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初次与《南方周末》交集是1993年。那时还不知左方。
1993年10月，我在莫斯科访学，正好遇到俄罗斯总统叶利钦与国会发生尖锐冲突：国会罢免了叶利钦，任命鲁茨科伊为代总统；而叶利钦的政府军以数十辆坦克包围了国会大厦。
被莫斯科人称之为“白宫”的国会大厦成了孤岛。
那几天的莫斯科街头既热闹又危险：横冲直撞的坦克，扛着摄像机的记者，支持各方的游行民众，国会大厦的上半部被火烧变成了黑色；电视上，一位扛着摄像机的记者被流弹击中的画面，新闻说，死者是意大利记者……
此时，一个黄种人在公共场所格外引人注目，我还是将一个傻瓜相机藏在大衣兜里，每天都去国会大厦，并写下了一篇长篇报道《93’莫斯科十月悲剧》。
完稿后，找国内的报刊，正好手边有一份《南方周末》，就请有传真机的朋友，按照《南方周末》的传真号传过去。
第二天朋友来电话，说《南方周末》来电话问，稿子是给谁的？我说，不认识《南方周末》的人，让他们看着用吧。
这是我第一次在《南方周末》发稿。之后，给《南方周末》写了许多关于叶利钦和俄罗斯转型的文章。
那时通讯联系不便，只与编辑李晖有过信件往来，连稿费都是由国内亲戚代收，因此对《南方周末》和左方知之甚少。
回国后，忙于自己的主业，为《南方周末》写稿少了。
02
1995年6月，为筹拍电视连续剧《寻找彭加木》，我到广州彭加木家乡采访并选演员，顺便给李晖打了个电话。李晖约我中午去编辑部见面。
李晖没有说吃饭，也没说还有其他人。
我到达时已快两点了。她和一个很不显眼的老先生在《南方日报》的机关食堂等我。桌上很丰盛，食堂很冷清，因为早过了就餐时间。
李晖介绍说，“这是我们的主编老左。”
我对自己的迟到向他俩致歉。左方只是微笑。左方的微笑很亲和，他微笑地注视你，静静地听、慢慢地插话。他有轻微口吃，但他的微笑早已先于他的语言，将会意和理解传递给你。
李晖则非常年轻，这位北大毕业的编辑像一个女大学生。这让我惊讶。
我说，“李晖，你真年轻。在莫斯科时，还以为你是中年人呢。”
李晖也只是微笑，她很内向。
三人中，就我健谈。就又说“你真幸运，这么年轻就有了《南方周末》这样的阵地！”。
李晖说，“哪里哦，你们当导演多好。”
我回答，“一点也不喜欢这个职业，现在的电视剧只有老太太小媳妇才看，哪有《南方周末》的价值和份量……”
说到此，左方插话了：“赵先生，此话当真？”
我回答：“当真！”。
我说的是真话。我不喜欢俗艺术，不喜欢仅仅为娱乐观众而创作 。多年来，我一直羡慕报刊的现实针对性和社会担待……
听完我的告白，左方直截了当地说，“今天上午，听说你要来，编辑部的人就说，能将赵启强请来就好了。”
左方介绍了《南方周末》第二次扩版，要从8版增至16版。并且不等我回答，就非常具体地告知，如果我去，是什么样的待遇……
我动心了。
那时，广东以全新的改革观念和全新的生活方式吸引着内地人。戏称孔雀东南飞（其实也包括麻雀）的浪潮，仍在继续。
于是我直截了当地向左方表示：“我对左先生的提议非常动心。不过，此次广州之行是为电视剧《寻找彭加木》作前期准备，作为导演，我不能退出，而这部戏的完成，怎么都得到明年了……”
接下来便是左方谈《南方周末》，谈他的办报理念。这是左方的永恒话题。只要进入这个话题，左方的形象马上发生变化，他的思维和言语立刻变得敏捷和流畅……
03
就在第二天，剧组的制片主任鲍振川打电话告诉我，他找到中科院沙漠研究所所长夏训诚先生（当年彭加木罗布泊考察队的副队长），当说及我们的预算时，夏所长说，“你们120万经费，别说去拍戏，就是将你们剧组的几十号人拉进入罗布泊都成问题。”
我不是轻言放弃的人，但因为头一天受了左方办报理念和雄心的蛊惑吧，接到制片主任的电话，我第一反应是好事！当即请老鲍立即向台里汇报，要么追加预算，要么暂停上马。
