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年，韩国经历了三任总统，但“赵斗顺”却依旧是这个国家难以治愈的痼疾。2008年因为性侵8岁的女孩娜英，并对她造成了严重的人身伤害，赵斗顺被判12年有期徒刑。针对他的裁决和处置引发了韩国社会的震动。“赵斗顺”因此成为了那些受法律保护而免于严厉惩罚的性犯罪者的代名词。后来这一事件被改编成电影《素媛》，在电影里，这是一个无辜生命遭受蹂躏的悲伤故事，而电影之外，即使改变了法案，也不能远离罪恶。
据韩媒，韩国法务部8日公布了今年的工作计划，其中就包括将研发一款智能电子脚链。该脚链可以通过收集佩戴者皮肤分泌的体液，实时监测其酒精浓度，防止佩戴者暴力犯罪的再次发生。报道称，素媛案罪犯赵斗顺佩戴后，他只要一喝酒，管制中心就能知道。
恶魔归来
韩国民众的愤怒之火烧到青瓦台时，政客们都看上去反应迅速，他们修订法律、出台法案：将有期徒刑的上限从15年提高到了30年；确定性犯罪者不再适用于酒醉减刑规定；取消公诉时效限制；扩大电子脚链佩戴对象；扩大个人信息公开范围。这些修改无疑是进步的，但娜英一家和整个韩国还是不得不接受一个事实，2020年12月，赵斗顺就要回归社会了，但他们还没做好准备。
12月12日天还没亮时，赵斗顺走出首尔南部的一所监狱，坐上一辆灰色的公用面包车，向安山市驶去。“阉割赵斗顺！”“赵斗顺死刑。”抗议的市民站满了车道，赵斗顺所到之处，都是嘈杂而愤怒的人群。“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保护这样一个强奸犯？”有抗议者喊道。
在此之前，为了阻止赵斗顺出狱，近一百万的韩国人两次向青瓦台上书请愿，但他们的要求被驳回了。根据韩国法律中的“一事不再理”原则，不能对同一次犯罪进行两次处罚，因此，法院不能对他重新判刑。于是现在，抗议者们只能横躺在马路中间，亦或是爬上车顶，用脚猛踩，试图做出最后一点抵抗。
面包车里，一个护送赵斗顺回家的警察看到他自言自语：“我犯下了人神共愤的罪行，以后要在反省中生活下去。”但没有人可以为他出狱后不再犯罪做保证，甚至连他自己也不能。根据韩国媒体报道，服刑期间，他在请愿书中写道：“记不清犯罪当时的情况了”，他还“恳切地希望和受害者见上一面”。他在监狱里接受了550小时的心理治疗，第一次被诊断为“再犯系数低”，2018年第二次诊断则是“再犯系数很高”。由于监狱心理治疗室的人力被削减，还没完成全部的治疗，他就带着高危险系数的评价结果出狱了。
赵斗顺
面包车到达安山市保护观察所，赵斗顺登记了电子镣铐信息。2008年由于赵斗顺一案，韩国政府通过了法案，要求性犯罪者刑满释放后佩戴电子脚链，可以对其位置进行实时追踪。但根据韩国有关部门数据，韩国每年平均发生60起性犯罪事件。在再次犯罪的案件中，一半以上发生在距离电子脚链佩戴者家1公里以内；33%发生在100米以内。电子镣铐的有效性被一再质疑，对于赵斗顺，民众们不相信电子镣铐能避免他再犯。
当赵斗顺走出观察所大门时，他双手背在身后，手心攥着一个橘子。“向国民道歉！”“赵斗顺滚出安山！”摄像机、麦克风在一旁等待他做出回答。接着，他俯身鞠了两躬，一言不发钻进了面包车。他今年68岁，头上戴的圆顶鸭舌帽盖住了他的白发，他的身体看上去还很健壮，他的狱友告诉媒体，赵斗顺在监狱里会每天坚持做1000个俯卧撑。曾负责调查他的刑警告诉媒体，赵斗顺在入狱前对他说：“我就算吃 15 年、20 年的牢饭，即使出来已经快 70 岁，我也会在监狱里好好运动，你就等着我出狱吧。”
