出现集体混乱，“君集初破高昌，曾未奏请，辄配没无罪人，又私取宝物。将士知之，亦竞来盗窃，君集恐发其事，不敢制”。
回到京师后，东窗事发，“有司请推其罪，诏下狱”，后岑文本以“功臣大将不可轻加屈辱”的理由上疏求情，侯君集才被释放，此事埋下了侯君集此后参与谋反的种子（《旧唐书》列传19侯君集传）。
副大总管薛万均也被人告发私通高昌妇女，要在大理寺与高昌妇女对辩。魏征对此进谏，“臣闻“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今遣大将军与亡国妇女对辩帷箔之私，实则所得者轻，虚则所失者重。昔秦穆饮盗马之士，楚庄赦绝缨之罪，况陛下道高尧、舜，而曾二君之不逮乎”（《资治通鉴》贞观十四年），太宗接纳了魏征的谏言，释放了薛万均。
行军总管赵元楷也有比较下作的表现，“侯君集马病蚛颡，行军总管赵元楷亲以指沾其脓而嗅之，御史劾奏其谄，左迁栝州刺史”（《资治通鉴》贞观十四年）。
在这种混乱局面中，也有独善其身的，行军总管阿史那社尔是突出代表，据《旧唐书》列传59记载，“十四年，授行军总管，以平高昌。诸人咸即受赏，社尔以未奉诏旨，秋毫无所取。及降别敕，然后受之。及所取，唯老弱故弊而已。军还，太宗美其廉慎，以高昌所得宝刀并杂彩千段赐之，仍令检校北门左屯营，封毕国公”。
四、西州和安西都护府的设置与巩固
1、西州和安西都护府的设置
唐军灭亡高昌后，太宗在高昌故地设置西州和安西都护府。
据《资治通鉴》记载，贞观十四年（公元640年），“九月，以其地为西州，以可汗浮图城为庭州，各置属县。乙卯（二十一日），置安西都护府于交河城，留兵镇之”。
安西都护府
这里说明一点，唐朝最初在高昌设置的州名为西昌州，后改为西州（《新唐书》列传146）。西州下设五县，“太宗以其地为西州，以交河城为交河县，始昌城为天山县，田地城为柳中县，东镇城为蒲昌县，高昌城为高昌县”（《通典》卷191）。
西州五县
面对太宗此举，魏征表示反对，“魏征谏曰：“陛下初即位，文泰夫妇首来朝，其后稍骄倨，故王诛加之。罪止文泰可矣，宜抚其百姓，存其社稷，复立其子，则威德被于遐荒，四夷皆悦服矣。今若利其土地以为州县，则常须千余人镇守，数年一易，往来死者什有三四，供办衣资，违离亲戚，十年之后，陇右虚耗矣。陛下终不得高昌撮粟尺帛以佐中国，所谓散有用以事无用，臣未见其可。” 上不从”（《资治通鉴》贞观十四年）。
魏征
应该说，魏征并没有理解太宗出兵灭高昌，进而设置西州的意图。太宗并非如魏征所说，贪图高昌的土地财富，而是想建立唐朝经营西域的前沿基地，因此，魏征“宜抚其百姓，存其社稷，复立其子”的建议未能说服太宗。
2、唐朝加强西州防务的措施
设置西州后，唐朝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以加强西州防务。
第一，安抚高昌国人。
据《新唐书》本纪2太宗本纪记载，贞观十四年（公元640年），“九月癸卯，赦高昌部及士卒父子犯死、期犯流、大功犯徒、小功缌麻犯杖，皆原之”。贞观十六年（公元642年），“正月乙丑，遣使安抚西州”。
第二，发兵镇守西州。
据《全唐文》卷149褚遂良“谏戍高昌疏”记载，“陛下每岁遣千馀人，远事屯戍”。
第三，募兵戍守西州。
据《新唐书》本纪2太宗本纪记载，贞观十六年（公元642年）正月，“戊辰，募戍西州者，前犯流死亡匿，听自首以应募”。
第四，徙犯罪之人充实西州。
据《旧唐书》本纪3太宗本纪记载，贞观十六年（公元642年），“春正月辛未，诏在京及诸州死罪囚徒，配西州为户；流人未达前所者，徙防西州”。
第五，任命良将管理西州。
据《资治通鉴》记载，贞观十六年（公元642年），（九月）“癸酉，以凉州都督郭孝恪行安西都护、西州刺史。高昌旧民与镇兵及谪徙者杂居西州，孝恪推诚抚御，咸得其欢心”。