《寻找彭加木》的剧本是我写的，12集，只有120万预算。但在1995年，这笔钱不算少。此之前，我拍过的几部戏，每集成本不过几万元；不像当今，一部连续剧动辄几千万、上亿，一线明星的劳务费也从每集几百元涨到了百万元；稍微脸熟一点演员，一部戏下来都成了百万富翁。
我拍戏很省，且不是遇到困难打退堂鼓的人；真正驱使我做出下马《寻找彭加木》决定的，显然是左方给我留下的深刻印象和邀请。
左方于1995年7月，给我寄来了《南方周末》从8版扩充到16版的扩版方案，建议我负责“域外经济”和“社会观察”两个版面。
左方希望我立即赶往广州。
我接受了左方的邀请，并将对这两个新版的策划和操作思路写下来，寄给了左方。但我没能按左方的要求马上到广州去，因为女儿赵念的预产期是9月。
我是1995年9月到《南方周末》报到的。当时女儿赵念刚刚出生两周。
04
报到后，我只在《南方日报》招待所住了两周，就搬进了报社为我准备的房子。那是左方安排办公室主任苏丽蓉亲自张罗的。
苏小姐领我去看房子时，家具、家电都已配齐；因为知道孩子随后会来广州，连保姆的床都准备了。
房子离报社不远，属于城中村。楼距很近，家家户户的窗户都安装有厚实的防盗窗。
我开玩笑地说，“真封闭，像笼子一样。”
我是随意说的，绝无嫌弃的意思，因为房子很干净，上班很方便。
第二天下午，苏丽蓉到办公室找我，说是去看房子。我诧异地问，不是看过了吗？
她说，“老左说换个地方。”
那时，《南方周末》上上下下都称左方为老左，没有人称呼他的头衔。
就是这么随意一句话，又将办公室主任苏丽蓉折腾了一遍：买家具、配家电……
我搬到了云鹤南路。离左方家很近，能看到他家的窗户。
左方办报精细、严谨，他自己的生活却非常粗线条、不讲究。但通过这件事，足以看到他对属下的关心和细致。
有一次，女儿病了：几天不吃奶，连喝水都呕吐。医院一直当成消化不良医治，拖了好多天。那天是周一，孩子妈妈打电话到编辑部，先是一阵哭泣，然后才说，孩子便血了……我向左方请假，就往外跑。左方在电梯口追上我，说给我派了车。
从广州大道，到云鹤南路拉上孩子，直奔广州儿童医院。孩子已经奄奄一息。
诊断是肠套叠，已经一周了。医生将高压氧气管插入孩子肛门，打通了肠子。医生说，再晚一点，就只有做开腹手术了。
想想都后怕。多谢左方的细致和敏捷的反应……
05
《南周》的第二次扩版是从8版扩为16版，定在1996年元旦出版。有将近半年时间筹备，各部门新增人员大多提前半年到位。
给我的两个版面各配一人：“社会观察”是刚从武大新闻专业毕业的硕士生李思坤，“域外经济”则是山东大学刚分来的博士生李永祥。他是整个《南方日报》社的第一位博士。
我有机会在编辑出报之前，亲身体验到左方的办报理念。
除了每周一的编辑会议，能深刻领悟左方办报理念、并从中受益的，是无数次的私下交谈。
与左方单独相处的时间很多，在办公室，在我们双方的家里；无论公事、私聊，我们之间几乎都只有一个话题：谈报纸、谈《南方周末》、谈新闻理念……即使在我离开《南方周末》后与他的多次再聚——海口、三亚、成都、兰州、广州，也都是因办报的事相聚，也总是在谈论各种形势下的办报理念和策略。
与左方的最后一次见面，是2010年他广州的家里。他身体不太好，说话和行动都很困难；但说起《南方周末》，说起那次专访美国总统奥巴玛而开“天窗”的事件，他立即变得思路敏锐、滔滔不绝。
他还拿出2009年11月19日的《南方周末》给我。
这一期的《南方周末》，头版、二版下面都留下了近半版的空白。
头版下的空白，有两行小字：“不是每一期都有独家采访，但是每一周都可以在这里读懂中国”；
第二版的空白也有两行小字：“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大人物，但每个人都可以在这里读懂中国”
事件经过是这样的：美|国|总|统|奥|巴|玛访华，拒绝了央媒的采访，指名要求接受《南方周末》采访。
由《南方周末》总编辑带队的独家采访，只进行了半个多小时，但专访稿的审查却大费周折：中|宣|部常务副部长亲自审稿、上报外交部，最后把关的，是当时的书记处书记令|计|划。