离开观察所后，面包车驶向终点——安山的一所公寓。市政府为赵斗顺的出狱战战兢兢，在过去几年，韩国行政安全部的城市犯罪安全指数评价中，安山已经连续5年不及格，获得了最低的等级。不安和焦虑像长鸣的警报器一样悬浮在安山市上空。“几乎所有我认识的人都在忙着在网上搜索他家的位置，我也这么做了。”咖啡店的员工李多贤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有人说监狱并没有改变他，他仍然是一个暴力的人。你不会想让那个男人出现在街上。”
为了缓解民众们的担忧，政府依照判处结果将赵斗顺的身份信息做了公开，给他佩戴上电子脚链。警方在他家装了监控系统，在附近的街区增加了35个监控摄像头，安上了更亮的路灯和警察亭，还派出了12名从特种部队或武术队招募的保安，每天24小时在赵斗顺附近巡逻。
距离赵斗顺家大约一公里的一间房子里，受害者娜英又回到了被噩梦反复折磨的那段时光，对于12年前的那场侵害，她尽量闭口不提，但几个月前，已经上大学的她不得不跟爸爸认真讨论。娜英爸爸提出搬家，他害怕赵斗顺报仇，但是娜英哭着说：“有障碍的我去别的学校的话，会交多少朋友呢？不会被排斥吗？在这里的朋友们都理解我，帮了我很多。”
罪与罚
娜英的噩梦是从2008年12月11日开始的。早上8点30分，京畿道安山市元谷洞教堂前，娜英遇到了赵斗顺。“你去教堂吗？”赵斗顺问她。“不，我得去学校。”娜英说。紧接着，她被赵斗顺强拉着穿过教堂的玻璃门，被拖到了一楼走廊尽头的卫生间。赵斗顺关上厕所门，放下马桶盖，把她摁坐在马桶上面，他试图与娜英发生性行为，娜英反抗了。他用拳头砸向娜英的脑袋和脸，他勒住她的脖子，把她推进马桶，娜英因为窒息而彻底昏厥，接着，他性侵了她。半个小时后，当娜英逐渐清醒过来，卫生间里只剩下了她一个人，她爬出卫生间，不断呼喊着“救救我！”经过的路人替她报了警。
《素媛》剧照
9点10分左右，警察赶到了现场。搜查队员李京民接受采访时回忆道：“我们在工作中经常要去危险的地方，但那个地方即便是过了10年我也记忆犹新。那是一个又长又窄的卫生间，卫生间里面有一个座便器，周围都是血痕。不仅是卫生间里面，连入口外都有很长的血迹。”现场警察试图采集指纹，但玻璃门把手、卫生间门、墙面上都是赵斗顺用抹布抹过的痕迹。花了六个小时，在这间1平米多的卫生间里，他们找出了三处指纹。57小时后，在距离教堂只有500米的赵斗顺家，警察局逮捕了赵斗顺。
他们将指纹、监控录像、沾有娜英血迹的鞋子和其他证据摆在这个有14次前科的惯犯面前，赵斗顺只是回答，当时喝醉了，什么都不记得了。2009年1月9日，检方以 “强奸伤害罪” 起诉赵斗顺，并以有犯罪前史和犯罪手段恶劣的理由判处他无期徒刑。
这场暴力让娜英失去了性器官和大部分肛门，后来，面对法庭时，她戴着排泄袋，坐在硬邦邦的凳子上，向法官复述那天的遭遇，录像机出了事故，她来回讲了四遍。“你有没有闻到犯罪者身上的酒气？”法官问她。她诚实地回答了是。她没想到，这样一个问题竟然会改变案子的结果和她的人生走向。
最终，法院以犯罪时处于身心微弱状态，判处赵斗顺12年有期徒刑。十几年后，做出判决的法官李秀珍对媒体解释说：“当时，根据保护观察所的精神鉴定，他们得出了赵斗顺喝醉了，处于‘身心微弱’状态的结论。作为法律界人士，我认为酒醉减刑是旧时代的坏遗产，因为在工业化过程中饮酒频繁，所以‘喝酒闯了祸可以被原谅’的意识已经定型。”
2013年6月，韩国议会修订了《性暴力惩罚法》，进行性暴力的犯罪者将不再适用于酒醉减刑。但在实际情况中，对“醉酒”犯罪者的判罚仍由法院酌情裁决。专门处理儿童性虐待案件的女检察官朴恩荣（Eun Jung Park）在接受JTBC采访时说：“目前，拥有自由裁量权的法庭还是倾向于对在犯罪中处于醉酒状态的性罪犯者减少判刑，这一习惯基本没有转变，辩方在辩护时还是倾向于证明犯罪者有多醉。”