第六，反击西突厥的入寇。
据《旧唐书》列传144记载，西突厥乙毗咄陆可汗“遣兵寇伊州，安西都护郭恪率轻骑二千自乌骨邀击，败之。咄陆又遣处月、处密等围天山县，郭恪又击走之。恪乘胜进拔处月俟斤所居之城，追奔及于遏索山，斩首千余级，降其处密之众而归”。《资治通鉴》将此事归入贞观十六年（公元642年）。郭孝恪击退西突厥，巩固了西州的安全。
采取了以上措施后，西州的兵力明显加强，据王永兴《唐代前期军事史略论稿》对吐鲁番出土文书的考证，已查明的西州境内的折冲府有：岸头府、前庭府、交河府、蒲昌府、天山府，共5府。据《新唐书》志40记载，“凡府三等：兵千二百人为上，千人为中，八百人为下”，假设西州境内的5府全部是中府，则西州境内的府兵兵力达到五千人。此外，在良将郭孝恪的治理下，西州兵民也逐渐安定下来，整个西州的防务日趋稳固。
但是，太宗加强西州防务的做法，遭到了褚遂良的上疏反对，其奏疏详见《全唐文》卷149，其理由大致有以下几个：
褚遂良
首先，“陛下每岁遣千馀人，远事屯戍，终年离别，万里思归。去者资装，自须营办，既卖菽粟，倾其机杼。经途死亡，复在其外”。意即将士人心思归，物资装备自己采办，将士难以承受，而且途中时有将士死亡。
第二，“兼遣罪人，增其防遏。彼罪人者，生於贩肆，终朝惰业，犯禁违公，止能扰於边城，实无益於行阵。所遣之内，复有逃亡，官司捕捉，为国生事”。意即迁徙至西州的犯人只会扰乱西州，而无益于作战，而且犯人还经常逃跑。
第三，“高昌涂路，沙碛千里，冬风冰冽，夏风如焚，行人去来，遇之多死。《易》云：“安不忘危，理不忘乱。”设令张掖尘飞，酒泉烽起，陛下岂能得高昌一人斗粟而及事乎？终须发陇右诸州，星驰电击。由斯而言，此河西者，方於心腹；彼高昌者，他人手足，岂得糜费中华，以事无用？”。意即西州与河西诸州之间路途险远，一旦甘州和肃州等河西诸州出现战事，西州无法增援，只能调派陇右诸州兵力增援。而河西诸州相对于西州而言更为重要，因此不能耗费中华去加强西州。
据此，褚遂良建议不要继续戍守西州，而是“宜择高昌可立者立之，微给首领，遣还本国，负戴洪恩。长为藩翰。中国不扰，既富且宁，传之子孙，以贻永世”。其实这是此前魏征的老建议。褚遂良与魏征一样，没有体会到太宗设置西州的意图，仅仅从成本高昂的角度去劝说太宗，自然起不到作用。褚遂良上疏的结果是“书闻不省”（《新唐书》列传146高昌传），被太宗默然拒绝了。
实际上，褚遂良虽然提出的建议毫无新意，但是他指出的问题确实存在，正因为如此，太宗在戍守西州的问题上，也曾出现反复，据《资治通鉴》记载，贞观十六年（公元642年）西突厥入寇伊州和西州后，太宗曾表示后悔：“魏征、褚遂良劝我复立高昌，吾不用其言，今方自咎耳”。但是，由于太宗经营西域的决心是既定的，因此，太宗在西州问题上，虽于言语中有反复，但是实际行动一直没有变，此后，唐军于贞观十八年（公元644年）讨焉耆，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8年）伐龟兹，一路向西进攻，基本完成了太宗经营西域的宏图，而西州，作为唐军向西进攻的前沿基地，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唐太宗
综上所述，贞观十三年（公元639年）至贞观十四年（公元640年），唐朝发兵攻灭高昌，并在此设置西州和安西都护府，为唐朝此后经营西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如对唐朝历史感兴趣，请关注我，继续深入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