最后批准见报的内容可想而知……
其实，这一事件与左方没多大关系，他1998年就离开了《南周》，他的继任江艺平也于2001年调离了。
说左方，说《南方周末》，不能不说说江艺平。
左方说过，“《南方周末》是我栽的树，但是在江艺平手里开花结果。”
我去《南方周末》时，主编是游雁凌，左方是退休返聘。后来游雁凌遭抢劫被打（那时的广州盗抢经常发生，本人也有过遭遇劫匪的经历），之后又罹患肝炎住院，淡出了《南方周末》。
接替游雁凌的是江艺平。因此，我在《南方周末》时间不长，却经历过三位主编。
我所经历过的三位主编（左起：左方、游雁凌、江艺平）
我与游雁凌只有过很少几次接触，了解不多。但从同事那里知道，游雁凌在《南方周末》四年，从副主编到主编，能力很强；说他有才气、有霸气，说他“抢新闻、抢稿件、抢作者、抢广告，而且抢起来当仁不让”；说《南方周末》的发展，他功不可没。
江艺平则完全是另一种风格：知性、内秀，一点没有一般女领导、或成功女性常有的张扬和强悍。有人评价她的形象气质“特别像30年代的知识女性”。这很准确。
最能看出江艺平教养的，是她对下属的态度：说话温和、亲切；而且，她具有领导人物最难得的品质——善于倾听。
印象最深的是到她办公室汇报工作，她称呼我赵先生。她不是隔着办公桌听汇报、发指令，而是走下来，坐到沙发上，专注地听我讲。
左方说过，他办报的最高境界是从容。“从容”二字同样可以用在江艺平身上。
左方的从容是深思熟虑，他的言语和行为很少急躁和张扬。他那宽阔的额头里有足够的智慧和谋略能让他从容、处变不惊。
江艺平的从容，则来自广东女人的传统和教养，来自淡薄名利的坦然，来自那种强大的、不露声色的内心力量。
是的，内秀、亲和的江艺平，内心力量非常强大。她任《南周》主编六年，同样经历过无数次惊涛骇浪，她不止一次被传唤到广东省|委|宣|传|部、中|宣|部，说明情况、接受训诫、作出检讨，那柔弱、文质彬彬的外表下，得有一颗多么强大的心脏，才能承受起这万钧的压力啊！
江艺平是2001年卸任《南周》主编的。人们常常将此前的《南方周末》称之为“左方时代”。这个时代的辉煌，江艺平这个名字是不能忘却的。
总之，左方和江艺平的离去，是《南方周末》的一个历史节点。
左方说过，“2001年后，《南周》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对《南方周末》的新时代，外界微言颇多。那以后，我自己见到《南方周末》，也少了许多亲近感；但《南方周末》毕竟是左方的亲儿子，即使去职多年，《南周》所有的成就或委屈，仍会牵扯他的心。
左方是为报纸而生、为《南方周末》而生！左方的生命和灵魂属于报纸、属于《南方周末》。
06
左方1957年进入北大中文系， 1962年从北大毕业便分配到《南方日报》当编辑。
上北大之前，左方在部队服役七年。那是1950年。可见，他的成长是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完成的；他很自然的成为了“共产主义信仰者”。
前些年，面对媒体的采访，左方简单评价了创办《南周》前的自己：“建国后历次的政治运动，我都参与了，有些政治运动我是一个盲目的追随者，有些政治运动我是一个无知的加害者，有些政治运动我是一个无辜的受害者。乌托邦思想、阶级斗争学说，支配了我的大半生。”
因此，“文革”结束后，左方被调离编辑岗位，“发配”到报社资料室坐了六年冷板凳。
六年的“放逐”生活，让左方有充裕的时间思考自己和国家的命运；再者，资料室有足够多的书籍供他阅读，尤其是许多七十年代后期出版的有关西方政治、经济、历史的“内部发行”书籍。
我本人也曾经是这些“内部读物”如饥似渴的阅读者。
可以说，文革前后的一两代人中，许多人的思想启蒙，是在这些“内部发行”的书籍中完成的。