2019年7月，演员姜智焕被控与两名女性工作人员饮酒后，对她们进行了性侵。他的辩护理由仍旧是醉酒。2019年10月，一个26岁的男子在釜山国立大学宿舍性侵了一个大学生，法庭判决他以缓刑代替监禁，辩护理由仍旧是他在性侵时喝醉了。
在韩国的这种法律制度下，酒后驾车的人反而会比醉酒强奸犯受到更严厉的惩罚。韩国的司法体系认为酒后驾车不是错误，而是谋杀未遂，醉酒司机有伤害他人的意图，即使没有人受伤。如果醉汉不是司机，而是性侵犯者，法庭上就需要对犯罪者伤害的意图进行辩论。犯罪者是否预知到他要攻击她成为衡量侵略者责任的核心问题。
比起对性犯罪者的指责，人们将更多的错误归结到了酒上。赵斗顺被判刑后，他的妻子不仅没有和他离婚，还经常去探望他。“做饭和配菜，打扫家里和所有的家务活。我丈夫已经做了20年，”赵斗顺妻子在请愿书中说，“除了喝酒时，他会变得脾气暴躁，平时在家，他都是一个很平和的人。”
韩国法律对于性犯罪者的从宽处理迫使一种激进情绪在网络上被释放。10月韩国的一位搏击选手在YouTube上喊话赵斗顺，出狱的那天他会去找他。不少韩国网友还发起了出钱雇打手前往安山打赵斗顺的活动。一个会员数超过6000名的网络社区“赵斗顺处决协会”的会员对媒体说：“如果不能从公共角度解决的话，我会从私人角度来解决。”
愤怒或许源自无力。根据韩国警察厅提交的资料显示，近4年内以未满13岁的儿童为对象的性犯罪事件数量为2016年1083件，2017年1261件，2018年1277件，2019年1374件。而性犯罪再犯率也在上涨，2016年的4.4%，2017年的5.3%，2018年达到了6.4%。
创伤
创伤始终伴随着娜英，受侵害后，她再也没有跟父母坐在客厅里，一起看电视剧或综艺节目了。突然看到性暴力的新闻或故事，她会陷入奔溃，所以她干脆避开这种刺激，偶尔打开电视，她也只看小孩子看的动画片。上大学后她住的单间公寓里有一台电视，她叫人把它搬走了。她的父亲有点担忧：“她不看电视，不看新闻，都不怎么了解社会知识。”
《素媛》剧照
直到她小学毕业前的四年时间里，她每周都要在安山和首尔之间往返两次，去首尔新村的 向日葵（2.870，-0.05， -1.71%）性暴力受害者康复中心做治疗。受伤后的一年里，娜英都戴着排便袋一起生活。学校里，有时会遇到排便袋爆炸的情况，那是她最害怕的事情，她为此总是小心谨慎。好在班主任准备了装着食物垃圾的袋子，他会帮她清理爆炸的排便袋。
后来，娜英接受了脏器复原手术，但遗留的腹泻问题将成为永远的障碍。她跟妹妹住在一个房间里，上下铺，她的床单两天就要洗一次，她提出想单独一个人住，因为对妹妹感到抱歉。同学聚会或学校出游的前一天，她总睡不着觉，她担心会在同学面前失误。
12年过去，娜英已经成了大学生，除了口红、粉饼，她还随身带着尿布和超长款卫生巾。赵斗顺出狱后，她还要带一个无线电对讲机。遇到紧急情况时，如果发出救援请求，就能迅速通知给别人。她爸爸还打算买一把液化气喷火枪，用来自卫。娜英曾经最大的梦想是当医生，但她放弃了，她担心作为医生出名以后，赵斗顺会回来报复。
娜英的爸爸在接受采访时多次表示过抗议，但没有法律的支撑，政府部门无法要求赵斗顺离开安山。政府部门答复娜英爸爸，如果需要安心的话，就搬走去过平静的生活吧。高中以来，娜英从未缺席过一次学校的课程，上课、晚自习、回家，这样固定而熟悉的生活节奏令她安心。尽管害怕陌生，不愿意离开，但在12月11日赵斗顺回家之前，娜英还是跟家人达成了一致，他们一起离开了安山。
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