1984年，当左方受命筹办《南方周末》时，这六年的阅读和反思，完成了他灵魂的蜕变，加上二十年的新闻从业经验，左方的厚积薄发，锐不可当。
当然，左方的成功，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因素：《南方周末》创刊于一九八四年。那是中国人的一九八四，而非乔治·奥威尔的《一九八四》；否则，《南方周末》呱呱坠地，就会在 “老大哥”的监管下长大，根本轮不着左方抚育……
这是左方的幸运，《南周》人的幸运。
07
“突破真理报模式”，是左方办《南方周末》的大战略。
真理报是苏共的机关报，属于最高规格的“党|报”。其创办于1912年。1991年被总统叶利钦下令关闭。尽管它的一些编辑、记者，在几个星期后，注册了一份新的报纸，仍叫《真理报》，但这份曾经是世界上发行量最大、影响最广的报纸，不再具有官方性质，也不再由“国资”或“党资”供养了。
“突破真理报模式”不是左方提出来的。
受命创办《南方周末》，左方便向《南方日报》社前社长、《羊城晚报》创始人黄文俞请教。左方称他为“广东最有思想的一个报人”。
他向黄文俞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中国新闻界的改革对象，究竟是什么？
黄文俞回答：“改革的对象就是‘真理报模式’。”
这个问题的提出和回答都非常好。
我们常常看到各种改革口号和改革措施的提出，却很少见到对“改革对象”的清晰描述；我们谈论改革时，雄心勃勃，对需要改革的现实、现状，却总是回避，不敢说到底要改什么？那怕已经到了“病入膏肓”，我们还是只谈医治、只开药方，从不谈病症、病状；尤其不敢谈病因。这恐怕是绝不认错，永不言败的思想作祟，永远是“从胜利走向胜利”。
“真理报模式”，是个抽象概念，为弄清其实质所在，左方远走北京，向著名的老报人萧乾求教。
萧乾是中国最著名的记者、报人。曾先后在天津、上海、香港三地的《大公报》，主编《文艺》副刊。1939年，他到英国剑桥攻读学位。随着战争的蔓延，他放弃读书，成为《大公报》的驻外记者。他是二战期间，欧洲战场上唯一的中国随军记者。他随英军几次横渡英吉利海峡，到达过美、法两个占领区的战场，也随美军进入柏林；他报道过苏、美、英三国首脑的波茨坦会议，报道过纽伦堡纳粹战犯审判……
左方的记忆力惊人，他不止一次跟我谈起黄文俞、萧乾等老新闻人向他传授的办报理念。他常常一字不差地复述新闻界老前辈的原话；正因为此，我也不止一次地对他说，这些记忆太珍贵了，希望他能以回忆录形式，将这一切写出来。2010年在广州见面，我仍然劝说他，“一定要写出来啊，否则太可惜了！”
对“真理报模式”的四点解读，来自萧乾：
第一，只对上负责，不对读者负责。真理报模式是没有读者的。
第二，不从现实出发办报。它不研究社会、不面对现实。它的办报根据就是党的文件。
第三条，它的办报形式是一种僵化的文体和“假大空”的语言。
第四，它是用国家的钱办报，然后用国家的钱去订报给读者看。所以它彻底否定传媒的商品属性。它认为传媒不是商品，而是工具、是喉舌……
“真理报模式”搞清楚了，《南方周末》的大方向、大战略也十分清晰、具体。左方的《南方周末》可以扬帆启航了。
然而，如果我们仔细地推敲一下上述四条就能发现，即使是在左方十分幸运地赶上的“中国人的一九八四年”，要突破其中任何一条谈何容易。
《南方周末》的成长还需要更多的智慧和策略……
08
向左方传授办报经验的前辈，大多生活在高度政治化时代。从他们那里取得的谋事之道，主要是把握好报纸与政治的关系。
新闻界前辈对资本、市场与新闻媒体的关系思考甚少；而八十年代初期的改革开放，恰恰是放权的开始与尝试。各行各业都盯住市场、寄希望于市场，都盼切着市场的力量，能够帮助自己挣脱权力的束缚；但那时，对市场的迎接仅仅是开端、尝试、愿望。
那是一个“双轨制”的时代，经济上如此，政治上亦如此。
开放，不仅没有让“无冕之王”挣脱权力的羁绊登上“王位”，反而使其多了一个主子，面对着双重的主宰——权力与市场。
八十年代初期应运而生的许多晚报、周报、小报的生存状态十分尴尬：仍然离不开权力的批准和监管，却失去官方的“豢养”。就如对一个孩子，只有管束，没有养育，他必须自谋生路。这种成长太艰难了。
左方的开局非常清晰：既要权力的恩准，也要市场的青睐；后面一点，媒体老前辈其实没能给予左方什么灵丹妙药。
他首先打的是市场牌。
左方不仅是办报高人，也是市场高手。江艺平说过，“他对市场特别有感觉。”
八十年代以来，经济效益的追求几乎扩展到所有领域。为此，许多成天扳着面孔党|报社，也放下身段，办起了轻松愉快、可读性强的子报。其目的十分明确——冲着市场、冲着钱去。
为争取读者，占领市场，左方在很多场合强调“三个轮子”理论：“前轮是采编，左轮右轮是发行和广告，由采编拉动发行，发行拉动广告……”
具体数据记不清了，感觉是编辑部、广告部、发行部三部门的编制规模和在报社的地位不相上下。每周一的编辑例会，三部门都要参加，三方面的问题放在一起讨论。
《南方周末》能走向全国、成为百万大报，市场的开发和占有同样功不可没；而且，有了“经济效益”的目标，不要把《南周》办成党|报的初衷，就有了堂而皇之的理由。
他可以理直气壮了：我得将报纸卖出去，才有利润上交呀；而要卖得出去，就不能千篇一律，不能总是扳着面孔……
为了了解市场，左方多次走向街头卖报，学着报童那样叫卖：“最新的《南方周末》啊！”
他到大学区、居民区卖报，了解哪些人买，哪些人不买？然后回去与编辑们商量，开设有针对性的专栏。
左方的市场营销很成功，给《南方日报》社上交的很丰厚的利润。我在《南周》的1996年，上交的利润大约是2000万；左方离开《南方周末》时，已经接近4000万了。
这可是上世纪九十年代的4000万啊！
市场的成功带来的不仅是收益和《南周》的社会影响，也无形中削弱了报纸的D性，增强了传媒的商品属性。
《南方周末》的经济效益，虽说不能让“党报”改姓，但至少它的“子报”可以暂时过继给“钱家”了……
09
《南周》的市场经营成功了。但在那个时代，这并不太难。
那是一个阅读的时代、思考的时代，人们带着强烈的求知欲，补文化思想课，补政治经济课；但那也是一个想入非非的时代、骚动不安的时代，还有许多人是带着强烈的物质欲，补财富课，补成功课，渴求快富、暴富……
于是，满足这两种欲望的书籍、报刊在八十年代大量涌现，并很有市场。
那是编辑部和出版社的黄金时代。
那时有太多的书报亭，太多卖书报的地摊。那个时代发行几百万、甚至上千万的报刊很多，《南方周末》的百万发行量并非业内翘楚。
只是那些软性的、甜腻的、鸡汤式的文章，那些耸人听闻、撩拨人心的地摊文学，不可能在新闻和文化思想领域占有一席之地。
《南方周末》不仅要发行量，要有知名度、美誉度；还要能让最有文化、最善于思考的人——大学生、中老年知识分子，购买和阅读这份类似晚报性质的“周末”小报；甚至能让学者及各路精英关注《南方周末》、为其写稿……
我在《南周》时，就曾经请秦晖、金雁、茅于轼、郑也夫等人为我的版面写稿。
这场攻占文化思想阵地的战斗，远比攻占市场艰难。
从1984年一路走来，难关不少、惊险重重。用走钢丝来形容左方十四年的《南周》之路，一点不为过。
走这条钢丝需要高超的技巧和智慧，左方必须小心翼翼地走，必须谨慎地把握分寸、把握时机、把握平衡……
如果他从左边掉了下去，那他会痛失“爱子”；如果从右边掉下去，他就只能成为一个赚了钱、出了名的书商、报贩，只能给新时期的新闻史、报刊史留下一些好看的数字和曾经的热闹。
《南方周末》还有更长的路要走，更难的关卡要过……
第二次扩版后《南方周末》，将会以什么样的新面目与观众见面？ 带着雄心而来的我，能不能与左方、与《南方周末》相伴而行？
（未完.待续）
敬请关注：“我与左方及《南方周末》的缘和分”（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